_阿Q正传_与_陈奂生上城_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浅谈鲁迅与《阿Q正传》
浅谈鲁迅与《阿Q正传》【内容摘要】：鲁迅先生是我国，乃至世界都享有较高名誉的大文豪，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求学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和思想以及封建社会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阿Q正传》的发表，使得鲁迅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伟大、最勇敢的旗手和主将。
从内容上来看，《阿Q正传》主要是说明小说发生地未庄的社会环境、人物构成等与阿Q 悲剧的联系；小说通过对阿Q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胜利法”的描写，表现了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问题；通过悲喜剧结合，运用白描手法，创造性地塑造了阿Q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了世界名著《阿Q正传》，也因此奠定了鲁迅先生文学大家的地位。
本文试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小说的写作背景和思想意义以及内容这几个方面进行浅谈。
【关键词】：鲁迅、《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国民性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
上承19世纪，下启21世纪的20世纪中华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篇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翻开这一页，鲁迅先生是一个无论怎样都无法回避开的章节。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后改为豫亭，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他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支持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伤害的旧时代农民的典型——阿Q。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力气过活。
国民灵魂的透视：阿Q与陈奂生
国民灵魂的透视：阿Ｑ与陈奂生阿Q者谁？鲁迅笔下闻名世界的艺术典型。
陈奂生者何？高晓声作品中“漏斗户主”桂冠的拥有者。
把这身居两个朝代，时逾六十多年之久的两个人物相提并论，难免引起世人的诧异。
尽管他们两个已经是世人公认的艺术形象，但他们从外貌到行状，不同之处不胜枚举。
可是如果将这两个艺术形象放在一起进行全面的剖析比较，就会发现在他们面目各异的血肉之躯中，却包裹着相同的国民灵魂。
对这两个艺术形象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是将阿Q精神当作国民性弱点提出来的，是为了“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诚如他在弃医从文的抉择中谈到：一个愚弱的国民，不管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
鲁迅重在“立国”必先“立人”。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重在展示新的历史时期国民性的弱点。
重在表现建国以来农民的苦衷、热望、爱憎和理想，揭示广大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命运。
他塑造陈奂生形象，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
阿Q的精神和陈奂生的性格，是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
阿Q和陈奂生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
一陈奂生与阿Q比较：相同之处很多。
他们都生活在江南农村，横遭世人欺凌，处于社会底层，常常受温饱所困，时时有改变自身境况的要求。
他们都上过城，都有感受“城中新奇”而轻视乡下人的心态……从这些视角可以看出：二十年代的阿Q戴着旧毡帽，拖着黄辫子，历经近七十载，方找到姓氏而成为八十年代的“陈奂生”。
陈奂生有点像阿Q，糊涂屈辱、老实、木讷，老实到愚昧、麻木的程度。
陈奂生是阿Q的后代，但陈奂生并不就是新时代的阿Q。
陈奂生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他心目中的共产党——吴楚书记。
然而，陈奂生就像是解放了的阿Q。
时代变了，“他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实非终身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阿Q”可比。
从《阿Q正传》谈鲁迅早期小说的批判性
从《阿Q正传》谈鲁迅小说的批判性李小平【内容提要】：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
但他的小说思想深刻，技巧精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鲁迅毕生从事着对国民性批判的工作。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因为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正严重地牵绊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鲁迅的文学批判观念是以促进人的精神健全、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尺度的，他旨在通过对愚弱国民灵魂的批判否定，重建新的理想的人性，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他将文学的审美超越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求，与人的现实价值的实现结合了起来，强化了文学观念中的批判性、真实性、历史感和超越性。
《阿Q正传》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品，它深刻的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面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问题。
作品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
《阿Q正传》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艺术手法精湛绝伦，是鲁迅先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世界文化长廊中的一件珍品，是千古不朽的名著。
【关键词】：阿Q正传鲁迅小说批判性正文：一、从《阿Q正传》的思想主题看鲁迅小说的批判性：《阿Q正传》通过阿Q的悲剧命运，深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现实面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尖锐的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本质问题：农民问题。
小说表明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启蒙，彻底打碎农民精神上的枷锁，才能使他们真正觉醒，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道路，中国的民主革命才会有光明的前景。
小说特别透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揭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人们的“病苦”，以此“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试比较阿Q和陈奂生人物形象的异同
