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经典同行(王余光)

阅读，与经典同行

发布时间：2009-04-30 08:16来源：光明日报

演讲人：王余光演讲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图书馆

王余光简介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系主任。另兼任教

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

员会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全

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个人著作有《中国历史文献学》、

《中国文献史》第一卷、《中国文字与典

籍：揭开文明的篇章》、《中国新图书出

版业初探》、《名著的阅读》、《读书随

记》和《文献学与文献学家》等。另与他

人合作有《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

《中国读书大辞典》和《中国读者理想藏

书》等。

主持人开场语

刚刚过去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书籍承载文化，传递文明，而与书籍相伴的阅读行为，使人们可以超越时空，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当前社会，图书出版业越来越发达，互联网带来了海量的信息。与之相对，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应该选择读什么书？我们一起来听听王余光教授的看法。

坐在图书馆那明净宽大的玻璃窗下，阳光柔和地洒落在书桌上，或听着外面雨点垂落在树叶上的声音，我们不仅感受着经典的魅力，也在体悟着时空的静谧。今天，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完善自我的最好途径。

何为经典：需要具备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三个因素

说起阅读经典，首先就会碰到哪些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所谓“经典”并没有定论。

六十多年前，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他所说的经典，相对于儒学的“经”而言，是广义的：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当代学者龚鹏程在《经学概说》一文中，讨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时说：一方面是经典本身的原因，因当它具有真理，足以启发后人，故为人所尊崇，视为恒经，乃不刊之理论。另一方面，它也形成于圣典祟拜之中。在经典化及其竞争关系里，某些书虽然也很重要，但未被经典化；某些书，原亦平常，却在某一历史条件下经典化了。

先贤时哲所言，予人颇多启迪。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如果我们不讨论专业经典，仅就一般意义而言，那么经典具有三重特性或三要素：

影响力：

影响力体现了作品内容的吸引力。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无不在一定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如《周易》、《孙子兵法》等。当然，影响力分积极的与消极的，也有长期的与短暂的。那些“影响一时”的作品可称之为名著。而影响力，应当说并不完全出自作品的自身，或者说绝对自然发生的影响力是不存在的。我们每个人的阅读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形态、家庭、个人的素质和兴趣、老师与同学、环境以及广告等等。

时间性：

一部作品，或许影响一时，或许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被人顶礼膜拜，但时过境迁，很快就被人们遗忘或抛弃。经典，需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需经久而不衰。也就是说，一切著作，若要成为经典，我想它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广泛性：

我所理解的经典（非专业领域的经典），必须是广泛的，即它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如《诗经》、《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广泛的。《诗经》三四千年以来，它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仍然关心，有不少诗在今天还成为流行歌曲，像邓丽君唱过的《在水一方》等。

我想说，这三点，也就是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大概就是经典所需要具备的因素。

宋代刻本《论语》

中国人的阅读传统：经典崇拜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读书人在心理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阅读的思想与方法，然而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读书做官，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隋代初年创科举制度，到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

读书以致富贵。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读，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往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得很早，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印出的图书品种一般不是很多，或仅限于一些经史名著。在11世纪初期，《史记》、《汉书》等，一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抄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书既不易得，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颇能反映读书人的一般心态。他说：

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书不仅因贵重而加珍视，同时，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代一学者曾说：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衣食本是不可无的，这里只是想表明书的重要。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籍中，经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经典或阅读经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对经典的力量与象征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认为：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则可救济世人，经籍藏则可独善其身。读经籍可令人进步，否则就会落后。成大业者能推祟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籍而来呢？

首先，经籍是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贤或不肖，读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重新前进的。经籍贮存知识，并为人们的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在中国科举时代，经书，特别是四书五经，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为科举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千余年间，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经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明辨人事经纪，判别嫌疑、是非、善恶，以宣扬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和史学研究，而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通过此书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