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

译者序言中这样评价这本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就是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执教时从宏观上论述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种种问题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便是求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读此书后深有感触的正是作者对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论述。

书中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普遍遇到的重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共同体的认同，政权的合法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政权的公正分配，革命与改革两种现代化方式，政党对政治稳定的意义。

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只有保持一定的比例才能保证政治稳定，他用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公式表示。他认为教育、城市化、工业化、媒介传播等会在不同程度扩大社会的政治参与，这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意识的扩大，政治机构将会面对更多来自新生团体的政治需求。而政治机构能否通过合理的途径处理这些社会需求关键依靠的是它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这包括两方面：一是政治动员要保持在合理的范围，这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需求；二是政治组织必须设置一定的渠道接纳新动员的团体，这是避免政治反抗的有效方式。

正如书中引用的托克维尔的话，：“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显清晰地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保持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的速度平等”。“处理相互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类似与政治权力的许诺，这种许诺若要取得实际成效必须伴随着政治权力的保障。很明显当期待不能够被满足时并不如没有期待时更能实现共同体的政治稳定，甚至社会的有序性。因此，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必须与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保持一致。

但这一点是很难实现的，“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个逻辑是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变革造成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组合，必然需要动员社会成员对其进行最大化的利用，后果是产生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掌握社会资源的新阶层必然会提出政治上的需求和期待，凭借政治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将其扩大化。政治程序固有的稳定性使其感应到这些需求进而更改规则去接受回应这些新阶层无疑是有困难的。因为涉及到对原初权力结构的挑战，即是利益的争夺。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改革会被改革自身打败。另外，社会动员使成员的要求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理应能增加社会满足那些需求的能力，从而趋于缓解社会的不满和随之产生的政治动乱。但经济发展此时却明显也受到政治制度化滞后性的限制，自顾不暇。

“政治参与”在普遍意义上，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以及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并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和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的政治行为。现代政治认为政治参与的范围是国家民主的基础，但亨廷顿提出政治参与的合理限度。这个合理限度的标准是：政治组织的容量与政治程序的救济。政治参与过大就会导致政治机构的无限膨胀与政治决策的失效。政治程序的救济指的是政治遴选设计的公正性，以及政治组织本身设置所带来的内聚性。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影响的是政治独立性，一旦程序设置不合法，就会给社会各种力量进入政府并影响其决策的机会。后果是排挤本应进入政府的其他知识与技术人才。

书中提到“限制和缓解新生集团参与政治的步伐，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迫使新生集团中的那些在政治上最激进的成员改变其态度和行为”。亨廷顿论述了这种限制的必要性。前文提到政治参与扩大的几个方面包括城市化、工业化、教育、大众传播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在社会改革进行中只会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从技术上是难以限制其步伐的。因此行政机构只能通过教育和媒介的作用来限制和缓解新生集团参与政治的步伐。对教育合理限制是从政治动员这方面保证政治参与的理性。书中举例说初级教育可能成为“徒劳的社会服务”。“首先实行免费教育是不行的，因为必须让受教育的新人有工作可干。只有工作，贸易和商业才能提供大批的工作……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以避免在政治上造成未来的失业问题。”这使我想到中国的高考扩招政策，政策的原意是通过人才培养促进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明显经济发展提供的空间不足以容纳接下来的毕业生大军。这涉及的问题是政治动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用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公式表示。社会颓丧表示社会成员期待落空后的消极、疏离和冷漠状态，甚至转变为政治机构的反对者。我在想现在国家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免费会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大众媒介限制和缓解政治参与和通过教育一样困难，而且对媒体的限制因为容易被当成是为了给新闻限制辩护而受到更大的阻力。但正如教育一样通过新闻媒介传播扩大政治意识必须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容量相协调。过于超前的政治理论也许并不适用通过大众媒介向普通成员进行传播，这之前需要经过政治机构内部实验和外部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的审视批判的过渡。拥有先进的政治意识和积极地政治诉求，却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响应，没有发达的经济基础保证，这种社很大程度上会是动荡的温床。我记得大学时新闻阅评课老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陈水扁被逮捕入狱不能做都市报的头版头条。不是因为两地的政治制度不同，不是因为台湾没有回归，正是因为大陆的普通民众并不适合接受这种政治理念。

缓解政治参与冲击的另一个途径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目标是将新生阶层对家庭、种族、宗教、经济团体忠诚扩大到对政治机构的忠诚，使公共生活世俗化，权力结构合理化，以成就标准代替关系标准，以及更公平地分配物资性和非物质性资源等等。政客们常说，上台后发现许多事情和竞选时“看起来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政府机构利益要求的一种表现。从拥有政治意识到实现政治参与这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他的奋斗对象从个人，团体变成政治机构的利益。这是一种立场和价值观的转变，能尽可能地缓解一个人在政治上与共同体的利益冲突，是了不起的同化力量。这时政治制度的程序也会起到很大作用，“最高领导层是政治体系的核心；次要官职，边际官职以及半政治性组织则形成漏斗。意欲进入核心的人必须首先通过它的过滤，这样政治体系便可在不损害一根毫毛的情况下，同化新的社会势力，吸收新的政治人士”。他可以通过审慎教育，并且在每一个官阶上都进行严格的筛选和专门化训练来保障政治组织内主流价值观的一致性。

作者对我影响最大的另外一个词是政治制度化。他对制度的解释很简单：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视的和周期性发生的政治行为模式。组织与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衡量政治制度化的标准有：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聚力。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亨廷顿对适应性的论述，“组织面临变化的环境时，它若想生存，就必须减弱它对最初职能的承诺，当组织趋于成熟时，它就不拘于自己的一套”。也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完成时组织能否发展出新的职能？它甚至能够从贯彻该运动公认的价值观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