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

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
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

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

——基于北京市私营企业家的经验研究

尉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内容摘要:本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并探讨关系性质不同的网络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家建构网络过程和原则。基于对北京市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我们发现弱关系构成的网络,在给企业家提供非冗余性信息方面非常很有效。弱关系还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桥梁。嵌入在弱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活动,如果只靠企业家个体的道德信任约束很容易导致投机行为。但是,在低风险、双方互惠的情况下,弱关系也能帮助企业家促成经济合作行为。弱关系加上正式制度的信任是现代私营企业中一种比较理想的合作模式。

强关系不仅能够给企业家提供信息,而且还能够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各种实质性的帮助。强关系所带来的人际信任减少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强关系负面作用表现在:一是在中国社会强关系所提供的伦理桎梏会制约企业家的行为。二是强关系网络的闭合,导致信息的闭塞和排斥外来人,这也是很多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关系网络一方面影响企业家行为。但很多的情况下,企业家组合、利用强关系和弱关系不断建构自己的网络。信任和利益是建构的动力和维系网络的纽带。企业家建构关系网络遵循着从强关系到弱关系“差序格局”的形式不断扩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强关系弱关系嵌入性企业家行为

近年来,社会资本成为了社会科学的时髦用语。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历史学家纷纷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研究表明:对于个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地位的获得、增强个体的权力,求职与职业流动以及提高管理者的绩效方面都有积极意义(Lin,1981;Krackhardt,1990 ;Podolny and Baron,1997;Galunic and Moran,1999,zhao,2002)。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对于提高绩效,推动产品的创新以及促进企业家创业等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Baker,1990;Tsai and Ghoshal,1998;Luo,1999)。

对企业家的研究表明,关系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和资源、减少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以及提高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比较落后和法律比较淡薄的地区,关系的作用就会更加凸现。Fafachamps(1998)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研究发现,通过个人关系可以优先获得供应商信任。这种信任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外来团体的信任。Barr (2000)在加纳的研究表明,加纳生产商关系的多样性可以显著的解释不同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这项研究还证明网络还能够促进企业家获取更多的商业回报和扩大企业的规模。学者们对中国的企业研究也表明,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已经超过了“体制资本”,对于资源获取和企业发展都有重要作用(李路路,1995)。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边燕杰、丘海雄,2000)。Seung-Ho Park等(2001)具体探讨了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一般说来,关系给公司带来较高的绩效,但仅限于销售量增长、公司市场扩张和竞争地位巩固,而对利润和内部运营无促进作用。

但另一方面很多的研究也表明,无论对于个体、企业还是整个社会,社会资本也会带

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强关系团体的封闭性可能会限制团体成员个体的自由和事业的发展。成员身份促进获得资源的同时,也会产生水平下滑压力,可能会阻碍群体成员发展等(Portes,1998)。那么,如何看待社会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在企业家行为和企业绩效中的作用,深入地来研究构成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的特征,就变得非常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嵌入性与企业家行为

“嵌入性”已被看作是沟通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商业行为进行解释最有潜力的概念(Uzzi,1996)。嵌入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影响经济活动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被经济学家所忽略和缺乏深入研究(Granonvetter,1985)。在研究个体的社会资本时,社会学家从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的(Batjargal,2003)①。

(一)结构性嵌入

结构性嵌入指的是整个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定,也就是个体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学者们对于网络结构对企业家影响主要集中在网络的规模(关系的数量)和关系的多样性。网络结构对企业家行为影响非常复杂,经验研究的结果也大相径庭。Resse等人(1995)的研究发现,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企业家网络的规模对于企业的生存没有显著的效用。而Boissevain(1974)认为,无论是从总体还是从局部上看,关系的数量都是最重要的网络特征。关系数量的增加对于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会带来很多的便利,大大提高了各种资源获取的可能性。Batjargal(2003)在俄国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企业家拥有的联系越多,企业的绩效就越好。

连接的多元性是指社会关系网络中连接关系的同质性程度。社会关系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种类越多,则这个网络的连接多元性较高。Davern(1997)的研究也证实,与几个地位高或者有钱的人有杰出的企业家,更有可能获得到更多的资源。而且与关系性质比较单一的企业家相比,关系更为多样的企业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新鲜信息(Burt,1992)。

(二)关系性嵌入

关系性嵌入主要指的是个体关系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活动。关系的特征主要包括关系强度、比如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以及关系的信任程度等等。Johannisson(1996)的研究证实了关系强度对于信任和商业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Burt(1992)认为,弱关系可以提供一个桥的功能来连接不同层面的关系,因此可以自由的获取各方的信息。而且,在弱关系的网络中,企业家可以获取很多而不必受到社会期待和各种责任的束缚。Boorman(1975)用数学的手段也证明了在某些假定的条件下,经济行动者通过维持弱关系而非强关系会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Uzzi ( 1997)认为,通过强关系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信任,加速信息的传递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合作,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的绩效。Zhao and Aram(1995)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的企业中一个网络内部交往的频率和企业的增长呈现正相关。强关系通常包括家人或好友,它们的特征是情感性的而且经常在一起。这些关系对于创业企业家来说尤为重要。

关系强弱程度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研究出发点,既然强、弱关系的作用各不相同,那么,有必要清楚认识在什么条件下强关系起作用,什么情况下是弱关系在起作用,如此就可以深入、具体地分析丰富多彩的社会关系对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发展的做出更为深层次的解释。进一步来讲,以上强关系和弱关系的讨论都是关系的正面作用。如果关系网络都发挥正面作用,那么前面讨论的由社会网络构成的社会资本负面作用又从何而来?因此,本文主要从嵌入性的角度出发,一方面研究不同性质的关系网络对于企业家资源获取、市场交易等各种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考察

①Zukin和DiMaggion(1990)把嵌入分为四类:结构性嵌入—行动者之间的资源质量和关系结构;认知性嵌入—导致经济逻辑的结构化的心理过程;文化性嵌入—达成经济目标的共享信念和价值观;制度性嵌入—对经济权利和经济激励的制度性制约。

