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心路历程

今年是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杨尚昆语）瞿秋白烈士诞辰110周年。本刊特刊出历史学家陈铁健先生的文章,以表纪念之忱——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1899—1935年)在福建上杭被俘。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后，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即电令其在闽西的部属协助蒋军第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并诱迫瞿秋白投降，未逞。6月上旬，中统派人多次劝降，也遭失败。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从容就义。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写《多余的话》。七十多年来，人们对《多余的话》的认知感悟的过程，折射了政治与心灵的纠缠，某些伦理与人性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多余的话》是一篇探索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献，也是据以考察中共历史断面的一份特殊文件。

一、《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

《多余的话》问世，最早于1935年8、9月间由中统特务机关创办的上海《社会新闻》杂志，公开节载三章。一年半后，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上海《逸经》半月刊，全文发表《多余的话》。但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约4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包括瞿秋白亲属，大都说它是“伪作”，至少是被“篡改”过的。其实，“伪作”或“篡改”说，都站不住脚。瞿秋白就义后九天，6月27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密电国民党军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

绥靖主任蒋：有未法电敬悉。靖密。瞿匪秋白临刑前及枪决后之照，各两张，及在杭之自供一份，呈报一份，在汀之口供一份，自供一份，多余的话一份，苏维埃组织概要一份，及未成稿之目录一份。已遵于感日密封邮呈，乞察核为祷。

职宋希濂叩。感申印。

李默庵(蒋军第十师长，兼驻闽绥署龙岩绥靖区司令官)、向贤矩(三十六师参谋长)、李克长(福建民报记者)都看过《多余的话》原稿或抄件。1964年，周恩来当面对毛泽东、陆定一说，他看过《多余的话》真迹。瞿秋白生前的学生和挚友丁玲，坚信《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写：“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熟悉啊！”“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坦荡胸怀”。而在那个不健全的社会里，他的坦率和真诚“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丁玲这些话，不幸而言中。

《多余的话》的思想情感和语言风格，与瞿秋白入狱前和狱中所写诗词散文书信笔供相比较，都契合相通，具有承接关系。经众多学者多方考辨证明，

《多余的话》确具原真性而没有被篡改。宋希濂不止一次说，瞿秋白讲的那些事，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不懂得。别人谁也写不出来，实事求是地说，是没有改过。宋希濂此语真实。就三十六师大小军官以及中统特工的文化层次和政治头脑，没有人能达到“篡改”瞿秋白文字的水平，更不要说可能理解《多余的话》中那种凄清伤感、坦荡真率的深意，以及一个书生革命者的清正本色。

二、“求生”说是荒谬的

瞿秋白何以写《多余的话》？社会上对其写作动机有种种判断和揣测。

最早来自中统《社会新闻》编者按语，说《多余的话》“颠倒黑白”、“狡猾恶毒”，表明瞿秋白“至死不变”，宣传中共思想，与国民党为敌。国民党中也有人认为，瞿秋白借写《多余的话》求生。但是对于这种揣度，连录寄《多余的话》文稿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杨幸之(雪华)也不赞成：“我觉得像瞿秋白这样经历沧桑的人，到了如此地步，对死生还不能参透，是不会有的事，我们不应从这方面去误解他。”

“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变节自首”、“叛徒自白”的谬说，导致了席卷全国的“讨瞿”行动。“文革”后，“自首”、“叛徒”说被否定。随即又有“希望人们了解”和“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说，“检讨”和“悔过”说，“总结教训”说，“揭露王明路线”说，都各有可取之处。而重复“文革”的“求生”说，或者变相的“求生自赎”说，则完全是荒谬的。

“求生”说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对敌人有所“求”的，其根据是《多余的话》中一个“假定”：“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这一“假定”是什么意思？故作解人者以为这是“动摇”或“乞降”，“让步，赢得个人自由或至少赢得生存”；其他研究者则往往绕过这个难解的问题。

瞿秋白“拒绝用脑”的说法，情绪固然不无消极，但并非纯粹消极的行动。《多余的话》写作就是“用脑”，就是“出自心裁”的，哪里是“拒绝用脑”呢？在确认敌人要杀害他的时间之前，他虽然自度必死，并已作出面临“生命的尽期”、“绝灭的前夜”的判断，随时准备就义。但作为一个习惯于从多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也会想到国民党不会立即杀害他，而继续监禁“若干时候”。如果这样，他将做什么呢？在《多余的话》写完6天后，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到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心愿”：“只有俄国文学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多余的话》里所说“只做些不用出自心裁的文字工作”，也主要是表示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

这一“假定”和“心愿”，不应予以责备。瞿秋白自五四运动前后即热爱俄国文学，并有译作问世。此后虽投身政治活动，仍不忘翻译俄国文学。1929年，莫斯科大学发生派别纠纷，身为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瞿秋白萌生退意，写信请求中共中央撤销他的职务，专门做翻译工作。1931年四中全会瞿秋白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米夫找瞿谈话，要他从事“非独立的”“政治性工

作”。瞿秋白当即拒绝，表示他“更乐意从事翻译”。在信仰、立场、观点不变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翻译俄国文学的“心愿”，即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只要不是向敌人乞活，只要不投降，考虑到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这是人之常情。反之，“趁早结束生命”的想法，却是更带消极成分。

总之，《多余的话》是一部复杂深刻而又隐晦的作品，它的写作动机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系统，不能从某一方面简单加以解析；应该联系作者人生经历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察。

三、多层面的心忧之言

《多余的话》具有严整的统序。卷头引语和《代序》章，讲写作动因和执笔心境，用“心忧”和“内心的真相”总述要旨。所述“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是多层面的心忧之言。即“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心忧革命的受挫、心忧党内存在多种问题等，从而留下了宝贵的遗言。第二篇至六篇即《“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分别从政治生涯中的心程、意识矛盾、理论“思路”、决策问题、文化素质和心理等方面展开，自述和自评中蕴含着对于历史和现实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表现了作者的深邃心灵。最后的《告别》是全文结语，在永别的祝愿和忠告之中，从历史与现实引向未来。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那种不正常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的政治背景下精神生活作负向运动的结果。他曾几度遭受残酷无情的斗争，顺人不失己，外服内不服，力求保持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面对暴虐不公，他责问的是自己。这种外曲内直的精神状态，使对自己过分认真而又需要应付外力压迫的瞿秋白，活的很苦。《多余的话》写于狱中，最后要被敌人拿去看，但从全文内容、语气、情感看，特别是从《代序》和《告别》看，既是为他的心灵而写，也是为他的亲人和战友而写。饱经沧桑，心纳万境，身陷囹圄，时间仓促，因而笔墨高度浓缩。写法简括婉曲，情感与哲理相融，语言表述文学化，含蓄幽隐，言近意远。一些热话冷说、正话反说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敌人也会歪曲某些文字进行反共宣传。瞿秋白对此应能料到，故而在卷头置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事情恰如所料，这篇遗文的“知我者”读者中，有的人也许真的没有读懂，有的人则故作不懂，甚至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加以曲解。

瞿秋白的人生悲剧，尤其是心灵悲情，带有他的性格特征：执着，正直真诚，具有创造性，又不免书生的天真，偏激，忧郁和脆弱。从《多余的话》中既能看到他心灵的消沉、困惑、无奈和悲观，也会看到其中隐含的坚定、乐观、积极、反思的诗人兼哲人的气质和风度，革命家兼文学家在生命最后时刻同时闪光、统一发展而达致的境界。那是他生命交响曲中人的至性真情的最终张扬。

四、沉重而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