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与新加坡的媒体模式

大卫对巨人的反抗——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与新加坡的媒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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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5-5-21 来源：被阅读次数：129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95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0月12—16日在中国长江三峡的“白帝”号游轮上成功举行。本报总编辑林任君在会上发表了这篇原题为《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与新加坡的媒体模式》的论文，同中港台及其他地区的学术及新闻界人士分享新加坡的经验，引起了各地与会者的兴趣，因此特予转载。见报大标题和部分小标题为编辑所加，原文的注释从略

引言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现代的“大卫（David）对抗哥利亚（Goliath）”的故事。这本来是《圣经》里的故事，记载了大卫如何运用机智击败巨人哥利亚的经过。在这个现代版本中，“大卫”是新加坡，而“巨人”则是西方媒体。

今日西方媒体的力量有多强、势力有多大，相信大家心里有数它们霸占着世界传播市场，控制着国际舆论，是无论如何招惹不起的。可是，新加坡这个经济发展极为成功的小国却偏偏不向它们低头，甚至胆敢公开与之对抗。这场对抗愈演愈烈，已经引起了国际间的重视。

这场对抗具有重大的政治与文化的意义，其重要性必将超越时空，引起巨大的反响。它引发了几个问题：一个国家采取开放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制、走向现代化等等，非采纳西方媒体的模式不可吗？新加坡为什么对西方媒体抱着这样大的戒心？它本身的媒体模式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世界华文报刊与中华文化传播”这样的研讨会上讨论，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各个华人社会都处在不同阶段的现代化道路上，它们或迟或早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希望以一个新加坡报人，尤其是华文报从业员的身分，同大家分享新加坡的经验，和大家讨论这些我认为意义重大的问题。

独霸天下的西方媒体

在强大的西方经济、政治、军事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新月异的通讯科技的推动下，近年来纷纷进行“环球化”的西方媒体，今天的影响力可说是铺天盖地、无远弗届的。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多偏远的地区，哪怕是不对外开放，技术上说，都在西方媒体的通讯网、广播网和发行网的笼罩之中、覆盖之下。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电缆新闻网(CNN)、《国际先驱论坛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经济学家》周刊等都是典型的例子，而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电脑网际网络（Internet），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了！这一巨大无比的力量，对全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长期在国际上处于支配地位，西方媒体一般而言习惯于将它们本身的价值观强加于它们所到的世界各地，而往往不考虑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情况与西方社会究竟有多大的差别。这些价值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自由至上的观念。在新闻自由的大前提下，报章崇尚对抗而不是社会和谐，重视争论而不是求取共识，鼓吹极度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和自由；报人自以为代表真正的民意，对一切权威，包括民选的政府，采取不信任、挑战、甚至破坏的态度。以美国为例，所谓的“新闻自由”获得宪法的明文保障，神圣不可侵犯，新闻媒体因此自认为拥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等三权以外的“第四权”（Fourth Estate）。

这些价值被认为是体现西方言论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但它们是否能被

移植到一片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土壤，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与当地的花草共同生长，开花结果呢？还是会带来一些当地植物没有免疫能力的病毒，将原有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而消灭一切土生土长的生命呢？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很快找到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今为止，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恐怕还没能找到一个经得起验证的成功例子。

然而，这些重要的问题显然是西方媒体所不感兴趣的，它们自认为负有“替天行道”的神圣任务，认为接受西方那种自由至上的新闻模式是理所当然的。它们要那些和西方国家没有共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也加以采用，认为这样才会真正给各国带来好处。

这种情形，在东欧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尤为明显，因为在全球的基础上足以和西方势力抗衡的唯一一股势力在一夜之间忽然瓦解，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时之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与之共生的放任式新闻自由，似乎已成为普遍的真理，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了。有人甚至因此而宣告“历史的终结”，西方之道从此将统治人类。而西方媒体作为这股似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开路先锋，更是意气风发，几乎所向披靡了。

在亚洲，这股西化的激流更是波涛汹涌，征服了一片又一片的海岸，并进一步建立了桥头堡。选择西方模式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有些是因为眼前的政治利益而心甘情愿地采纳，有些则由于种种政治、经济或外交的因素不得不听命或受制于西方，无可奈何地被迫接受。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西方媒体以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加以表扬，称赞它们对“民主与自由”作出贡献；而那些不愿萧规曹随的国家，则被它们贴上“压制新闻自由”、“违反人权”、“不民主”等标签，受到排斥和攻击。这种攻击行动不再只是出现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而逐渐以国际论坛的形式，有组织地进行了。例如，1994年12月，美国的一个新闻业组织“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和香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联合在香港举行了一个称为“亚洲新闻论坛”的国际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几乎是冲着新加坡而来的，对新加坡的新闻模式和它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此外，在1995年5月，国际报业协会（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在韩国首都汉城举行第44届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几项决议，要求朝鲜、缅甸、印尼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其他几个地区改善媒体的处境。新加坡对西方媒体的反击

新加坡为什么会被西方媒体和西方新闻专业组织挑出来作为攻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正当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接二连三地采取迎合西方媒体的姿态，随着它们的指挥棒起舞时，新加坡和另一些国家却对西方媒体采取了不妥协的姿态。其中，新加坡不但毫不屈服，还进行了反击。西方媒体势如破竹的攻势来到了东南亚，却遭到了这个小国的顽强的反抗，不但完全无法影响新加坡的媒体，它们的进程还因此受到了阻挡。因此，它们将新加坡视为眼中钉，不放过任何攻击它的机会。

的确，新加坡政府对西方媒体的反击行动早已闻名于世。这种反击主要有三种方式。

首先是新加坡的政治领袖，特别是李光耀资政，在国际场合上对西方媒体的严厉批评。他们对西方媒体那种自以为是、爱干预别国内政的作法，以及那种喜欢带着西方优越感、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教训第三世界的作风，感到深恶而痛绝之。任何西方媒体若没有掌握充分的事实，缺乏有力的论据，却试图以这种姿态向新加坡“训话”，告诉新加坡领袖如何治国的话，必然会遭到毫不留情的公开反驳或反唇相讥。在国际论坛或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若以不敬或对抗性的语气，或试图以一种话中有骨、不怀好意的态度向李资政发问题的话，也必然会遭他毫不客气地驳回，甚至教训一顿。由于李资政是一位受尊敬的国际闻名政治家，常有机会在国际论坛上发言，也常接受国际媒体访问，他的这种姿态早已闻名遐迩，也连带使到新加坡反对西方媒体的声量特别高，这方面的形象特别突出。

其次，新加坡政府要求在它国土内发行的外国报刊必须同当地媒体遵守同一套规则，特别是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