企业家如何使用不同性质的关系来建构关系网络,探究建构关系网络的原则和规律。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资料

(一)研究方法

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研究者基本上都是采用定量的方法来获取资料。定量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用有限的几个变量来对社会现象做出普遍性的解释,从而达到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但是对于定量的研究Chell(2000)等人对此也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有很多的理由来批评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网络行为与企业家努力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过程通过计算是很把握的。

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尽管在类型比较和普遍解释力方面有所欠缺,但企业的种类各种各样,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定量的数据很难反映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揭示事物背后的规律方面。把一个个生生活关系的故事,转化成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像一道道千滋百味的精美宴席,变成了滋味单一的维生素或蛋白质。相对于统计分析的强有力工具,口述史和个案的“深描”的永恒魅力,也许就在于它的“去蔽”功能(李培林,2004)。

本研究中采用个案调查的研究方法,对选择的企业进行深入的访谈和观察。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全方位的了解企业的各种事实。除了访谈还可以对企业进行全面、深入地观察,并且收集企业的各种文字资料,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企业。个案的研究方法的缺陷,就是样本缺乏代表性,缺乏普遍解释力。

(二)调查的实施与数据的获取

2004年8-10月,我在北京通过个人的关系选择了12家企业进入了访谈和调查,其中包括两家试调查。这12家涵盖了服务业、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三个行业。企业的规模最大的年销售额得到2亿,规模小的销售额只有几十万。企业存在时间长的有30多年,短的只有1年多。样本基本上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历史的企业。

依靠个人的关系进入企业进行调查好处是在企业的入住时间长,可以通过对企业多名员工的访谈,还有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多方位、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企业。特别是对于企业老板们的关系网络调查,他们自己谈的很少,而且还有很多回避的意思。这种情况,从他的下属以及朋友从侧面进行打听,就可以获得非常丰富的资料。还有有内线在企业,他对企业的很多内幕比较了解,而且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亲自参与的。因此,这样的访谈资料是最为翔实、可靠。但是,靠个人关系进入的缺陷是,对大的企业只能接触到某些具体部门,不能一下子从整体把握企业。还有如果内线在企业的职位不高,那就很难接触到公司的高层,对于研究企业网络来说这种制约是很致命的。

具体的调查主要分三步:首先对公司的老总做第一次的访谈,参观企业,对企业历史和基本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第二次访谈主要听企业的老总讲企业获取资源的整个事件发展的过程。通过整理的他们的故事,慢慢地勾勒出关系网络作用的过程和企业家利用的关系网络的脉络。第三次的访谈,对企业的员工和有关人员进行访谈,进一步完善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作对比、鉴别。最后,把所有资料整理成一个案例进行存档。

三、弱关系与企业家行为

格兰诺维特在求职过程研究提出“弱关系强度”的假设后,促发了该领域众多富有成效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争论(Bian,1997)。格兰诺维特(1973)把弱关系看作一个与他或她无法直接接近的那部分社会结构建立联系,可以超过他或她的较小的、严格界定的社会圈子。弱关系充当了一种渠道,通过它们“社会上离自己较远的那些观念、影响和信息可以抵达他”。他认为弱关系在传播信息、提供流动的机会和帮助社区功能的履行等都发挥重要作用。在我们的研究中,弱关系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效地“桥”给企业家传递信息,而且还能够促进企业家的各种经济活动。但是要想保证经济活动的成功,则需要很多条件来提供必要的信任。

(一)非冗余性信息的传递

无论是在企业的创业初期,还是在企业发展的成熟阶段,弱关系都能够为企业家提供信息,有利于他们获取资源或者技术甚至提高企业绩效。

案例1:从一个朋友提供的信息。Z总在1994年底,从某化工研究所辞职,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主要从事电器、配件等产品的贸易。在一次,与电力局的朋友聊天,听说现在电力局正需要防腐材料,需求比较大,而且很多厂家都在寻求与供电局的合作。于是Z总到电力局去询问情况,并寻求合作。由于,化工研究中有防腐这方面的技术和工艺,再加上他们是本地第一家寻求合作的企业,因此Z总揽下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做得很漂亮,得到了电力局的高度赞扬,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声誉,招揽了更多的单子。防腐材料的项目,为Z总以后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桶金。

案例2:同事提供的信息。X原为上海J咨询公司的员工,后来离开公司与几个朋友成了一个新的公司。2000年,Q省政府进行电子资源的规划,也就是政府上网工程,在全国进行招标。J公司本来是投标的公司,但是觉得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放弃了。但由于X总是Q省人。因此,J公司的前同事在一次,闲聊中就把这件事情告诉X总。X总觉得项目有兴趣,再加上本地人各方面都比较熟悉,于是就回到Q省考察。他觉得这是商机,于是在Q省设立办事处。后来,这个办事处就成了X总公司的雏形。

以上两个案例可以发现,无论是朋友还是以前的同事,都属于关系比较疏松的群体成员,而且这些信息都是在无意中得到的,很大的程度上都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事情。这样就验证了格兰诺维特的解释,弱关系能够扩越不同的群体,跨越了更多的社会界限,能够提供更多的非冗余性信息。

(二)道德约束与投机行为

尽管弱关系能够传递信息,促进经济活动的发生。但是,弱关系总是与不稳定、风险、投机联系在一起。嵌入在弱关系企业家的行为,如果只靠道德的约束,就很容易产生投机行为。特别是在对于某一方特别有利的情况下,企业家的投机行为的几率更加明显。它既包括一些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欺骗,也涉及复杂的欺骗形式。

案例3:失败的技术合作。L Y工厂的技术,在它所在的行业处于领先的地位。因此,很多的企业都寻求与L Y公司的技术合作。其中,一家企业的老总和L总是校友,在得知L 总企业的信息后,主动找到L总寻求技术的合作。LY工厂给与一年的技术指导,各个流程