试比较阿Q和陈奂生人物形象的异同刘占桂内容摘要：本文试比较鲁迅笔下的阿Q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两位农民形象，分析两位人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在相同的生活困境和相似的生活经历下，对待“革命”的截然相反的态度，从而进一步剖析两位人物形象在时间上的异同性和空间上的趋同性，揭示了中国的农民在满足了物质生活之后精神生活的滞后。
关键词：阿Q；陈奂生；农民形象；异同二十世纪末出现的乡土文学以一种质朴的情感表达，浓郁的乡土气息，为文学创作吹进了一股清风。
文学创作中以鲁迅的作品，开乡土文学之先河。
鲁迅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性形象，揭示了旧式农民的疾苦，批判了国民劣根性，从而引起疗救之效。
而高晓声所写的陈奂生被誉为新时期的阿Q,陈奂生性格中既有新时期农民的困惑与迷茫，又沾有浓厚的“阿Q气”。
本文尝试以阿Q和陈奂生形象比较分析为出发点，具体剖析人物的典型性格，解析阿Q“精神胜利法”和陈奂生善于自我安慰的典型心理，来比较人物形象的异同。
阿Q和陈奂生身处不同时代，人物在时间上各自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但在空间上却完成了人物性格精神特质的内在联系。
一、鲁迅笔下的阿Q（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现当代文学中第一个主动描写农民形象的作家鲁迅，他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对比门外现代西方文明和门内传统封建思想文化，选择了自己熟谙的故乡生活为描写对象，将对民族现状的关注和对民族未来的焦虑落实在了对未庄的社会剖析与刻画中。
未庄，一个封闭、落后、封建、愚昧的江南小村，同时也是阿Q一生活动地主要场所，有着各种传统农民精神生活的场所：破庙、尼姑庵、戏台、茶馆；同时也有农民精神生活的常态，吃茶聊天，听戏赌博。
在未庄生活着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有凶恶地狼性和卑屈地奴性相结合的赵太爷父子，他们因富贵尊显而骄横，又因腐败没落而怯弱、狡猾善变而又顽固守旧；还有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资产阶级投机分子“假洋鬼子”，他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却又在封建思想和民主思想之间矛盾着，于是就形成了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地主阶级封建思想的混血儿式的革命党人的形象；还有狡猾奸诈，虚伪自私，冷淡麻木，缺乏同情心的女性看客形象吴妈和邹七嫂子，以及与阿Q同伍的王胡和小D。
从阿Q的悲哀到国民的劣根性
论《阿Q正传》的悲喜剧特色——从阿Q个人的悲哀到国民的劣根性摘要：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上的中国现代小说。
作者在书中所塑造的阿Q这一形象，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是在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下充满矛盾与悲哀的悲剧形象。
《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是鲁迅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结果。
作者运用外冷内热的表现手法，用他犀利的解剖刀将阿Q的形象上升至整个国民性的高度，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时又深感痛惜、憎恶和鄙夷的情感中，力图找出中国国民性中的缺点和劣点，从而试图寻求出一条改造国民性、复兴中华民族的道路。
关键词：悲喜交加压迫剥削精神胜利法国民劣根性《阿Q正传》的结尾是悲喜交加的。
“未庄的人自然都说阿Q坏，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可笑的是，当时的人们竟把杀头当做看戏，还遗憾于游街的阿Q没有唱戏。
但同时，可悲的也正是这一点，人们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嘴脸在此表露无遗。
他们嘲笑的，是阿Q，同时也是他们自己。
本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这一线索人物，写出了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舂米、割麦、撑船”，阿Q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生活。
小说通过描写阿Q的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他遭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其性格的前后转变和悲惨的命运，深刻得揭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与矛盾，为那些深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的劳苦大众发出了呼喊，但同时又怒其不争，讽刺了其麻木健忘、自甘堕落、自轻自贱的懦弱性格，从而深刻得批判了整个国民的劣根性。
从时代背景上来讲，《阿Q正传》向我们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实面貌，严厉的讽刺了一群心灵丑恶的麻木的中国人。
《阿Q正传》的悲喜剧特点，“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①是对《阿Q正传》最好的概括。
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
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目录引言 (2)一、“国民性”探源 (2)（一）什么是“国民性” (2)（二）“国民性”的表现特征 (3)（三）“国民性”批判价值 (4)1. 改变国民精神 (4)2. 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面貌 (4)二、“国民性”在鲁迅小说中的体现—以《呐喊》、《彷徨》为例 (4)（一）“吃人” (5)（二）麻木 (6)（三）奴性 (7)（四）看 (7)（五）精神胜利法 (8)三、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影响 (9)（一）“国民性”批判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 (9)1.唤起人民大众的觉醒 (9)2.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打下思想和群众基础 (10)（二）“国民性”批判在当今社会产生的影响 (10)结论 (11)主要参考文献 (1)摘要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他开启了白话文小说的时代，带领着中国现代小说走向成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
他尖锐的笔锋、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将本人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融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凸显了其探索国民性的核心思想。
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射出“百病缠身”的旧中国面貌。
本论文主要通过对鲁迅最具代表性的几篇小说人物艺术形象的分析，阐述中国国民性在小说中的体现，揭示鲁迅批判和改造国民性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再现这位文学巨人“民族魂”的刚毅性格和不朽功绩。
关键词：现代文学鲁迅国民性思想鲁迅小说的“国民性”批判研究引言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始终把批判和改造国民性作为第一要著。
在写到国民性时提到了中国人是百病缠身，种种的“劣根”埋藏在中国人的国民性中。
他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太难改变了。
