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2014年最新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一、无政府主义的渊流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

一般认为英国人威廉•戈德温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他在1793年发表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一书中认为，国家和私有财产是违反人类理性的，必须坚决消灭，未来社会应该是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实行财富公有和产品按需分配的各个小型公社的集合体。

这种思想对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大影响。

无政府主义正式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并出现一些流派。

其创始人是法国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他在1840年写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首次使用今天被译成“无政府”或“无政府状态”的这个词。

他倡导互助主义，主张通过建立人民银行和根据契约原则在生产者之间实行产品的等价交换，以达到消除剥削和人人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状态”。

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鼓吹的是利己主义。

他在1845年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主张建立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所谓“利己主义者——所有主联盟”，保持小私有制，不赞成互助主义，反对社会改良。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宣扬利己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些显得过时了。

此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开始崭露头角。

他提出了集产主义思想，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归各个生产者的集体所有，实行产品按劳分配。

这种集体主义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分散主义基础之上，其实质仍是个人主义。

巴枯宁强调自由是每个人的绝对权力，因此，他反对一切权威和国家。

巴枯宁以后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是俄国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

他从人的互助本性出发，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无政府理论体系，提出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肇始了一个新的流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的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沙文主义者。

此后，无政府主义运动日趋衰微，只在欧洲一些拉丁语系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还保持着一定影响。

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所以能在一度时期深深吸引中国先进知识者，在中国学说思想界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理论及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来看，无政府主义本是濒临破产的小生产者发出的绝望号叫，是小资产阶级失常心理状态的表现。

而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土地）相结合的小家庭农业是地主经济存在的条件，成为封建统治的广阔基础；与性别、生理特征相适应的男耕女织则又巩固了这种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

但进入近代以来，小生产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经济侵略，近代工业的兴起，加上沉重的封建剥削，这一切使小生产者再也无法维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日趋破产。

这为无政府主义的传入并为中国知识者、中国民众所接受，以至产生影响、发挥作用提供了社会基础。

《衡报》在谈到山东等地打家劫舍的绿林时说：“生机窘迫，则携取枪炮向富室索金，以为天地之财产非一人所得私有，故抢劫之事视为应然。

既不畏官，复不畏死，夫此等思想既具有自然。

使知识稍启，即可成为一共产无政府之社会。

”（2）此外，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已使人们对清廷绝望，
而满清君主专制主义的酷虐统治适刺激着人们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正如马叙伦在《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一文中说：“专制政治愈甚者，则所制造无政府党愈众，此比例百不爽一。

”（3）换言之，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极端专制，为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并渐成思潮提供了政治环境。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出现了有关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的报道、介绍，输入者主要是中国政府的驻外使臣、洋务官员。

他们主要是以览异猎奇的心态来看待无政府主义的，而对无政府主义并无多少实质性了解。

直到20世纪开始，无政府主义才作为一种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思潮进入中国。

目前见到的最早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的文章，是梁启超撰于1901年、刊载在《清议报》上的《难乎为民上者》。

从那时至1907年，对无政府主义的介绍迅速增多，其特点有三：一是反专制，如1902年马君武在其所译介绍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俄罗斯大风潮》一书之序言中所说：“人间最可恐者，莫如野蛮时代之所谓贤君英主也”，“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公敌也。

”甚者更扬言要以暴力手段“杀尽专制者”，如马叙伦在《二十世纪之新的主义》中即说：“无政府主义暗杀的目的是刺杀政界有特权之人，以图破败现今之政界，谋天真之自由。

”二是慕自由。

如张继在《无政府党之精神》中提倡绝对自由，称：“人宜自治而不肯被治于人”，“人贵为主，他人来主我者何为？”并将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游离于社会之外、自生自灭式的绝对自由观同中国传统师法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等量齐观。

三是求平等。

马叙伦说“无政府主义独能均贫富贵贱，老稚男女一熔之”；张继则称“绝对平等”是“构成无政府主义之元素”，认为人心久望绝对平等，“遇有区别等差之事，莫不忌憎之”，并说：“扫尽社会上阶级等差之道，以废灭私有财产最为上策。