的技术人员都对其进行过技术指导,等技术学完后,这家并没有付给相应费用,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通过案例3可以看出,校友是一个比较弱的关系,而且双方的合作,也没有正式的协议下。只有个体企业家的道德约束来维系这次合作。道德的约束是比较弱的,在没有其他约束而且对某一方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投机的行为。

(四)低风险、互惠的合作行为

尽管嵌入在弱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活动,存在很大的投机风险,但在各方互惠而且是低风险的条件下,弱关系也充当了经济合作的桥梁,促成了企业家的经济行为。

案例4:与大学Z教授的合作。JR公司是一个家小的民营企业。在技术研发上需要同大学的教授的支持。H总通过一个同学介绍找到了QH大学的Z教授。双方认识了以后,就开始了技术的合作。通常,公司有什么技术上的难题,就直接找他们请教。当然,这些指导,也不是免费的,H总会相应的给出一些劳务费。如果H总发现有好的项目,需要技术的研发。H总就找到Z教授谈,看看他能不能做。如果Z教授说可以,他们就合作。然后就是谈价格。谈好了价格,他们的合作就开始了。H总说,“我们的合作很愉快。主要是钱给足了,一切都好办了。学校的费用该交的都交了,学校很满意。教授们的劳动,我们给辛苦费、劳务费,他们都很满意。有了第一次的合作以后,以后的路子就熟了,合作的都比较好”。

案例4中告诉我们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建立在弱关系的之上的合作非常地成功。一是这种合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低风险的。对于Z教授来说,他利用学校的设备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获取利益没有什么风险,即使公司出现了欺骗行为,对他们来说损失也不是很大。对于企业来说,如果Z教授帮助他们的技术研发,是不用预付款的。即使技术研发没有什么进展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大损失。二是这种合作还有一个强联系的纽带,那都是利益。在这个合作中三方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学校拿到了设备的磨损费,教授拿到了劳务费,企业拿到技术。任何一方出现投机行为,都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因此,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家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弱关系之中,但是合作都非常成功。

(四)弱关系和制度性信任

卢曼曾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信任—个体性信任和制度性信任。在经济活动中,如果弱关系不能提供足够的信任来完成经济活动,那么如果有正式的制度作为保证,那么这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合作模式。而且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中,弱关系和制度性信任将会是企业家合作的主要模式。

案例5:1997年YG数控刀具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在公司成立之初,X就严格根据《公司法》要求,设计公司的治理结构,实现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

离,聘请职业经理人W出任公司的总经理,自己出任公司的董事长。这种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保证了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权力,包括X董事长和W总经理,都受到相互的制约和制衡。公司内部分工明确,运作协调,各种权利有着彼此的制约。董事长的权利也不是无限的,也要受到制衡。在年初的时候,公司在各个方面会有一个预算,报董事会批准,然后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年终的时候,引进第三方的公司,对公司进行审计,做出总结。在管理上实行目标考核,企业几乎所有的运营都由总经理负责。只有大的项目审批才上报董事会讨论通过。对总经理的考核也有具体的指标,如果达到或超过了,就会有相应的奖励,如果完不成指标,就会担当相应的责任。

案例5告诉我们,尽管X和W之间时很典型的弱关系,但是他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而且公司的管理和效益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尽管是弱关系不能提供足够的信任促成合作,但是公司有一套很硬的制度,规定给各自的权利与义务。这种制度性的信任确保了弱关系的维持和良性的发展。

四、强关系与企业家行为

在强关系的讨论中,边(1997)认为在中国社会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在连接个人网络的桥梁。刘(2001)通过对深圳“平江村”的研究发现,不仅仅弱关系,而且强关系也能够带来信息。我们的研究发现,强关系不仅可以提供信息、信任和义务、各种资源,而且还存在一些负面的作用。

(一)信息和信任

如果只从一种维度来看,一个人只属于一个群体,比如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机构的一员。可是,从多维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并不只是某一群体的一员,而分属多个群体。因此,强关系也是有信息交流的,或者进一步说,强关系也会带来新的信息(刘,2001)。

案例7:舅舅关于建立品牌的信息。S总是一家家具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上个世纪90年的时候,他的企业还是一个小的家庭作坊,一年的销售额大约100万左右。而且连续几年销售额都在这个数字徘徊。那个时候像S总这样的企业,在当地有很多家,竞争也非常的激烈。1996年,S总的舅舅从台湾回来探亲,看到了当时企业以及周围的经济环境。舅舅就告诉S总,企业要想做大,就必须有自己的品牌,要树立品牌的意识。后来,舅舅还给他从台湾带来很多关于企业品牌的书籍,这对于S总企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帮助。他的企业是当地第一个注册家具商标的企业。现在S总的企业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2个亿。S 总在总结企业成功的经验时,特别强调舅舅给他提供的作企业要树立品牌的信息。“现在和

我同时期的很多企业死掉了,而我的企业不断的成长,舅舅当时告诉我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比他给我提供的资金(当时舅舅无偿赠与人民币100万)还要重要”。

案例8:哥们提供信息和信任。J公司以前给上海某日用品厂提供原料,后来该厂倒闭,逼得J公司寻找新的办法来处理原料。X总的一个哥们N省轻工研究所的Y所长对J公司的H总说,冻干这个一个方法还不错,这项技术和设备在日本成熟,但在国内保健品行业还没有企业作过,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并帮他介绍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N省医学院D 教授。D教授在这方面颇有些研究。由于,D教授非常相信Y所长,Y所长又是H总的好朋友,因此合作比较愉快。H总对董教授说,“我们一起做,我不会亏待你的”。他们的合作开始了。后来,D教授成功地解决了冻干技术,并把它应用在企业的实际流程之中。解决了企业原材料保鲜的问题。后来,该项技术得到了Q省卫生厅专家的评审,并作为一项新技术,在其他的企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技术取得成功之后,H总也给了董教授相当的技术转让费,双方对这次合作都非常满意。