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浅谈高晓声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思考分析解析
浅谈高晓声对“国民性问题”的再探索摘要陈奂生系列作为高晓声的代表作之一，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品以陈奂生这一背负着思想包袱、极具国民性的中国农民为描写对象，深入细致的刻画了时代变化在农民身上留下的痕迹。
他们既有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也有愚昧、狭隘的顽固缺陷。
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幽默的语言直面历史的严酷与现实的不足，写出了底层群体的真实精神状态和命运遭遇，指出了在光明的大格局中仍存在令人痛心的社会现实，这在其他作家都热衷于表现农民翻身的喜悦的时期是难得的。
对于主人公陈奂生，高晓声既批判他身上的劣根性，也殷切盼望着他的转变。
他探索了陈奂生悲剧命运形成的多方面，不仅关注到农民追求精神生活的现象，也对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了解剖。
这些内容的加入使陈奂生系列小说极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对人们研究“国民性问题”具有很大的价值。
作者本人在文章中独到的分析和解剖也为改造国民性这一命题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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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晓声；国民性；陈奂生系列小说GaoXiaoSheng’s Rethinking on The“National Problem”ABSTRACTChen Huansheng series novels ,one of Gao Xiaosheng’s most famous literary works,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These works with ChenHuansheng this burdened with this thought weight,a very national Chinese farmers as the object of description, in-depth and meticulous depicted the traces of the times change in the farmers.They have industrious and kind-hearted traditional virtues, but also have a foolish, narrow and stubborn flaw.The author takes a high degre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humorous language to face the harsh and realistic problem of history,wrote the real mental state and fate of the bottom groups,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sad reality of the great pattern of the bright,This is rare compared with other writers.For the protagonist Chen Huansheng, Gao Xiaosheng not only criticize the worst instincts, but also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his change. He explored the many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gic fate of Chen Huansheng,not only concerned about the phenomenon of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life, but also analyzed the bureaucracy and unhealthy style of work.The addition of these contents makes Chen Huansheng series novel full of contemporary and reality ,It has great value for people to study "national problem".The author's unique analysis and anatomy of the article also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position of thesis.Keywords：Gao Xiaosheng; national character; Chen Huansheng series novels目录前言 (1)一、“国民性问题”探索的延续性 (1)（一）陈奂生的金钱意识和精神追求 (1)（二）小农意识影响下的陈奂生 (2)（三）陈奂生对“精神胜利法”的因袭 (3)二、底层视角下的陈奂生系列 (3)（一）高晓声笔下的底层群体 (3)（二）陈奂生们的生存选择 (4)三、揭出“国民性问题”的成因 (5)（一）官僚主义、极“左”路线对人的损害 (5)（二）落后农民的精神病态及扭曲心理 (6)（三）高晓声对“国民性”批判的局限性 (6)结语 (7)参考文献 (8)致谢 (8)前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不离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
《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
《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一、本文概述《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国民性的弱点。
本文旨在探讨《阿Q正传》中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通过解析作品的主题、人物、叙事手法等方面，深入剖析鲁迅如何通过对阿Q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示了旧中国国民性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而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概述部分，本文将首先介绍《阿Q正传》的创作背景，包括鲁迅的创作意图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接着，将概述作品的主要内容和情节，以及阿Q这一主要人物的形象特点。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阐述鲁迅在作品中如何运用讽刺、幽默等手法，通过对阿Q的生动描绘，展现了旧中国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和国民性的弱点。
本文将总结《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鲁迅国民性批判的重要性和意义。
通过对《阿Q正传》的深入解读和分析，本文将揭示鲁迅如何运用小说形态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并探讨这种批判对当今社会的启示意义。
本文也将为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鲁迅与国民性批判鲁迅，原名周树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深受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充满了对人性、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洞察。
在《阿Q 正传》中，鲁迅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社会批判，展示了他对国民性的深入剖析和批判。