”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受日本无政府党影响，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声明其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主义为目的者也。

”他们出版《天义报》（1901年6月1日创刊，出至第11号被日本政府禁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

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吴稚晖、褚民宜等接受张静江资助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共出121期，至1910年5月停刊）、《新世纪杂刊》，又发行《新世纪丛刊》等小册子，其内容都以介绍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活动为主。

这些对无政府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宣传、介绍的旅日与旅法知识分子，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比较紧密的关系，这就使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影响。

（4）
1912—1917年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国内获得广泛传播。

此前，国内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党活动还只是一些片断性的介绍，其影响主要在海外部分留学生中，并且，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推翻清廷问题上，故而无政府主义并未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而到这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清廷被推翻了，中华民国成立了，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不是理想的社会格局，国家的政治仍在一天天败坏，整个社会仍处在混乱不堪的境地之中。

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谋求中国的出路，改造黑暗的社会，痛苦地寻求着新的目标，于是，“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5）的无政府主义就逐渐在国内产生比较广泛地影响。

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之时，为挽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之中，有识之士和有志青年们纷纷将此时流行于西方的时髦思想请入国内，以图从中寻觅一条救国良策。

一时间诸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军国民主义等等，纷至沓来，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无政府主义。

1907年在巴黎和东京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分别创办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标志着无政府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前为传入和初步传播阶段；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为泛滥阶段；1924年后为破产阶段。

1907年，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刊行《天义报》（后改为《衡报》），形成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

同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形成中国另一个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新世纪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初的无政府主义是被当做一种“社会主义”思想来接受的，彼“社会主义”非此社会主义，应加以区分。

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用恐怖、暗杀等手段推翻政府，曾在反清革命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局限在国外的留学生中。

随着辛亥革命后，人们对北洋政府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无政府主义开始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思潮。

其代表人物就是堪称中国早期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刘师复。

他在日本留学时，与俄罗斯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过接触，受到他们的影响，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1912年他在广州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晦呜学舍，出版刊物《晦呜录》（后改为《民声》）。

1914年又在上海创建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刘师复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

他认为强权违背人类互助的本性，扼杀人类的自由。

国家起源于强权,是强权的象征，是万恶之源，要使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废除国家和铲除一切强权。

刘师复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宣扬总同盟罢工式的“革命”，反对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也反对科学社会主义。

他的思想在民国初年产生过一定影响，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手工业工人接受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1919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流传的第二个时期。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空前的思想大解放时期，各种“新思潮”在中国思想界迅速传播，无政府主义顺时而动，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分支在中国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称得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巅峰时期，各地先后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三十多个，出版刊物七十多种，形成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等不同的派别。

其中，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又称“正统派”，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北京“实社”和“进化社”为代表社团，以《进化》月刊为其主要宣传阵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个派别。

该派宣传的要点侧重于组织、联合和建设方面，强调他们的学说是“有社会”的“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

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又称“新虚无主义派”，以朱谦之为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奋斗社”为代表社团，以《奋斗》旬刊为主要宣传阵地。

该派宣扬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唯物史观，要人类退回到穴居野处的蒙昧时代去。

这一派的影响远不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派。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是无政府主义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

无政府主义社团及所出刊物和书籍日见减少，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因其反苏、反共和社会改良主义面目的暴露而急剧下降。

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改变立场，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么消极颓废，甚至遁入空门。

一些人与反动势力合流，另一些人则继续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若撑破碎局面。

到了1932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在中国已彻底破产。

三、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与特质
在长期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除了有宣传介绍国外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政府党活动的一面外，还逐渐地有了些颇具特质的思想内容。

兹着重从下列三方面略予评介。

（一）辛亥革命前在国外形成的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以及辛亥革命后在国内形成的民声派，都对传扬无政府主义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

譬如，新世纪派在宣传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时，常常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这表明明们并没有能够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