以上两案例都反映出,强关系已可以给企业家带来非冗余性信息。S总的舅舅给他带来做家具要树立品牌意识的信息;X总的哥们告诉他Y所长,对冻干技术有研究,或许能够帮助他解决技术难题。除了信息的作用外,案例8还告诉我们,强关系所提供的信任的作用。由于X总、D教授与Y所长都是好朋友、铁哥们,因此,他们三人中间就存在着很强的信任关系。与案例4相比,同样是技术合作,他们就没有了关于研发费用的讨价还价的问题。X总一句“我不会亏待你的”就解决了,大大减少了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二)各种实质的支持

强关系不仅提供信任还能给企业的发展提供各种实质性的帮助。罗(1997)对台湾的小企业的研究表明,小的企业主家庭网络所提供的团结给小企业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而且他们也倾向于通过个人网络来获得资金和市场机会。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几乎所有的私营企业创业初期的资金都是通过家人、亲戚或者好朋友提供的。不仅如此,强关系还能提供技术、人才等各种的实质性的支持。

案例9:L总原为上海某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后来L总回到Q省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但是,由于上海公司的老总们都是L总的同学,而且大家都一起在上海创业,因此关系非常的密切。L总在Q省成立新的公司之后,上海的公司为L总的公司的一直都提供技术支持,L总的一些设计和研发都要依赖于上海的公司。而且与上海的公司共用一个服务器。

上海公司招募的优秀技术人才,在为上海公司服务的同时,也为Q省公司提供人才的支持。上海公司的员工,可以来Q省工作,享受上海的待遇;同时,Q省公司的员工可以去上海的公司学习和培训。对于双方产生的费用,也不是即时结算。而是半年相互结账一次。

案例9就可以看出,L总尽管离开了上海的公司到Q省自己做企业,但是以前的同学关系,一直都在发挥作用。上海的公司一直都在为他提供技术、人力等各方面的帮助。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强关系所带来的信任的作用。两公司的结算也不是即时的,而是半年一次的相互结账,这就不仅有利于公司的资金流,而且节省了很多的交易成本。

(三)情感的制约

在中国文化中,情、理、法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结构,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一般来说,在日常生活的领域,情理起较基础的作用,法律只是作用的最后调节者。如果亲人、朋友之间因为经济利益而伤了感情,那被认为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此,强关系所带来的情感的制约,在很多时候下也会制约企业家行为。

案例10:朋友、熟人不回货款。J公司产品刚刚上市时,由于公司的规模小,没有很多的资金去做广告宣传。因此,他们都非常着急,产品没有市场公司就没有利润。因此,他们想尽快占领市场,并最大限度的扩大市场份额。公司选择了试销和代销的办法,把产品给熟人、朋友和业务员进行销售。尽管产品销售的还可以,但回款就成了一个问题。很多人卖了产品以后,货款就不打给公司。在这些代理商中,越是朋友和熟人也是靠不住。很多人觉得你老H有公司,不缺这点钱,所以回款很慢,还有很多人直接就不给货款。面对这种情况,H总显得很无奈:“大家都是熟人,这点钱又不好开口要,很多时候就不了了之了。结果是,我们不给他们供货了,以前的货款我也不要了,朋友的关系也就到头了。”相反,陌生的代理商回款的反而更多。只要有钱赚,产品卖得好,他们还是比较守信用的,不过骗子也不少,那些人就是纯粹的欺骗了。

案例10可以看出,强关系的所带了的一个负面的作用,那就是面子的问题。中国社会是一个重面子的社会。而且朋友、熟人之间的交往总是感情高于经济利益。因此当熟人之间发生了经济之间的纠纷,如果利益不是很大的,最后都是不了了之。造成的结果是交易中止、朋友断交。

(四)网络闭合

科尔曼在社会资本从何而来的讨论中,他认为网络的闭合产生信任和规范,是产生社会资本的基础(Burt,1992)。但是,网络闭合在带来信任和规范的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的负面的作用:一是制约了对非冗余性信息的摄取;二是排斥外来人,这也是就是很多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

案例11:XH公司是一个专门为农民提供养鸡服务的专业服务公司。现在公司的主要部门都是W总的亲戚。雏鸡部由W总的三弟来负责,饲料部由老大负责,鸡销售部由四弟负责,财务部由其内弟掌管,药材部的头目是他的妹妹。办公室是他的一个老伙计(L)给负责。对于,这个有自己的亲戚网络组成的公司,W总这样说“自己人贴心,不管干什么都放心”。以前的时候,W总对自己的企业很满意,但是最近几年的销售额一直都在1000多万左右徘徊,这也让W总非常的着急。而且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公司的问题:“现在企业已经达到了最大的负荷了。每个部门人的能力都达到了一个极限了,企业最大的发展潜力都挖掘出来了,但能力有限,企业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了。而要想引进新的管理人员,一方面家里人不同意。就算是同意了,新进来的人如何与我的家族成员怎么相处,也是一个和棘手的问题”。

案例11就鲜明的反映出这个问题,现在企业中家族成员都处于管理层。尽管他们信任程度很高,大家都很敬业,但是个人能力有限,这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家族网络的高整合、高信任也影响了外来人的进入。

五、超越嵌入:网络的建构

格兰诺维特在讨论嵌入性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弱嵌入的概念。一方面他承认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他还承认经济过程的自主性。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的行为在关系网络的嵌入也是部分嵌入,一方面企业家的行为受到关系网络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家也不断地运用和组合强弱关系,主动的建构网络。

案例12:找回被查的货物。去年,H公司从Q省运来一批货物。由于货物是国家禁运的,所以在进城的高速路口被工商局查获。如果货物被没收,那么100多万的货物就要打水漂了。X老板在家着急的团团转,全家商议了一下,先去找一下自己的妹夫L,他在市里一家银行工作,看看他有没有关系。打电话给L说明了情况。L说有一个哥们S在交通局工作,比较有关系,可以试一下。X老板如果就连忙带上L和礼物来到S家。说明情况后,X老板表示如果事成之后还有重谢。但是,几天过后,S答复是货物被工商局查获了,自己也是爱莫能助。