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性格、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鲁迅认为，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于国民性的缺陷。
他通过对阿Q这个角色的刻画，揭示了国民性中的自私、麻木、盲从和保守等负面特质。
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形象，他既是中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代表，也是国民性缺陷的集中体现。
阿Q的自私和狭隘，使他无法理解和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的麻木和盲从，使他成为旧制度和旧文化的维护者；他的保守和顽固，使他无法适应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分析鲁迅作品,谈谈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认识
分析鲁迅作品，谈谈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认识鲁迅在其作品中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生存、精神境遇的尴尬，而这一尴尬是走向现代的中国人无时无刻不面临的问题。
在现代的开端，鲁迅就暗示了中国人的现代境遇，这是鲁迅的超前性。
（1）鲁迅是中国批判力量的源泉①残酷的自觉意识鲁迅的批判性来自其以启蒙的视野进行国民性批判，鲁迅做的是深入地挖掘中国积贫积弱的文化根源。
为重塑现代中国而自愿成为“历史中间物”，这一批判精神与一种深刻的反省联系在一起。
鲁迅认识到，他并非是他所要批判的世界的无辜者，而正是他所要批判的世界之中的一份子，这一残酷的自觉早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便已经显露：疯*子也是吃R的世界里的一员，也参与到吃R的行为之中。
因而，对吃R的世界的否定也就是对自身的否定。
②批判的力量这种批判性使鲁迅杂文也具有匕*首的力量，可以用来战斗，鲁迅对不公世界的揭示，对现代政治的荒谬与残酷的讽刺，使得鲁迅的杂文成为批判性的代名词。
可以说，鲁迅的批判是彻底的，因为他把自身也否定了，这就是为何他是现代中国批判运动的原动力，只有彻底的批判才能够赋予其后继者以继续向前的勇气。
当代中国任何批判力量都试图援引鲁迅，并因此而获得合法性。
（2）鲁迅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永恒的异质性存在正是这种异质性存在，使得直面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了方向。
鲁迅的文学与其批判性是同一的，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具有了异质性的力量，这对于一个同质化进程中的现代中国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
中国迈向现代的进程，如果是不断西方化的进程，那么中国的主体性将不复存在。
正是因为有了鲁迅时刻提醒中国知识分子以批判、反省的态度对待现代性，从而为中国确立主体性提供可能，并进而为重建一个新的美好世界而奋斗。
（3）鲁迅为了达到批判国民性，创作出独特的小说写作艺术①“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有独特的塑造典型化人物的方法。
鲁迅称他的方法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杂取种种人”是根据人物特定的社会属性和复杂性，充分地、真实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
以阿Q和陈奂生为例,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以阿Q和陈奂生为例，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阿Q和陈奂生分别是鲁迅与高晓声笔下的经典人物，以二者为例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分析如下：（1）鲁迅与高晓声作品中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具有前后相延续性①鲁迅重在对封建制度下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以及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考察，其理性色彩体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②高晓声重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从当代历史发生的挫折与传统文化积习相关的理解出发，高晓声揭示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的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所蕴涵的麻木、愚昧的顺从。
因为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因此，这些小说被批评家看作是继续了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2）鲁迅与高晓声对国民性的批判力度以及对改造国民性的前途各持己见阿Q和陈奂生又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国民，身上所体现的“国民性”特点包括劣根性各有不同，两位作者对国民性的批判力度及强弱并不一致，同样对改造国民性的前途各自抱着不同的态度。
①果断的批判和悲观的态度鲁迅曾说过，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鲁迅对当时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并且对国民改造的前途持极其悲观的态度。
②温情的批判和期盼的态度高晓声的“陈奂生”并非阿Q第二，陈奂生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时代给他带来的变化都是阿Q所不能比拟的。
陈奂生们固然有他们的悲剧，即“他们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材料”。
令人欣慰的是，在农村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之后，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陈奂生终于从历史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寻找自己和自己的位置。
论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国民劣根性
论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国民劣根性摘要：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作品深邃而富内涵，大气而亲切。
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忧国忧民之情。
然而有的人不理解，说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表现出一种对国民的人格的揭露。
说这是在“卖孬”。
真的是这样吗？本文就这一论题谈一谈本人的见解。
关键词：论鲁迅作品国民劣根性正文：鲁迅，一位文坛巨匠，有着独属自己的个性与真挚，又饱含了亿万中国人的热情。
在文学创造中，他是耀眼的，但同时又有着自己的寂寞。
面对着当时的旧中国，黑暗、腐朽、到处是人吃人的社会。
作为一名爱国的文学家，他的心在流血。
他呐喊，他要唤醒“铁房子”中的人们。
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工具是有手中的笔，于是在他的笔下，他的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诞生了。
