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侯熙铜器”献疑

“鲁侯熙铜器”献疑

2005年9月，上海崇源艺术拍卖有限公司和诚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海外回流青铜器观摩会，展示了从国外购回的16件商周青铜器。其中一组器主名为“”(xj)的青铜器（包括1件鼎、3件簋、1件B、1件盘）尤为引人注目。近日陈全方先生著文（《新见商周青铜器瑰宝》，《收藏》2006年4期），作了详细而富有见解的介绍。陈先生认为铭文中的“”，就是西周早期鲁国国君鲁侯熙，并且断定这是一组鲁国国君的铜器，它们“提供了西周早期至中期的青铜标准器，是研究周公家族史及鲁世家的重要实物资料”。在对“”组铜器形态、铭文作了详细观察之后，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文献记载与器物年代

先谈谈鲁侯熙其人其事。《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这一条记载告诉我们：鲁侯熙是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的小儿子。西周初年武王灭商之后，即“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但周公因在朝中辅佐周王，并未去曲阜就封，成为第一代鲁国

国君的是他的儿子伯禽。据《史记?集解》转引晋代皇甫谧（ml）的说法，伯禽于成王元年就封鲁国，在位46年，康王十六年卒。如此，则其大儿子考公即位在康王十六年。由西周著名青铜器盂鼎可证康王在位时间在25年以上。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康王在位26年。考公在位只有4年，当卒于康王十九年。炀公在位也只有6年，当卒于康王二十五年（参阅朱凤瀚、张荣明编《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鲁炀公所做铜器确有在世上流传者，那就是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介绍的一件鲁侯熙鬲，其铭曰：“鲁侯作彝，用享厥文考鲁公。”学界公认这件铜鬲是鲁炀公所作，用来享祭亡父鲁公伯禽，年代在康王时。显然，如果世上还流传、收藏有鲁炀公即鲁侯熙所做的铜器，其制作年代当在康王卒年之前。

然而这一批海外回流的“”组铜器的年代显然要晚于康王时。

首先来看鼎。鼎腹较浅，下腹倾垂，尤其是三柱足内侧已凹陷，这种形态的鼎，别说早到康王时期，即使更晚一点的昭王时期也不可能。其形制与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的五年卫鼎、长安张家坡M271出土的铜鼎相似，后二者年代在共懿之时，考虑到本鼎腹比五年卫鼎稍深些，定在穆共时是比较合适的。

3件簋纹饰虽有所不同，但形制十分相近，其特点是腹浅而圈足宽侈，与通常所见西周早期铜簋有别。最明显的是簋丙，器上所饰为分尾鸟纹,其形制与纹饰都与辅师簋相近，而辅师簋学界公认为西周中期器。

B形制低矮宽侈，器足特别短，与西周早期B不同，与之相似的是卫B，而卫B与前述卫鼎为同人之器，年代在共懿时。盘两侧的附耳已高出盘口，且圈足外侈，这种形式的盘亦不见于西周早期。与之相近的有休盘，休盘为共王前后器，盘年代亦应在共王前后。其风格与B同，应为同组之器（以上涉及铜器可参阅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所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总而言之，从“”组器的形制、纹饰分析，年代在西周中期穆共时，距史书记载的鲁侯的年代已远，显然其器主不是鲁国国君。

二、铭文方面的佐证

说“”组器主人不是鲁侯熙，还有铭文方面的诸多证据。

（1）字形书体：

传世的鲁侯熙鬲，其铭文还有波磔（zhs）体的意味，如“彝”字下部的双手，“（厥）”字的写法，其字画比较粗，捺笔肥大。但是鼎及簋、B、盘上的铭文，笔画粗细一致，

看不到一点波磔体的痕迹。另外，“宝”字的写法极具时代感，其“贝”部下开口处有两小竖，特征明显，西周早期铜器铭文绝无此种写法，系穆王以后“贝”字的新构形。这种写法见于二十七年卫簋、五年卫鼎等器，它们都是西周中期穆共时的铜器。

（2）用语：

簋铭文曰：“用百福万年。”迄今为止，“百福”这一用语最早见于史壶，其铭曰：“用赐百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5.9718，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下简称《集成》）。而此壶年代为西周晚期，在西周早期铜器上尚未见有“百福”的用语。

（3）赏赐地点：

盘、B铭文曰：“唯四月初吉丁亥，王各于师冬父宫。”记载周王在贵族师冬父的宫里赏赐器主。通常周王在王的宫室宗庙赏赐臣下，但有时也将赏赐地点放在大臣的宫室里。这种情形多见于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如从铭中王在“永师田宫”（西周晚期器），牧簋铭中王在“师仔父宫”（西周晚期器），师俞簋、谏簋铭中王在“周师录宫”（西周晚期器），十三年壶铭中王在“成周司徒宫”（西周中期器），簋盖铭中王在“师司马宫”（西周中期器），师秦宫鼎铭中王在“师秦宫”（西周中期器），大师簋铭中王在“周师量宫”（西周中

期器），善鼎铭中王在“大师宫”。在西周早期金文中，未见周王在朝臣家举行赏赐仪式的，更不见周王在贵族朝臣的宫室里对诸侯国的国君进行赏赐的。这说明盘、B不是西周早期铜器。

（4）赏赐品：

在盘、B铭中，周王赏赐给的物品有：佩、市。周王赐佩的记载仅见于钟（《集成》1.247～250），此为西周中期器。赐市者见于辅师簋（《集成》8.4286，中期）、免尊（《集成》11.6006，中期）、二十七年卫簋（《集成》8.4256，中期）、簋（《文物》2000年6期87页，图二，中期）、师父鼎（《集成》5.2813，中期）、虎簋盖（《考古与文物》1997年3期79页，图三，中期）、七年曹鼎（《集成》5.2783，中期）、觯（《集成》12.6516，中期）、询簋（《集成》8.4321，晚期）。显然以上铜器没有一件是西周早期器。

（5）人物

在盘、B铭文中，出现的人物有“周师”。此人在免簋铭中也曾出现（《集成》8.4240），而免簋学术界公认是西周中期铜器。

（6）日名

鼎铭曰：“肇作朕文考甲公宝尊彝。”盘铭曰：“用作朕文祖戊公盘B。”可见的父亲和祖父的庙号均以十干为名。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商人及其后裔多用日名为庙号，而周人

则不用日名（见拙作《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年5期）。经过十多年的论证，这一观点渐渐为学界所接受。如果组器的主人是鲁侯熙，器铭中不应出现日名，因为鲁出自周公旦。通过上述辨析，已说明组器主与鲁侯熙并无关系，又为“周人不用日名说”增添一证据。

在金文中，私名相同而并非一人的例子并不罕见。1980年陕西长安县花园村出土一批青铜器，多件器物上有私名“禽”字，简报作者遂以为它们是鲁国第一代国君伯禽的铜器。李学勤、黄盛璋等先生均著文否定了这一说法（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黄盛璋：《长安镐京地区西周墓新出铜器群初探》，《文物》1986年第1期）。不仅因为墓葬和铜器规格与国君相去甚远，而且铭中出现日名和族徽，它们都是非姬姓的东方氏族所为，和伯禽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铭文与器物形制所显示的年代特征是一致的，它们应制作于西周中期穆共时，而并非鲁国国君之器。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批很有价值的铜器。

（编者按：此文从器形、纹饰、书体、词语、人物几个方面论述上海崇源从境外回收的组青铜器时代属西周中期，非鲁炀公熙，所说极有道理。陈全方先生文介绍这批铜器，是及时的，但这批铜器特别是其铭文还值得深入研究，欢迎相关学者讨论。）责编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