X老板感到无望,在家郁闷。他的老婆提醒他去找找他们的一个熟人——老N。老N

的老婆与现在市委副书记的老婆,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感情非常的好。她或许能够帮上忙。于是,X老板和他的老婆,就背了一份厚礼,来老N家中。把事情说了一遍。把礼物送给他们,并表示事成之后还有重谢。N和老婆就表示这件事情,他们也没有把握,不过可以试试。

后来,老N的夫人就带着X老板的夫人还有一些礼物来到市委副书记的家中。市委副书记的夫人——L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自己的老朋友来了很客气而且当即就给工商管理局局长打了电话说,“我的一个亲戚有一批货被你们给查去了,人家现在企业比较困难,你们看看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宽大的处理,也算是照顾一下私营企业嘛。”这样,X老板就跟C局长建立了联系。后来,X带着礼物去拜访C局长。C局长说,L已经把事情都跟我说了,你在家等通知吧。我们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来,工商局象征性的罚了一点钱,就把货物还给了X老板。,后来,X给了C局长一个红包作为感谢。当事情办成之后,X老板又去拜访老N,随便给他的儿子一个厚厚的的红包。老N家让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图1:案例12的关系网络图

妹夫(H)交通局哥们(S)货物无法找回

X(货物被扣)

N(一个熟人) 市委副书记夫人(T)工商局局长(C)货物送回

通过案例12可以看出,人们利用关系网络的原则是呈现“差序格局”的特征,从强关系到弱关系扩展。在寻求帮助的时候,X老板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妹夫L。在强关系网络无效的时候,才想到求助于相对比较弱的关系。

在关系的运用过程中,有两种基本的纽带——责任和利益。在强关系的网络中,责任起到了主要的作用。X老板的妹夫L觉得帮助自己的姐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马上带着X老板去找自己的哥们。对于市委书记的夫人L也是。对于她来说,由于和N的老婆,是从小长大的好朋友,而且逢年过节两家都还有走动。尽管双方的社会地位有所差别,但是帮助自己的老朋友,也是分内的事情。于是,当即就给工商局的局长C打电话。而在弱关系的交往中,利益就成为了联系的纽带。在访谈的过程中,W老板也承认尽管与N有些交往,但是真正能够刺激他们帮助的原因,还是他们看中了礼物。没有这些礼物,他们是不会这么痛快帮助我们的。

六:结论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发现弱关系构成的网络,在给企业家提供非冗余性信息方面还是

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家前台化行为类型及影响因素

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家前台化行为类型及影响因素 新媒体的发展为企业家的前台化行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尤其是微博、论坛等自媒体的产生,成为企业家接触消费者的直接纽带,呈现出曝光前台化行为的新形式。基于新媒体环境,以微博为例,探究了影響企业家前台化行为效果的主要因素。企业家的前台化行为要求与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新媒体的特点进行高度结合。发挥前台化行为的最大效益等同于积极的前台化行为加上对风险的规避。新媒体环境下,前台化行为本身需要充分体现社会责任感,在此基础上不断迎合消费者的偏好,与其进行良好的互动,充分掌握前台化行为所要求的各种技能,成为集“演讲家”、“慈善家”与“网红”于一体的企业家,并尽可能规避风险,降低消极舆论导向以及企业相关负面事件的影响程度。 标签:新媒体;前台化行为;微博 doi:10.19311/https://www.360docs.net/doc/ad2335051.html,ki.1672-3198.2016.32.023 0 引言 新媒体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化媒体,是相较于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应运而生的概念,其依托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通过互联网、局域网、卫星通信等渠道呈现在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移动终端,成为当下为消费者提供信息和娱乐等新的媒体形态。前台化行为是指一种有选择的展示行为,希望公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是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家及其企业评价的重要因素,但企业家行为的曝光可能是被动的,因此前台化行为分为前台化和被前台化两类。 在新媒体环境下,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对于企业家的曝光效果逐渐减弱,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对于企业家的曝光日渐频繁,尤其是微博、论坛等自媒体的产生,成为企业家接触消费者的直接纽带,呈现出曝光前台化行为的新形式。许多企业家依靠前台化行为的不断曝光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导致公司股价以及业绩产生一定程度的上涨,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试图通过各种抛头露面或是花费金钱做慈善来让消费者对企业有进一步的了解。但前台化行为不只有好的一面,且有很多因素会对其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此前台化行为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有着较高的要求。虽然前台化的曝光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也可以通过适当途径进行有效规避。 本文想要通过探讨新媒体环境下,企业家前台化的途径以及前台化行为的影响,来揭示出前台化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找出不同的企业类型适合的前台化行为,并针对如何规避在前台化行为曝光过程中产生的风险提出建议,对于企业以及企业家本身有着实践性意义。目前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前台化行为对于消费者以及投资者决策影响进行分析,本文结合新媒体——微博平台来具体阐述前台化行为在新媒体环境下曝光形式的变化,为以后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企业家行为研究的演化逻辑及未来方向