下面我们结合鲁迅的作品分析一下：一、鲁迅为什么在文学作品中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民族劣根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鲁迅对这一劣根性的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中国的小农经济土壤中萌生的宗法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儒家道德观念的熏陶，不断得加固这种社会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的侵染下，奴性和专制性等性格体系相互交织，自然而然得形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劣根性。
点出国民的软弱麻木等种种劣根性，这样可以唤醒一些人的良知和心。
让更多的国民可以觉醒。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昏昏噩噩地活着，国家会败亡。
如果觉醒，国家就有救。
鲁迅先生先前是想通过用医术救人，后来他意识到我们的国家病了，需要所有的人的觉醒，他充当了国家的医生，文章的批判就是治病。
我们应理解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苦心和特色。
特别要理解鲁迅毕生从事国民性批判的苦心”。
而这个用心和苦心，就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或者说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
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
_阿Q正传_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
“病根” ， “苟活” 即是在 处境中表现出的诸种 国民性表现的劣根性根本， 也就是鲁迅国民 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的逻辑原点 。由于鲁 迅本人没有指明这一“原点 ” 的存在， 严格上 讲， 从其国民性批判中逻辑地推出这一“原 点” 是存在困难的，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一寻找 “原点 ” 的工作， 既是演绎， 更是阐释、 揭示和 印证， 但这一揭示， 必须既能逻辑整合鲁迅的 考察， 又能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 拙文在此 对鲁迅所揭示的诸种劣根性 预设的基础上， 揭示了这些劣根性表现的两面 进行了分析， 性、 变通性和可操作性， 这些都直指一个原初 的动机或不变的出发点， 诉诸鲁迅对这些劣 根性表现的具体描述， 可以用“私欲中心 ” 四 。“私欲中心” ， 个字概括之 并非否定“私欲 ” 的合理性， 而是指出只有“私欲 ” 的可悲性。 ， 、 “虚伪 ” 、 抓住这个“原点 ” 则所谓“卑怯” “巧滑 ” 、 “无特操” 等就可以统摄起来并得到 解释， 即它们都是民族近代危机中“苟活 ” 式 生存的国民劣根性表现， 或者说是“苟活 ” 之 而其人性源头或逻辑“原 方和必备之素质， ， “私欲中心” 。拙文又把此“私欲中 点” 就是 心” 的揭示， 印证于鲁迅思想和文学的诸方 — —日本时期的文言论 面： 在其最早的发言— 文中， 青年鲁迅一再怀疑和指责的不是别的 ， ； 正是倡言改革者的“假是空名， 遂其私欲 ” 《五十九 ·“圣武 ” 》 ， 五四时期的随感录 正是 一篇揭 示 中 国 人“私 欲 中 心 ” 的 典 型 文 本； “私欲中心” ， 实际上成为鲁迅贯穿一生的洞 察视野， 成为其“冷眼 ” 所在， 分布在杂文与 小说中。拙文还着重通过中、 西文化“自我 ” 的详细比较， 试图彰显“私欲中心 ” 说的深度 所在， 并以“私欲中心 ” 作为逻辑原点， 重新 审视、 整合鲁迅对儒、 道文化的批判， 从而进 一步印证这一论述的有效性。通过逻辑整合 揭示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 可 以图示如下：
浅谈《阿Q正传》中的国民性
浅谈《阿Q正传》中的国民性浅谈《阿Q正传》中的国民性《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通过雇农阿Q的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悲剧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
小说对阿Q饱受摧残的遭遇寄予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对赵太爷等反动势力则给以有力鞭挞；并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痛切批判，表达了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热烈愿望。
《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最充分、最完整地体现了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揭出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始终是把暴露国民性的痼疾作为《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痼疾进行典型概括，意在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自省，同时也是吁请改革者们共同来改造国民性。
一、《阿Q正传》展示的环境是滋生和传染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温床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正在走向衰亡，中国社会变得畸形，畸形的社会必然滋生和传染病态国民性。
《阿Q正传》所选择环境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滋生和传染了中国病态的国民性，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从而形成。
二、从阿Q的生活方式看国民的国民劣根性阿Q的生活、生存方式是卑琐陋劣的，无不一一在展现着一个国民的的劣根性。
在卑琐陋劣常态的生活方式下，阿Q做稳了奴隶，在自己的小满足里不自觉地活着。
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
而在这种情况下，阿Q似乎看不懂、摸不清真心还是假意，只觉得高兴。
在生活中，阿Q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
而人们也只在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他来，记起的也是他的做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有一个老头子颂扬他说“阿Q真能做”，也使得他满心喜欢。
《阿Q正传》：浅谈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
《阿Q正传》：浅谈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作者：李铭豪，周斌，董立宇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13期摘要：《阿Q正传》为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的代表，充分体现了国民的劣根性。
本文简要介绍了《阿Q正传》的内容，阐述了《阿Q正传》的写作背景。
基于此，重点从精神胜利法、弱者的生存、恋爱的悲剧以及“革命”与“团圆”等方面，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进行了剖析与研究。
以期能够为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阿Q正传》；国民性批判；小說形态《阿Q正传》为鲁迅先生的代表作品，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一直以“奴役者”、“驾驭者”、“剥削者”的形象而存在。
而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人民，则一直在屈辱的状态下存活。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国民的劣根性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
在愚昧的国民、动荡的环境的影响下。
革命的成功，仍遥不可及。
一、《阿Q正传》及写作背景《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底，共九章，描写了未庄流浪雇农阿Q的生活，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庸俗、保守、腐败及黑暗。