天义派虽然在两者之间作了“有政府”与“无政府”的区分，却在宣传其主张时对无政府主义没有统一的言辞界定。

而以刘师复为首的民声派则试图通过能反映“自己根本主张”的明确定名来增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力量，他们把社会主义分为“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两大派别，宣称“无政府党的主张者为共产主义”，说：“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曰无政府党）。

”（13）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当然是肤浅的、空想的，而狗尾续貂地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挂联起来更是错误的，但在中国，明确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确定为“根本主张”的统一表达方法还是自民声派开始的。

又如，由于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天义派与新世纪派尽管也批评与拒绝资本主义制度，但其主要提倡反专制、反强权，现实的着重点在于推翻清廷统治。

而民声派则认为：“无政府主义既然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为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为资本制度，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之”，（14）故其宣称：无政府党“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党，而不必再问其他。

”（15）与天义派、新世纪派相比，民声派对资本制度的否定更为急切，不是要“避免资本制度”，而是要“去除资本制度”，故其能自觉采用工团主义手段反对资本制度，如谓：“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

”“各行各业之劳动者皆当独立一团体，名曰某业工团或工会……资本制度之死敌，将由此工团操之矣。

”“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味。

”（16）
（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基于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来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故其有选择地接受、吸纳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并形成发展起他们自己的思想主张。

如其都具“倡公去私”的情怀。

天义派的刘师培说：“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要能“推己及人，扩私为公。

”（17）新世纪派的李石曾提出：“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

”[18]褚民谊表述得更明朗：“吾辈所抱之主义，为至公无私”，是“义广理全至公无私之社会主义也。

”（19）民声派的刘师复谓：“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遍之不道德行为也。

”区声白也宣称：“家庭废，私心灭，人人均可专心一对敌，以尽力于社会也。

”（20）这种“倡公去私”的情怀，使得“共产”思想在他们对美好社会的构划中占有了突出地位。

又如，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充溢着对“道德人情”的美好向往，故其憎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相争，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情有独钟，试图以互助手段达到道德治世的目的。

他们指出：“利争之社会昏天黑地”，“世界之所以终不能免为惨杀世界者，以竞争时多，而互助时少也。

”而“互助是道德的基石”，“要使人类的道德向前发展，互助乃是不可从的原动力。

互争乃是毫无益处的。

就在今日的社会中，亦能见到互助的范围越加扩大，人类最高的进化越加有把握”。

又认为：“中国儒家谓之仁，欧人康德谓之博爱，若鲁巴金（即克鲁泡特金）则谓之互助扶助之感情”，其说不一，实质相同。

他们基于“人类有恢复平等之天性”的认识，认为“像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
是过去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已代替他了”，故以互助为手段道德治世，“对于进化的前途，非常乐观。

”（21）从这两例中不难看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是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息息相通的，这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而同西方无政府主义有一定区别。

（三）一方面，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有从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出发而阐发的劳动观念，如《墨子·尚贤下》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有力者疾以助人”。

《吕氏春秋·爱类》说：“《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爱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即使对体力劳动有所轻视的儒家，在其《礼记·礼运篇》中也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之说。

另一方面，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多很尊重劳动，如施缔纳尔提出“每个人均需要的东西，在其筹措和生产过程中，每个人也应参与其间”，（22）巴枯宁甚至只承认那些依靠自己劳动生活的人才能够享有政治权利，认为“自由——这首先是人依靠科学和合理劳动的帮助从外部自然世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能力。

”（23）受这些中、外思想资源的深刻影响，并将之有机结合为一体，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推崇劳动，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首次喊出：“劳动者，神圣也”的口号。

他们认为“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人之有力而不能用，犹人之有口而不欲不言也”，“工作为人生之应当”、“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

（24）他们把不劳而获视为不平等、不道德的行径，提出“农产或工业品所得之利，皆劳力之所致，即应为劳动家所享受。

今其利乃尽归于资本家，而劳动家则为其得牛马，故谓之（资本家）掠夺他人劳力所获之结果”，“资本家之道德最为腐败，进网市利、退佣畴，不耕而食、坐收其税”，劳动家“不想把自己劳动者的结果尽归资本家的私囊，乃至平等至公道的举动。