企业家行为研究的演化逻辑及未来方向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企业家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以往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内部经营管理、内部营销、内部品牌建设、企业家社会资本和品牌背书五个方面。基于此,文章分析了这五个方面内在的演化逻辑,并指出企业家行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企业家行为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家行为内部营销社会资本品牌背书 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企业家的行为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发展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制定公司发展战略(Mark&Michael,1987)、塑造企业文化(Anders,Katarina&Ingela,2003)、影响员工的组织认同(Daan et al.,2004)和品牌绩效(何志毅和王广福,2005)、获取社会资源(孙俊华和陈传明,2009)等各个方面。不难看出,企业家的角色和工作内容变得越来越广,同时也越来越复杂。因为时代背景和竞争环境对他们的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幕后的领导和经营管理工作,还需要他们不断地走向前台参与一些非市场行为,以此来获得更高的企业社会声誉和社会资源(贺远琼和田志龙,2006)。尤其是近年来社会企业家概念的提出(Johanna&Ignasi,2005),赋予了企业家新的职责和使命,在给企业家指明转型方向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基于此,为了更好的研究企业家行为及把握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必须首先对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便于把握其演进的脉络和逻辑。所以本文将不仅成为理论工作者对企业家行为研究的垫脚石;同时,也将为营销实践中企业家台前幕后行为的实施执行提供参考和指导。 相关文献回顾 实际上,也有不少学者从人格特质(Timothy,Joyce et al.,2002)、外貌特征(Zebrowitz&Montepare,2005)以及大众传媒(Wartick,1992)等方面对企业家进行过研究,但这些研究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对于企业家来说,人格特质和外貌特征较难改变,所以在营销实践中可操作的空间不大。其次,从媒体传播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研究不过是对企业家形象的报道进行事后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企业家台前幕后行为的实际指导意义不大。本文主要对企业家行为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发现以往学者的研究大致集中在内部经营管理、内部营销、内部品牌建设、企业家社会资本以及企业家品牌背书五个方面。 (一)内部经营管理视角 内部经营管理视角下的研究大多是探讨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行为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实证性的研究开始于上层梯队理论的提出(Hambrick&Mason,1984)。基于此,学者们发现出色扮演多重角色的领导,以及具有高水平认知复杂性、行为复杂性,并且能够在处理问题时使用多种参考框架的领导会比其他领导具有更

顶级企业家的行为规范

顶级企业家的行为规范 (一) 明理有别,正确决策 正确的行为来自于正确的心识,因为只有正确的心识才能明理有别,做出科学的正确决策。在这里,正确的心识就是把握天下之大道,就是具有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明理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认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有别就是根据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和决策科学原理发现目标以及制订各种达于目标的方略,并选择一种达于目标的最佳方略,即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所以,明理有别,正确的决策就构成了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实践只有在科学的正确决策指导下才能顺理达成,取得最佳的行为效果。孔子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亲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见《中庸》) 这里的“一”就指的是科学的决策。可见,科学的决策是达于科学的行为准则的前导,只有科学的决策,才能指导自身的行为实施自导式管理达到决策的目标。孔子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见《中庸》)这里的豫就是科学地预测与科学的决策。面对客观的事物,做出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能达到目标,就能立;不进行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达不到目标,就不能立,就废。 由于人的行为有三种:语业、身业、意业,对人来说,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可以从这三方面去考虑,这就是:“言前定则不乱;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言前定则不乱——谈话戒“三愆” 所谓言前定则不乱是说,面对客观事物在发言之前就要想好,对所发的言语要做出科学的预测,预测出口的语言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产生悖论,合不合道理,当事者会产生什么心理反应,是利于顺事达成,还是破坏协同稳定。孔子对言前定提出“君子有三愆”(见《论语》)。就是说,人们在发言时常犯三种过失,这三种过失称为“三愆”。 这“三愆”是:“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顶级企业家的行为规范

顶级企业家的行为规范标准化管理部编码-[99968T-6889628-J68568-1689N]

顶级企业家的行为规范 (一) 明理有别,正确决策 正确的行为来自于正确的心识,因为只有正确的心识才能明理有别,做出科学的正确决策。在这里,正确的心识就是把握天下之大道,就是具有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明理就是把握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认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有别就是根据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和决策科学原理发现目标以及制订各种达于目标的方略,并选择一种达于目标的最佳方略,即做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所以,明理有别,正确的决策就构成了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实践只有在科学的正确决策指导下才能顺理达成,取得最佳的行为效果。孔子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亲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见《中庸》) ????这里的“一”就指的是科学的决策。可见,科学的决策是达于科学的行为准则的前导,只有科学的决策,才能指导自身的行为实施自导式管理达到决策的目标。孔子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见《中庸》)这里的豫就是科学地预测与科学的决策。面对客观的事物,做出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能达到目标,就能立;不进行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就达不到目标,就不能立,就废。 由于人的行为有三种:语业、身业、意业,对人来说,科学的预测与科学的决策可以从这三方面去考虑,这就是:“言前定则不乱;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 言前定则不乱——谈话戒“三愆” ??? 所谓言前定则不乱是说,面对客观事物在发言之前就要想好,对所发的言语要做出科学的预测,预测出口的语言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产生悖论,合不合道理,当事者会产生什么心理反应,是利于顺事达成,还是破坏协同稳定。孔子对言前定提出“君子有三愆”(见《论语》)。就是说,人们在发言时常犯三种过失,这三种过失称为“三愆”。 ????这“三愆”是:“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所谓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意思是说,根据对时间、地点、条件的分析,本不当说的话,你就说了,是犯了“躁”的毛病。由于犯了这种毛病,在历史上引来杀身之祸的不在少数。杨修耍小聪明,凭借曹操在饭桌上抛鸡肋,回去与夏侯淳说撤兵,结果引来涣散军心的罪名而被曹操杀掉了,曹操杀了杨修,果然撤兵了,这就是“躁”引来的悲剧。另一个例子是:从前,郑武公想侵略胡国,故

传承与发展企业家与企业文化之辩证关系

传承与发展---企业家与企业文化之辩证关系企业家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企业文化理论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咨询过程中,许多企业家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企业文化到底是不是企业家的文化,或者直接说是老板文化。我的肯定地回答说,企业文化肯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企业家的文化,它是一个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家个人文化的观念是错误的。特别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这个特征就更加明显。 一、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有员工的文化特征 企业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通常来说,企业文化的形成是由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决定的,他决定的基础是在管理过程中,企业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和决定了企业员工的价值观、管理风格、行为规范和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且这种影响是有阶段性发展规律的。在企业的初创时期,企业家精神在企业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且无法动摇的地位,具有强势的引导和决定性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各种高级人才的陆续引进也必然带来了对以企业家精神为主的“原味”企业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作用在企业文化形成过程中开始逐渐减弱,或者说企业家的个人精神受到来自团队其它人员的影响,它不再是一言堂,而是一种集体行为。这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企业家本人是一个勤奋向上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他所在企业的文化特征就肯定是勤奋向上的文化一样,如果这个推理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企业文化人就不需要建设了,因为企业家的个人文化特征就可以