《阿Q正传》自第一章至第九章所书写的内容，分别为“阿Q的介绍”、“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恋爱”、“阿Q的革命”等内容。
通过对阿Q 的介绍，体现了中国社会底层人民无尊严的生活，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写，体现了底层人民“恃强凌弱”的劣根性。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居民无知的本性。
通过对“阿Q的恋爱”、“阿Q的革命”的描写，指明了当时社会国民的愚昧，以及对“革命”的不了解。
暗示着即使革命成功，人民的思想仍很难被解放。
国民劣根性的存在，将成为限制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主要障碍[1]。
而中国社会黑暗与腐朽的统治，又将使国民的劣根性，长久而根深蒂固的存在。
二、《阿Q正传》中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本部分以《阿Q正传》每一章节的写作顺序为依据，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进行了研究：（一）精神胜利法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描写阿Q：“阿Q甚至连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阿Q正传》和《陈奂生上城》阅读比较-精选文档
《阿Q正传》和《陈奂生上城》阅读比较-精选文档《阿Ｑ正传》和《陈奂生上城》阅读比较鲁迅的《阿Ｑ正传》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虽相隔半个世纪，但两篇小说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性格特征各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试分析如下：一、写作背景：把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阿Ｑ正传》中鲁迅把主人公阿Ｑ放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人的真实面貌。
小说共九章，自始至终以阿Ｑ活动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
阿Ｑ是未庄一个不为世人所闻的，穷得连姓名、籍贯都十分模糊的流浪雇农，受尽压迫和剥削。
“精神胜利法”贯穿他短暂而悲惨的一生。
阿Ｑ在革命到来之后性格发生变化。
他不满现状，起先对革命“深恶痛绝之”，但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觉得“革命也好罢”，产生了“投降共产党”的念头。
然而阿Ｑ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
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旧麻木愚昧。
作品通过对阿Ｑ的遭遇和阿Ｑ式的革命的描写，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告诉人们阿Ｑ式的“革命”和杀害阿Ｑ的“革命”都只能使中国一天天沉入黑暗，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而真正的革命要想获得真正的胜利，首先要有一场思想革命和一大批觉醒的人民！《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把陈奂生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性格和农民命运。
小说以陈奂生活动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
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政策，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肚子吃得饱，身上穿得新”。
上城卖油绳，准备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
然而卖了油绳，帽子还没来得及买，却因患了感冒，昏睡在车站的长椅上。
被县委吴书记用吉普车送到了高级宾馆，住了五块钱一夜的房间。
陈奂生因受到吴书记关心而感动，却更因花了五块钱住一夜而心疼，于是实施了一系列阿Ｑ式的报复行为――使劲作践招待所的沙发、枕巾，方使心理平衡精神取胜。
回村之后，便因这次传奇经历提高了身份，一直很神气。
鲁迅小说《阿Q正传》浅谈 毕业论文
目录一、内容摘要、关键词 (1)二、思想内容 (2)三、人物特点 (3)四、艺术风格 (6)五、参考文献 (7)内容摘要：鲁迅是我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其青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使他对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和思想以及封建社会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阿Q正传》的发表，是鲁迅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伟大﹑最勇敢的旗手和主将。
本文试从小说的思想内容﹑《阿Q正传》是否直接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这是诸多有关分歧的起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进行浅谈。
《阿Q正传》的思想内容从它的发表上看，主要说明小说发生地未庄的社会环境﹑人物构成等与阿Q悲剧的联系；小说通过对阿Q的生存状况和“精神胜利法”的描写，表现了普遍存在的国民劣根性问题；通过悲喜剧结合，中西表现手法的融合，创造性地写出了中外名著《阿Q正传》，奠定了鲁迅文学大家的地位。
关键词：鲁迅《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国民劣根性鲁迅小说《阿Q正传》浅谈《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 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旧时代农民的典型。
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只靠出卖自己力气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他倍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在社会的最地层，现实处境十分悲惨；但更令人可悲的是，长期畸形社会的挤压，促成了他独特的病态的灵魂，阿Q的悲剧实质上是旧中国农民的悲剧。
其性格特征主要表现如下：青年鲁迅决心背叛封建传统，寻求救国救民的新路，另一方面在于维新变法，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思想的启蒙，加上清朝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引导、刺激，又使他形成了明确的反清反帝意识。
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上篇）
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上篇）第一篇：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上篇)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上篇）作者：伦晓蕉来源：《现代教育实践与研究》2013年第02期【摘要】鲁迅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他的精神被视为一种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阿Q正传》中以阿Q为主要人物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特点来探求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他的这种“国民性”思想主要体现在精神胜利法和奴性。
