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对比衬托的诗句

运用对比衬托的诗句

【篇一：运用对比衬托的诗句】

前人论及苏轼的词,不论褒贬扬抑,无不视他为开宋词一代新风气的词坛巨擘.正如《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东坡词提要》所言：“词至晚唐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

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不能偏废.”

以上的引文把苏轼与韩愈相提并论,认为苏轼在词史中的地位与韩愈在诗史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且不论这样的看法是否允当,就韩愈生涩奇险的诗而言,在诗史中的确是不能不谓之别格的,这是有定论的.而苏轼的词在词史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别格呢?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言明的,下文还要详述.以下先引宋人陈师道评论苏轼词的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1）陈师道的看法与以上引文所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他进一步指出苏词的基本特征是“以诗为词”.

陈师道所言的“以诗为词”具体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言,不过他对苏词的评价倒是交代得清楚,大体的意思是认为苏词是词中的别格、另类,而非当行本色,这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以诗为词”就会“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呢.原因只能是“诗词有别”.

一、以诗为词的原因：诗词有别

（一）外在形式之别：句读不葺之诗

诗词有别,就词的外表形式而言,相对于齐言的律绝近体诗,绝大部分的词皆为杂言体,但也有少数例外的.以《玉楼春》为例,上下两阕各四句,每句七字.初看非常象七律.故仅以外形来区分诗词,有时难免要犯错误.如果诗词之别仅限与此,那对于文人的创作是没有什么大碍的,特别是对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过只是改变一下词句的安排,完全是胜任有余的.但问题在于词是用作协乐歌唱的,需依声

填词,即按照规定的声韵关系来填词,所以词又被称作“曲子词”.词相对不入乐的近体诗而言,与音乐的关系要密切的多.据说苏轼填词常有不协音律之作,如李清照所言：“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2）填词若不能依声者,此所谓“句读不葺之诗”.

对李易安此论,历来众说纷纭,意见不一,而关于苏轼知音协律的记载也多见于宋人的著作.由于词律之学,几近失传,本是词学中的难点,对于一个初学者,更是如此.所以只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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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约略而言之了.

（二）意境题材之别：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诗词有别,其中差别最大的,应是意境题材的不同,这当然是就传统的婉约词而言的,也是就词的基本风貌而言的,因为“婉约词”相对于所谓的“豪放词”占了词的总量的绝大部分.

关于诗词之间意境题材的不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极精到的评述：“词之为体,要渺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境阔”当是指“诗”的意境题材相对于“词”应雄阔大气、气象恢弘,所谓“言长”则是婉转细致之意,故而带来的意境则是纤弱柔美.所以“词”较之于“诗”应多婉曲.

这样的评述是否正确呢.下文试举晚唐文人温庭筠为例来说明：

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头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

后镜,画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又是所谓“花间派”词人的代表.以上两首诗词作品,即便是没读过,而对诗词稍有所知的人都能分辨出,其一是诗,其二是词.正如上文王静安所言,诗词在意境题材上的确存在着明显差别.就上文所引作品而言,诗的题材是怀古,词的题材是闺怨.而它们所营建的意境显然也是不同的,诗悲郁苍凉,而词温婉细腻.但问题就接踵而来了,为什么同样一位作家,提起笔写诗、作词,意境会有这样明显的分别呢?而且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对比宋代文人的诗词,会发现不少类似这样的情况.平素写诗作文道学气十足的士大夫门,一旦作词往往就会面目全非,全然是另一张嘴脸.

原因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词的功能属性——词体的认知.宋词上承晚唐五代花间尊前的绮靡婉约的词风,至苏轼涉足词坛前,绝大部分词家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走“绮筵公子,绣幌佳人”（3）的老路,题材内容总不离男女欢爱、羁旅愁绪.所营建的意境也大多纤弱凄婉.文

人士大夫们填词虽是兴至而为,但仍以为词只是供侑酒而歌的,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算不上诗歌的正宗,故称之为“诗余”.

“词是诗余”这是宋人对词体共同的基本认知,所谓“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4）就连北宋文坛

领袖、诗文革新的主将欧阳修都是认同的 ,他说：“因翻旧阕之辞,写

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5）

陈师道对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评价,正是基于上文所论及的诗词在意境题材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也是基于对“词是诗余”的认同而言的.认为诗词各有自家的畛域,应当保持各自的审美特征.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陈后山才会对敢于冲破传统藩篱的苏词提出非议,诚然,他的观点放在词学发展史上会显得保守,但他对词的审美特征有别于诗的确认,对词的独特审美价值的肯定,都是有相当见地的.

诗与词在“本色”上不同,这一点无论从词的历史传承还是总体创作实

践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苏轼而言,把诗的“本色”（审美特征）带入词里,以词来表现诗的题材、境界,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风味呢?

二、以诗为词的实践：诗词一体,

据说苏轼到中年时才开始学习填词, 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是一家……”柳七郎即是柳永,公认的婉约派大家.苏轼所言的“无柳七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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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显然是要在传统的“辞情蕴藉”的婉约词风之外,另立一家,自成一格.对于这一点,宋人胡寅《酒边词序》中云：“柳耆卿后出而尽妙,好

之者以为无以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浩歌,超乎尘垢之外……”他对苏轼“另立门户”的

作词观点,表达了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苏词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之处,是在对词的意境的改变及提升上,改变了所谓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转之度”,而把词境提升到“超乎尘垢之外”.而达到这种改变及提升,

最易行的途径显然是借鉴“诗”的题材与境界入“词”,做到“诗词一体”.纵观苏轼词创作的实践,其与一般婉约词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题材宽广、境界阔大

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

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给予了苏词非常高的评价,并且提出了“尊体”的

看法,这绝非什么溢美之辞,苏轼在前人或同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开拓词境的基础上,进而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借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