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2014年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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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一、无政府主义的渊流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一般认为英国人威廉•戈德温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他在1793年发表的《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一书中认为,国家和私有财产是违反人类理性的,必须坚决消灭,未来社会应该是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实行财富公有和产品按需分配的各个小型公社的集合体。这种思想对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大影响。

无政府主义正式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并出现一些流派。其创始人是法国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他在1840年写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首次使用今天被译成“无政府”或“无政府状态”的这个词。他倡导互助主义,主张通过建立人民银行和根据契约原则在生产者之间实行产品的等价交换,以达到消除剥削和人人自由、平等的“无政府状态”。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施蒂纳鼓吹的是利己主义。他在1845年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建立一个在平等基础上的所谓“利己主义者——所有主联盟”,保持小私有制,不赞成互助主义,反对社会改良。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宣扬利己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些显得过时了。此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巴枯宁开始崭露头角。他提出了集产主义思想,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归各个生产者的集体所有,实行产品按劳分配。这种集体主义建立在自下而上的分散主义基础之上,其实质仍是个人主义。巴枯宁强调自由是每个人的绝对权力,因此,他反对一切权威和国家。巴枯宁以后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是俄国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他从人的互助本性出发,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无政府理论体系,提出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肇始了一个新的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的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沙文主义者。此后,无政府主义运动日趋衰微,只在欧洲一些拉丁语系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还保持着一定影响。

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所以能在一度时期深深吸引中国先进知识者,在中国学说思想界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有其历史必然性。从理论及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来看,无政府主义本是濒临破产的小生产者发出的绝望号叫,是小资产阶级失常心理状态的表现。而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土地)相结合的小家庭农业是地主经济存在的条件,成为封建统治的广阔基础;与性别、生理特征相适应的男耕女织则又巩固了这种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但进入近代以来,小生产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经济侵略,近代工业的兴起,加上沉重的封建剥削,这一切使小生产者再也无法维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日趋破产。这为无政府主义的传入并为中国知识者、中国民众所接受,以至产生影响、发挥作用提供了社会基础。《衡报》在谈到山东等地打家劫舍的绿林时说:“生机窘迫,则携取枪炮向富室索金,以为天地之财产非一人所得私有,故抢劫之事视为应然。既不畏官,复不畏死,夫此等思想既具有自然。使知识稍启,即可成为一共产无政府之社会。”(2)此外,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已使人们对清廷绝望,

而满清君主专制主义的酷虐统治适刺激着人们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正如马叙伦在《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一文中说:“专制政治愈甚者,则所制造无政府党愈众,此比例百不爽一。”(3)换言之,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极端专制,为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并渐成思潮提供了政治环境。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出现了有关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的报道、介绍,输入者主要是中国政府的驻外使臣、洋务官员。他们主要是以览异猎奇的心态来看待无政府主义的,而对无政府主义并无多少实质性了解。直到20世纪开始,无政府主义才作为一种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思潮进入中国。目前见到的最早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的文章,是梁启超撰于1901年、刊载在《清议报》上的《难乎为民上者》。从那时至1907年,对无政府主义的介绍迅速增多,其特点有三:一是反专制,如1902年马君武在其所译介绍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俄罗斯大风潮》一书之序言中所说:“人间最可恐者,莫如野蛮时代之所谓贤君英主也”,“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公敌也。”甚者更扬言要以暴力手段“杀尽专制者”,如马叙伦在《二十世纪之新的主义》中即说:“无政府主义暗杀的目的是刺杀政界有特权之人,以图破败现今之政界,谋天真之自由。”二是慕自由。如张继在《无政府党之精神》中提倡绝对自由,称:“人宜自治而不肯被治于人”,“人贵为主,他人来主我者何为?”并将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游离于社会之外、自生自灭式的绝对自由观同中国传统师法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等量齐观。三是求平等。马叙伦说“无政府主义独能均贫富贵贱,老稚男女一熔之”;张继则称“绝对平等”是“构成无政府主义之元素”,认为人心久望绝对平等,“遇有区别等差之事,莫不忌憎之”,并说:“扫尽社会上阶级等差之道,以废灭私有财产最为上策。”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受日本无政府党影响,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声明其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主义为目的者也。”他们出版《天义报》(1901年6月1日创刊,出至第11号被日本政府禁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吴稚晖、褚民宜等接受张静江资助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共出121期,至1910年5月停刊)、《新世纪杂刊》,又发行《新世纪丛刊》等小册子,其内容都以介绍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活动为主。这些对无政府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宣传、介绍的旅日与旅法知识分子,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比较紧密的关系,这就使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影响。(4)

1912—1917年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国内获得广泛传播。此前,国内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党活动还只是一些片断性的介绍,其影响主要在海外部分留学生中,并且,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推翻清廷问题上,故而无政府主义并未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而到这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清廷被推翻了,中华民国成立了,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不是理想的社会格局,国家的政治仍在一天天败坏,整个社会仍处在混乱不堪的境地之中。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谋求中国的出路,改造黑暗的社会,痛苦地寻求着新的目标,于是,“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5)的无政府主义就逐渐在国内产生比较广泛地影响。

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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