【关键词】《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奴性一、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周恩来曾这样评价鲁迅，他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 但我认为，除此之外，他还是位无可争议的爱国主义者。
终其一生，他都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的寻找着强国的方法。
青年时期的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曾目睹了国人的麻木和愚昧，自此，他认识到对中国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改变精神上的而非身体上痛苦。
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拯救中华民族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
鲁迅以其匕首式的语言针砭时弊的指出了国人的诟病，《阿Q正传》中阿Q这个形象就是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典型代表。
阿Q的精神胜利法用自欺来自我慰藉阿Q是生活在未庄的一个赤贫的农民。
他无房无地，长年借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工维持生计。
他虽生活在未庄，但未庄的人们却都看不起他。
他们不知道他的姓氏、籍贯，甚至就连他的“形状”也无人知晓，人们只有在忙时才会记得他，但也只是记得他的做工。
他不仅忍受着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剥削，在生活中还要忍受诸如赵老太爷、假洋鬼子和秀才等人的欺凌，他总是遭到闲人的毒打和嘲笑，但是在精神上他却常处优胜。
当与别人发生口角时，他总是瞪着眼睛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即使是被人打了，他也总是用“儿子打老子”来寻求自我安慰，树立良好的自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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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与《陈奂生上城》——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甘肃省清水县第一中学杨建祥[摘要]鲁迅笔下的阿Q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作者塑造的两个著名的文学作品人物,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却有着中国人所共有的一些性格特征和行为习俗。
作者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刻画,深刻揭示了国民性格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发人深省。
一、精神自卑与物质贫穷是孪生姐妹阿Q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贫无安身之所;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好给人家做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若是长时无活可做,就连一日三饭都成了问题。
只能靠打短工为生,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
他是一个很能劳动但却极端贫困的流氓无产者。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他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贫困的经济地位又决定了他极端卑贱的社会地位,卑贱到“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形状’也渺茫”[1]。
卑贱到任何一个闲人都能抓住他的黄辫子,在就近什么地方给磕了五六个响头,然后心满意足地得胜而走。
就是这样可悲可怜的阿Q,却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
和别人口角时,他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2]他在赌博中赢来的一堆洋钱遭了抢,颇感失败的苦痛后不久,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似乎觉得打的是另一个人,仿佛报了仇,也就“得胜”了;他在遭闲人之打后,总会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3],并且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么?”[4]就连临死前在死刑判决书上画押,还立志要把圆圈画圆;……。
凡此种种,都说明阿Q始终处于失败者的地位。
假若他富他贵,他有地位,他就不会经常活在虚幻的精神胜利中,而这种精神状态的更深层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贫困的经济地位和卑贱的社会地位带来的高度精神自卑。
假若他的这种自卑不用精神胜利法加以稀释,寻找自我解脱自我麻痹,他简直就活不下去。
当然,阿Q消除自卑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真正觉醒而自觉投身革命洪流,只能导致不断的惨败,最后归于自身毁灭。
再看陈奂生,他一觉醒来,大吃一惊,“陈奂生他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
”[5]在这戏剧性描写中,他的举动和心理固然体现了作为劳动者固有的老实、本分、节俭、善良等品德,但在更大程度上也证实了他在物质上的贫穷,以及面对不算太高贵豪华的物质享受时表现出来的精神自卑。
五元钱足可使他精神受挫而自卑,这里是物质贫穷与精神自卑的直接连接性描写。
在付出了五元血汗钱后,他认为有权利支配得到的东西,于是,他重新回到房间里,有了一番与前面截然相反的形同报复的滑稽表演。
陈奂生似乎正在克服着精神上的自卑,开始了自尊意识,但又分明流露出了精神上的贫乏。
陈奂生只不过坐了一次县委书记的小车,只不过住了一夜五元钱的招待所,居然迎来了村人的羡慕和大队干部的尊敬,这就写出了陈奂生个人之外的更为普遍的民众的精神自卑。
这说明,长期的物质贫穷必然导致精神自卑,即使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也不能马上彻底地改变人的精神状态。
我们的时代,比之“阿Q时代”前进了一个世纪,就是陈奂生上城时代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了。
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民族自信力的增强,精神自卑似乎不再是国民文化性格的主要方面。
但是,农村之于城市,偏远西部之于东南沿海,相比之下的物质贫穷依然存在。
民众面对比自己优越奢侈的贵族生活,表现出的依然只能是精神上的自卑。
民族的振兴与繁荣,国家的富强与昌盛,足以令国人自豪自荣自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明显差距却让我们不能自傲自霸。
于是,假若我们在经济上不能称雄全球,再次之,若不能求得国人普遍意义上的实质性自信与自强,我们国人灵魂中的自卑意识就不会从民族文化性格中自行告退或无形消逝,只是自卑程度与表现形态不同罢了。
因此,在克服民族自卑感,提高民族自信力,改造民族文化性格这个主题上,阿Q与陈奂生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与深切忧患,就是对当代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更具有深远意义。
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最为根深蒂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局限,使不管何种出身的人都可“学而优则仕”。
一朝中举就可身价倍增,就可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即使为此而白首穷经身受其害也在所不惜。
因为一旦做了官,便意味着不但会有“黄金屋”,会有“颜如玉”,还会有行使报效国家为民请命大展拳脚的权利,更有职权范围之内的为所欲为。