”（25）他们主张“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之”，指出“人人各择一业，合之而成一协助之社会。

凡所工作，皆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

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提出其所“主张劳动的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所“主张分配的原则，就是‘各取所需’”，而“因劳力劳心之分，生治人治于人之差别，则于人类平等之旨大相背驰”，“人人作工固属平等，然同一作工，而有难易苦乐之不同”，故其提倡“均力主义”，“即以一人而兼从艺之谓也”，“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力相等，义务相均。

”（26）
四、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和破产的原因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和它的主张密不可分。

它一方面宣扬的“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迎合了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想象。

另一方面，高度关注“人的解放”问题，而该问题也正是五四运动的核心与精髓。

无政府主义正是将中国传统中所谓的大同理想由此隐秘地与时髦的“自由、民主”话语联系来，才使得它在当时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许纪霖先生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仅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而且渗透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意识深处，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藐视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最终破产原因，主要是由于它自身存在的根本缺陷。

无政府主义所宣杨的绝对自由主义、人人平等、反对一切权威和国家，表面上很有诱惑性，但实际上根本不具备实现的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现实层面毫无可操作性的理论，就算说的再天花乱坠
也是白日做梦。

而无政府主义者自身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正统派”有感于过去强调“绝对自由”和“破坏一切”，遭到北洋政府的制裁和一些民主主义者的非难与批驳，改而将宣传的要点侧重于组织、联合和建设方面，强调他们的学说是“有社会”的“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支持。

但效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未能完善自己的理论，反而暴露他们在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

而“新虚无主义派”所宣扬的“要人类退回到穴居野处的蒙昧时代去”，简直就是“愤青”言论。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中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科学的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无政府主义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到了尽头
五、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作用
置诸于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场景之下，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角度来考察无政府主义思潮，尽管它最终以衰败破灭而告终结，但其仍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这至少有下列诸端可以一论：
其一，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主革命落拓起伏的进程相适应，无政府主义思潮旋回起伏，影响着其时革命志士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民主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1901——1911年间，天义派和新世纪派在介绍、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同时，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否定君主专制统治，这在海外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他们中的大多数还积极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亲身投入或努力配合着反清斗争。

他们又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弊端如贫富对立、劳逸不均、议会虚伪、富人专权等进行了揭露，这既表达了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不满，也有利于人们正确、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

当然，他们提倡并从事的暗杀活动也给革命派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

1911——1917年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由海外转向国内。

他们继续反政府、反强权，提倡自由和互助诸说，批判封建纲常，谴责北洋军阀的黑暗作用，启迪着人们的思想觉悟，呼应了已经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但此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袁斗争中保持中立，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甚至还设法进行劝阻，这显然是错误的。

1917——1927年间，总体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继续揭露中国现实社会的黑暗，抨击旧制度和旧文化，加入反帝反封建斗争行列展开其社团组织活动，这些都对推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1920年开始，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已露本象，呈衰败之迹，此后更日趋反动，直至破产。

其二，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帮助最大。

他们撰著《中国民约精义》，又利用西方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鼓倡平等、自由互助的思想武器写成《三纲革命说》，指责封建纲常礼教是“阻碍进化，有甚于洪水猛兽者”，“为不平等不公道之护法也”，造成了人的奴隶服从性。

这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封建思想桴鼓相应，而且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理论起了积极作用。

同资产阶级及革命派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也坚决主张推翻满清政府，甚至其所提倡和从事的推翻清廷的手段如暗杀等也为革命派所接受，当时即有革命派人士赞叹：“往者，吴越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有甚于萍乡之举义。

”（27）至于人脉上，无政府主义者更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水乳交融般的联系：张继和吴稚晖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刘师培于1907年参加同盟会；张静江早在1904年即与孙中山先生相识，并曾承诺只要中山先生需要，打个电报即会资助其所需钱款；曾任国民常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的李石曾，本是《新世纪》创办者，新世纪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又，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之初，廖仲恺先生曾连续发表文章，在主要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