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

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

摘要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关键词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

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包含了某些思想硬核的理论范式。对于这些硬核是什么，大多数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一套基本假定。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曾经指出，‚事实上，现实主义是包含了许多相互竞争理论的广泛研究工程。现实主义者承认一些一般性的假设，例如，国家是关键的行为体，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实力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中心地位。‛[1]他的这些论述与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的总结是基本一致的。[2] 但是，在涉及具体的外交政策行为时，例如，针对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符合国际体系要求的理性政策，如何处理实力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等问题，现实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由此，也发展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诸多不同的外交政策理论。

一、缘起：现实主义如何解释外交政策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所探讨的问题十分丰富。这些问题既包括体系层面的问题，诸如单极结构的稳定性，也着眼于大国的对外战略，诸如联盟行为的起源。在这些热烈的讨论中，霸权国和帝国的外交政策一度占据了中心位臵。常见的一种观点是，以肯尼

思〃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事实上，沃尔兹严格区分了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并且对构建一种具有全面解释力的理论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理论解释的是国际关系领域内反复出现的少数重大事件，例如战争的不断发生。[3] 换言之，国际结果是一回事，而外交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其他许多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解释外交政策，而这种兴趣又和二战后制衡行为的特殊性、冷战后制衡行为的缺失等具体问题密切相连：为什么二流大国和最强大的美国结盟来对抗实力与霸权国相差甚远的苏联呢 ? 虽然可能存在隐性的软制衡，为什么没有出现针对美国霸权的明显制衡呢 ?

为了解释大国外交政策中偏离体系要求的现象，许多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不得不引入更多的国内政治、文化观念、地理位臵等新变量。他们的努力导致了现实主义内部的分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分析层次的回落‛， [4]言下之意是，这些学者开始把目光从体系层次转向国内层次。在新出现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两支。一方面，由于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点，都试图解释丰富多彩的国家对外行为，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学者自身立场的模糊，即使在美国学术界，对二

者也存在相当混淆的看法。[5] 而几乎同时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试图以一种相对纯粹的国际结构理论来解释大国对外扩张、获取安全目标的行为，因理论逻辑过于简单、脆弱，已经遭到了许多批判。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是，试图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评价它们在创造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方面的努力。

在具体展开论述之前，围绕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此先分析一下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关系，以方便后面几节的探讨。一方面，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出现，的确都着眼于解释结构现实主义面临的难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理论仅仅针对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它们的确可以称为外交政策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的一般性理论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如果缺乏有关国际政治本质、结构的一些前提，就不可能建立相关的外交政策理论，只有类似于官僚政治模式或者组织过程模式等具有普遍性、技术性的模式，可以勉强算是外交政策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共同具有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们都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信念。这两种理论虽然都力图解释霸权国和大国的外交政策，与所谓的大战略研究紧密相连，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恰恰是国际体系的结构

使然。正是在单极结构之下，霸权国和二流大国都有了比两极结构之下多得多的活动空间，也才使得霸权国自身的观念和内部政治变得如此重要。因此，不能因为现实主义理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新发展，而贬低国际体系理论的重要性，突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虽然后者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我们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外交政策的理论，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不能提出自己的外交政策理论。[6]只能说，由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性现实主义是普遍性的国际政治思想和理论，从它们发展而来的外交政策学说也相对粗糙，得不出特别具体的国家行为假设。例如，在传统现实主义中，我们知道国家利益是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普遍正义这样的道德利益，也知道追求国家利益取决于自己的实力，但却难以深入理解大国的制衡、旁观、结盟等政策。

[7] 再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我们可以预期，大国之间彼此会互相学习，这最终导致系统的势力均衡。[8] 但是，小国会不会如此积极地学习，参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则不确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许多落后国家仍然没有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来。[9] 同样，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我们也推导不出有关制衡行为优先、防御性政策符合理性的假设。在不同的结构下，国家的行

为可能是制衡，也可能是追随。例如，在两极结构下，两极之间互相制衡，但其他国家可能趁机扩张，以色列就发动或参与了多次中东战争。国际结构提供了国家行为的基本前提，但对于国家行为来说，往往并不是‚只有一个出口‛。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结构现实主义本身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防御性的。[10]

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合理地把国际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整合进来。从体系理论的角度来说，国际结构的定义是相当严谨、完美的，不可能再塞进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从外交政策理论的角度来说，国际结构的因素还可能需要其他变量的辅助，甚至还需要与之结合。如果这样做，会不会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损害现实主义范式的纯洁性 ? 在解释国家对外行为领域，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都做出了许多精彩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防御性现实主义方面，公认的代表性学者包括斯蒂芬〃范〃埃弗拉、斯蒂芬〃沃尔特、杰克〃斯奈德和查尔斯〃格拉泽等；在新古典现实主义方面，公认的代表性学者有兰德尔〃施韦勒、法利德〃扎卡利亚、柯庆生和威廉〃沃尔福思等。[11] 接下来，本文将比较和说明这两种理论有关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的观点，以及创造理论的途径。而本文的重点是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