“做官要做管官的官,不做被官管的官”这句俗语更能很好地说明国人对官的崇拜到了何种地步,要知道“管官的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一个——皇帝。
皇帝不是人人都能当成的,那么,被官管的官也行,官无大小,只要是官就成,因为被官管的官还可管不是官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县官。
“千百年来,县太爷不仅一直以农民的‘父母官’自命,掌握着农民的生杀大权;而且在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昧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农民阶层也形成了对官的人身依附关系,”[6]因而,“与其他阶层比,中国农民的‘官崇拜’心理尤为突出与根深蒂固。
”[7]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又是紧密相连的。
在国人看来,官就是权利的象征,不仅可以美女如云,更重要的是拥有“黄金屋”,“金屋”才能“藏娇”,“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为了满足更大的一己私欲,光有钱的阶层是心有不甘的,他就用钱买官做,做官之后再捞钱,最不行也要用钱去巴结官,借人家官势长自家威风。
钱是官的胆子,官是钱的俘虏,“官官相卫”实则是“官钱相卫”。
“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是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些稳当。
”[8]文童的老爹赵太爷,与“官”相距本是遥远,或许因为有点儿钱,或许文童将来要做官,阿Q就硬要攀附是赵太爷的本家,虽是挨了打,却也因此而大受“尊敬”。
不论是阿Q的攀附,还是乡民对赵太爷、对阿Q做了赵太爷的本家之后的尊敬,都是一种“官崇拜”意识,因为在乡民眼里,未庄有钱的赵太爷便是权力的体现者与实施者。
阿Q的“神往”革命,其实也是潜意识中的“官崇拜”。
在他认为,革命可以人上一等有官做,于是,假想中就有了革命的快意,欺负过他的未庄的鸟男女的被辱,还有元宝、洋钱、洋纱及女人。
阿Q临死前面对当官的长衫人物,“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9],这里对官的崇拜已达登峰—875—科技信息基础教育造极的程度了。
新时期的陈奂生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自是一无所有的阿Q不能与之相比的,但“官崇拜”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依然存留在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制约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
”[10]陈奂生坐了县委书记的汽车,更是以这位“官爷”朋友的身份住进了高级招待所,何况五元一夜的招待所只有县委书记一类的“官”才有住进的特权。
虽然五元钱起先很令他肉痛,但想“通”之后认为“这五元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真是拾到了非常便宜的货。
”[11]不但“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12],而且连大队干部也对他从此很友好,村人“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13]。
由此可见,只要官有特权,官比民有其自身优越性,国民文化性格中的“官崇拜”意识便不会消逝。
如果说,在国人潜意识中,“官崇拜”是政治的和经济的两者合二为一的高层次的需求的体现,那么,“金钱崇拜”作为经济需求,是最起码的,也是更普遍的。
阿Q无家无业无财无势,只好靠出卖劳动力苦度日月,即使“很能做”,也依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就是这样贫困的阿Q,也在路上没有拾到一注钱,还要被赵太爷欺诈,被地保盘剥勒索。
阿Q在赌场中,“赢而又赢,铜钱变成了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
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很亮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14]不论是“兴高采烈”还是“忽忽不乐”,在阿Q眼里,金钱当然是最重要的,关系着他的生计与运命。
很会“精神胜利”的阿Q,这回不能很快“得胜”而颇感“苦痛”,就说明对金钱的崇拜与追求在阿Q的需求中是第一位的。
陈奂生翻身做了主人,知道靠党的政策赚钱是正当合法的,而且对赚钱计划的周密谋算更显出他确有“经济头脑”。
赚了钱准备买帽子御寒的陈奂生,却被吴书记关怀着住进了招待所,阴差阳错地弄掉了他五元钱。
他七天工还挣不回五元钱,五元钱他可以买回两顶帽子,他肉痛心痛,实在无法平衡,“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15]阿Q般的自嘲自慰依然不能消除他心中“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16]而来的愤激,于是,“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多少算多少”[17],甚至“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18]如果说阿Q除了帮人偷窃之外别无门路寻钱而对金钱似乎有些淡然处之的话,陈奂生则就对五元钱是非常计较而且耿耿于怀的,陈奂生的金钱意识实在浓得化不开。
当然陈奂生无可厚非,官门即使去住比五元钱一夜还要贵的招待所,也有“公家”凭票报销,他陈奂生不要说没钱买不到帽子,就是钱少了也不行。
由此可知,如果人们对金钱的需求仍然存在,如果贫富差距造成的无形等级差距仍然存在,那么,“金钱崇拜”作为国民文化性格的组成因素便不会消失。
由于官与钱的无限威力及其威力的持久性,国人文化性格中的“官崇拜”与“金钱崇拜”意识就更为稳固,更为根深蒂固;而官与钱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更大程度上产生的消极影响阻遏着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因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作为国民劣根性,被正直的有识之士所批判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三、官僚主义对民族事业的负面影响官僚主义,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而只知发号施令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官僚主义者的办事原则和行为动因便是自我意识深层的形而上,其办事效率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走形式,不办实事,有时还会误人误事,害人害事,小则只限于一人一事或区区几人几事,倘若带有极大普遍性或关乎一国一民族的千秋大业,那就祸害无穷了,要么影响民族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要么关系国家前途的兴衰存亡。
深受康、梁变法影响及某些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鼓励而求自立自强的辛亥革命,虽然与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决裂了,但它毕竟失败了。
其失败的原因除了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绞杀外,便是本阶级自身政治立场上的软弱性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
它丢弃了封建君主制度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它同时丢弃了封建文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它注定要失去革命的彻底成功,即使胜利果实不被袁世凯这样的新军阀窃夺而去,但“开国之父”的轻民思想又会将中国前途带向何处去呢?我们很难肯定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民族事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与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