是企业的文化特征,那么这种企业文化还需要建设吗? 企业文化变革的过程首先是针对所有员工的文化审计,它通过寻找在员工行为过程中的企业基本假设,重新确定企业的文化根基,所以它不仅仅是针对企业家个人的文化特征,是面对全体员工的一种集体行为。一个企业的基业长青,不能仅仅单靠企业家个人的能量,他只是起到领导者应为的主导作用,并基于权力或者产权的控制而使经过实践验证并得到大部分员工认可的企 业文化体系化、制度化,成为指导企业运行的基本原则。但企业家的文化能否上升到一个企业的文化层面,这取决于他个人的价值观是否得到企业绝大部分员工的认同,并最终落实到企业员工的行为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说企业家的文化就等同于这家企业的文化了,但最多也只能是近似而不是全部,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等同于另一个人的价值观是不现实的,更加不要说是等同于整个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唯一可以作到的就是企业家的价值观被企业大部分员工所认同并上升到企业的行为准则。 二、企业家决定了企业文化的主要特征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它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形成的,它凝聚了企业领导者的文化和组织的文化,它优于领导者的文化,同时形成了集体式的统一价值观,所以领导者的改变只能是在整体的企业文化模式存在的基础上,得以创新;企业文化具有沉淀作用,领导者的价值观、管理风格、行为规范、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改变其主流部分。 企业家是企业文化的主要缔造者,其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企业文化的成型与

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

关系强度与企业家行为:嵌入性的视角 ——基于北京市私营企业家的经验研究 尉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 内容摘要:本文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并探讨关系性质不同的网络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家建构网络过程和原则。基于对北京市私营企业家的调查,我们发现弱关系构成的网络,在给企业家提供非冗余性信息方面非常很有效。弱关系还是各种经济活动的桥梁。嵌入在弱关系网络中的经济活动,如果只靠企业家个体的道德信任约束很容易导致投机行为。但是,在低风险、双方互惠的情况下,弱关系也能帮助企业家促成经济合作行为。弱关系加上正式制度的信任是现代私营企业中一种比较理想的合作模式。 强关系不仅能够给企业家提供信息,而且还能够给他们提供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各种实质性的帮助。强关系所带来的人际信任减少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强关系负面作用表现在:一是在中国社会强关系所提供的伦理桎梏会制约企业家的行为。二是强关系网络的闭合,导致信息的闭塞和排斥外来人,这也是很多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关系网络一方面影响企业家行为。但很多的情况下,企业家组合、利用强关系和弱关系不断建构自己的网络。信任和利益是建构的动力和维系网络的纽带。企业家建构关系网络遵循着从强关系到弱关系“差序格局”的形式不断扩展。 关键词:社会资本强关系弱关系嵌入性企业家行为 近年来,社会资本成为了社会科学的时髦用语。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历史学家纷纷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研究表明:对于个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于个体地位的获得、增强个体的权力,求职与职业流动以及提高管理者的绩效方面都有积极意义(Lin,1981;Krackhardt,1990 ;Podolny and Baron,1997;Galunic and Moran,1999,zhao,2002)。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对于提高绩效,推动产品的创新以及促进企业家创业等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Baker,1990;Tsai and Ghoshal,1998;Luo,1999)。 对企业家的研究表明,关系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和资源、减少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以及提高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比较落后和法律比较淡薄的地区,关系的作用就会更加凸现。Fafachamps(1998)在肯尼亚和津巴布韦的研究发现,通过个人关系可以优先获得供应商信任。这种信任可以很容易的获得外来团体的信任。Barr (2000)在加纳的研究表明,加纳生产商关系的多样性可以显著的解释不同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这项研究还证明网络还能够促进企业家获取更多的商业回报和扩大企业的规模。学者们对中国的企业研究也表明,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已经超过了“体制资本”,对于资源获取和企业发展都有重要作用(李路路,1995)。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边燕杰、丘海雄,2000)。Seung-Ho Park等(2001)具体探讨了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一般说来,关系给公司带来较高的绩效,但仅限于销售量增长、公司市场扩张和竞争地位巩固,而对利润和内部运营无促进作用。 但另一方面很多的研究也表明,无论对于个体、企业还是整个社会,社会资本也会带

中美企业家商务谈判行为及其价值观念的比较

中国、北美企业家商务谈判行为及其价值观念的比较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京)2000年02期,第74~86页 陈维政,1951年生,四川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J. Paltiel,1952年生,加拿大Carleton大学教授;黄登仕,1960 年生,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指出中国企业家和北美企业家在与商务谈判有关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确实有较大差异。中国企业家由于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商务谈判中比北美企业家更重视国家的利益,更关注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意见和政策,同时受到的制约因素也相对较多。但由于中国企业家的个人利益与谈判结果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因此不及北美企业家对谈判那么急迫和主动。此外,调查还表明,在处理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的利益意识和法制观念正在逐渐取代传统意识,从而越来越倾向于用法律和正式的手段解决分歧和冲突。 关键词:商务谈判行为/经济/意识/价值观念 中国近十年来在经济上的高速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家来中国投资或开展贸易,涉

外商务活动也因此在中国变得日益重要。随着涉外经济活动的增加,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在商务洽谈中行为方式的差异以及对商务合同的不同认知态度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就是为了比较和分析中、外企业家在这些方面的异同。 一、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外谈判行为的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各国的专家学者开始对中国人的谈判行为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研究者包括: 英国的比尔·斯科特(1981),他在《贸易洽谈技巧》一书中以专章分析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商务谈判人员的不同谈判行为方式。他认为中国谈判人员具有三个突出特点:顾面子、具有专门知识、对西方人不信任。 美国的卢西恩·派伊(1983),他在《中国人的商务谈判作风》一书中对中国人的商务谈判行为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中国人的谈判行为具有如下特点:(1)注重原则,轻细节;(2)注重“意向性”协议,但又可能随时取消; (3)注重对方的威望和名声;(4 )以拖延战术来考验对方的耐心; (5)反对妥协而喜欢强调共同利益;(6 )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维持长期关系的开始;等等。派伊的这部专著在西方影响极大,已成为要与中国打交道的人的必备指南。但是,派伊在此书里只是分析了中国谈判者的行为特点,而较少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与这些特点之间的联系,因而不能很好地说明中国人为什么有如此谈判行为。 美国另一研究者Scott D. Seligman(1989 )曾试图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来揭示中国谈判人员的独特行为。他在 Dealingwith Chinese一书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他指出:(1 )由于孔子的儒学思想影响,中国人注重诚、信、礼、义和人际关系,因此与中国人谈判成败的关键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2 )由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体制,恰当的“接待单位”和官方渠道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必要条件;(3 )中国人都工作和生活在“单位”里,集体观念强,中国谈判者是代表集体表达意见,而不是代表他个人;(4)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极强,不仅能“伤面子”、“丢面子”,还能“给面子”、“赏面子”,掌握好

