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近代化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摘要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1】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也许是由于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曾对撒切尔夫人说过“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2】中国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更倾向于是卖国贼，误国贼，把他的功绩都抹去了，留下的只是他去签了一个又一个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其实，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未有之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是对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海防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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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本名铜章，字渐甫，号少荃，出身与士人家庭，他少年聪慧，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青年时就有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尤其是他早年师从曾国藩，并两度入曾幕，为曾所赏识和提携，又受曾指派招募和编练淮军，由此奠定了他早期纵横晚清政坛的基础。在太平军起义时，他就显示出自己在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实际才干，但是当他于1862年到上海出任江苏巡抚，领导同太平军作战时，他平生第一次面对西方武力和侵略的威胁。他非凡的务实品性，以及有不平常的机会深刻了解西方武器和西方军事人才，使他在对西方作出反应中处于一种无可匹敌的地位。他是一个杰出的官员，他能够提请朝廷注意革新和改革的建议。从1862年开始30多年中，他成为中国自强的首要倡导者，自强政策要求以采用西方技术为主，发展中国武力和财力，以便能够应付西方侵略。由于他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1870—1895）的作为，他时常被同时代的作家看成是“中国的伊藤博文”，甚至是“东方的卑斯麦”——这不仅由于他在清朝外交中的作用，而且还由于他通过军事建设和工业化，追求国家的强盛，他的所作所为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一般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三十两银子，一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十九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一百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水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3】。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长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思想上的前瞻性。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海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

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中国从此告别了有海无防的历史，中国海军也借此迅速发展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亚洲头号海军。

李鸿章认为，商业和工业是西方富强的根本，中国要自强，也必须学习西方，大肆兴办工商业，于是，他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3]，商战有“形战”和“心战”之分，前者为末，后者为本，想要按内攘外，就要练兵将，制炮船，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学习西方的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但是，如何标本兼治呢？李鸿章认为:“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4]当然，要使中国富强，光靠商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借用洋器洋法，发展机器制造，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等。李鸿章鼓吹振兴商务，举办实业，除了开拓利源，求强求富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分洋商之利，欲挽利权以塞漏厄，必须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1865年在上海虹口购买美国人的旗昌铁厂，与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合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于1863年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母机机床也并入总局。曾、李又联合奏准拨留江海关税二成充作经费，扩建新厂，至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已扩建的各类分厂达十三个和一个工程处，是清政府最大的官办军事工业。该厂的第一任务是“以制枪，借充军用为主”；第二任务是制造轮船。1868年造出中国自制的第一艘轮船——“括吉”号（后更名惠吉）下水，至1885年，先后造大小轮船十余艘。1890年设炼钢厂，在此后的40年间，共炼钢8000余吨，平均每年产量不足600吨，数量虽低，它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炼钢厂。【5】1870年，李鸿章升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加以扩充，除制造各种军火外还设有水师学堂。李鸿章用他创办的军事工厂自制出来的枪炮，为抵御外侮增强了清政府的国防力量，开启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促进了交通运输等民用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业近代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重工业的发展，不能忘记李鸿章”的作用”【6】。

在民用工业上，洋务派兴办了许多工矿企业，第一个创办也是最成功的是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一度吞并了当时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民间航运。【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