企业家应具备四种素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ad2335051.html, 企业家应具备四种素质 作者:俞敏洪 来源:《现代企业文化·综合版》2012年第01期 我一直认为,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四个要素才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被人信任,简单说是诚信 什么叫被人信任,无论是你个人的人品,还是对公司及事业的热爱,对于公司的管理,你都必须被人信任。而且这个信任不是口头上说的,因为中国很多到美国上市的公司,老总在演说的时候,确实说得很好,而且某中意义上是夸大了自己的企业。夸大自己企业并没有错,包括新东方,我也夸大了新东方未来的发展,如果不夸大未来的前景,人家也不给你钱。但关键是你能把持住自己。就像我们与人交朋友一样,如果一次信任失去,将会终身信任失去,从此以后就失去了被人信任的能力。 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很多概念股进入崩溃状态,原因是大家对资本市场或中国概念股的不信任,或者说猎杀。我一直认为这是市场的问题,也是中国的企业家或者创业家的一个共性问题。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很少有公司两三年之内被猎杀或者被整个市场抛弃的现象。但中国却出现这样的事情,导致任何公司要到美国去上市,都会被提出质疑,而且用第三只眼睛在看中国的股票。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本身。在概念股的猎杀中,新东方也被卷进去了。不久前,突然冒出一个报告。据悉是某一个机构写的报告,报告陈述了两点:第一,新东方的财务数据做假。做假的依据是来自于东方机构之间的合并报表重合。我们的子机构是2000万的收入,在2000万收入中关连交易新东方的子公司,他们认为把我们的财务数据合并,当然这是没有依据的;第二,对新东方的指控是来自于很多原来的其他公司的一样,新东方的结构和海外结构不对称。其实,中国公司只要在海外上市,就目前中国的管理结构或者说国家的监管结构,从上市公司必须具备的结构来说,必须结构不一致,因为一致上不了市。政府怎样跟企业家商量,调节成一个更加好的结构?我认为这是政府和企业家共同努力的事情。 通过这件事,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帮人琢磨帮企业找漏洞,因为他有一个前提的假设,没有一个中国企业没有漏洞的,只要找一定能找到。因此有了这样一个状态,背后有一帮利益获得者,这个利益获得者是专门做买空的那一帮人,买空的人专门造公司的假新闻,或者真新闻,让你公司的股票大大下降,通过买空的方式发财。新东方股价从15块钱的价格到25块钱的摊派价,到今天位置还是115,在这样一个大势国际金融危机和做空新东方的情况下,新东方反应非常迅速。我认为这辈子我做对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做一个被人信任的人,从做人到做新东方,我都有着自己的规范,不规范不等于不被人信任。 从新东方上市那一天起,我们只做两件事情。第一,永远不要给我做任何假的东西,数据该怎样就怎样,按照世界最高财务标准做数据;第二,永远按照上市公司的方式,一句话,尽

五种类型的企业家

五种类型的企业家 一个企业家良好的素质与修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要通过企业家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发展、自我锤炼才能形成。《大学礼记》中有一句话:“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如果这里把“治国”、“齐家”比着是管理好一个企业,那么“修身”就是指企业家自身的修身养性了。因此,从前面的一句话可以看出,企业家要成功地经营管理好一个企业,首先必须通过“修身”来不断完善自己。 企业家都应具有鲜明的个性。在一个人的个性结构中,性格处于核心地位。性格是人们对现实的稳定态度,以及与之相适的习惯行为方式。企业家经过长时间的修身养性,应该形成具有下列性格特征的人:理智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在分析处理问题过程中能够深谋远虑,理智地去衡量一切,能够较好地排除感情因素的影响,科学地支配自己的行动;意志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在行动中受意志的支配,目标明确,行为主动,决断能力强,毫不优柔寡断;独立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观察处理问题有自己的主见,信念坚定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善于发挥自己的力量,不屈服于暴力或权势,坚持真理;外向型性格特征的企业家,性格开朗活跃,善于交际,性格虽有稳定性,但也有可塑性。具有上述性格特征的人,应该努力使之巩固和强化。不具有上述性格特征的人,应该努力锤炼自己进行性格改造,加强主观调节,顺应客观环境的变化,性格改造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企业家除了培养和塑造上述性格特征外,还应具备与企业经营管理相对应的行为特征。企业战略不同,对企业家的领导风格、领导艺术的要求也不相同。具体来说,根据企业家的战略行为类型,可以把企业家行为模式划分为:开拓者、征战者、谨慎者、重效率者、守成者等五类。 开拓者 当企业经营环境特别动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的时候,企业需要采取“出其不意的创造性发展行为”的战略的情况下,开拓者“出山”,力挽狂澜,披荆斩棘开辟成功之径。开拓者的素质特点: ①非常灵活、极富创造性,偏离常规; ②性格非常外向,很有鉴别力和魄力,容易受环境驱使和左右,多疑、自由不羁、性急; ③极富能动性,过分积极、好动; ④易受独特物刺激,善于提出和接受挑战,有时有点蛮干; ⑤思想方式:思维直观,非理性,思索无条理,有独创性。 行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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