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学探索

2004年第4期(总第153期)

学　习　与　探　索

S tudy&Exploration

N o.4,2004

G eneral.N o.15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社会学探索

高　和　荣

(扬州大学经济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摘　要:交往行为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异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促进交往与社会进化。但是,这种理论构建仍然无法摆脱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哈贝马斯所寄希望于生活世界的回归仍然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4)04-0052-03

哈贝马斯不仅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批判思想家。他在社会学领域内最为核心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本文拟从社会学角度对其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全面的探究,以寻求其思想的逻辑必然性。

一、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的缘由

哈贝马斯通过分析西方工业社会中公共领域内的结构转型,提出交往与社会进化思想致力于建构交往行为理论,是有其明确针对性的。

第一,他针对的是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全面抑制和科技文明给人类造成的异化。近代以来,理论受到科学技术、工业文明等社会实践的压制和扭曲,理论认识变成一种技术的论证和单纯的操作程序,出现了机器统治人的现象,从而导致了人的全面异化。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学理论的批判功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全面的批判,以期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

第二,他针对的是马克思、马尔库塞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诠释、分析和批判。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无条件的前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和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仅和他的劳动、和他的劳动工具、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还直接导致人和人的异化”[1]。所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无产阶级只有拿起武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工业社会变成了见物不见人的“单

收稿日期:2003-07-11

作者简介:高和荣(1969-),男,江苏兴化人,扬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保障研究。

向度的社会”,其中的人也变成了没有否定精神、没有超越精神、没有思想和理想的“单向度的人”,因此,要以理性为基础打破旧世界,重新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哈贝马斯则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末日,现实社会中的两大对立阶级也没有出现如马克思所说的武装斗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更替,资本主义的末日远未到来,甚至还出现了许多似乎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如白领工人的出现,工人的普遍持股以及福利国家的兴起等等。这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结构变迁的表现形式,即“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当然,由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专制,造成了公共领域内的沟通困难重重,那种“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被政治权力压制着,使得这种结构转型成为异化了的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因此哈贝马斯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示这一异化状况,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开展正常、健康、有效的理性交往,寻求有效的沟通,为人类社会重新找回失去了的精神家园。于是他以《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与社会进化》以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的形式直接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思想。

第三,他针对的是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教条化。众所周知,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中将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理论内容表述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发展”,“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可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符合处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实际情况。所以,只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有效地寻求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第四,他自觉和不自觉地针对了吉登斯、贝尔以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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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等人关于现代性的观点。吉登斯认为,“大约在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的现代性,如今被某些学者用诸如“信息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等概念所取代了。与其宽泛地谈论和使用这种种新概念,还不如努力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必然会导致风险社会、导入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不知的新的风险参量等问题。“仅仅发明一些诸如后现代性和其他新概念是不够的,相

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

[2]于是,他提出要“反思现代性”、“超越左和右”,以实现“民主社会的复兴”。贝尔认为,西方工业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起源于17世纪的现代性已经终结,如今的社会迈进了“后工业社会”的门槛。在后工业社会里,“服务经济逐步取代了生产性经济,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专业科学技术人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知识成为社会创新的核心原则,未来取向的技术控制成为后工业社会的

重要原则”

[3],后工业社会因此也就被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而利奥塔从后现代性立场出发,坚持认为现代性已经过时,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重写现代性”。哈贝马斯则认为,自启蒙运动开始的、经过西方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秩序以及它应当发挥的功能远未完结。尽管目前社会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那只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因此,只要我们捍卫现代性原则,回到原初的生活世界,克服交往障碍,在“交往”中实现“社会进化”,就一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

二、交往行为理论的路径

哈贝马斯认为,要想构建社会进化理论,实现社会的正常交往,就必须对理论的前提即近代以来哲学认识基础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和批判。他认为,自康德、黑格尔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事实上都坚持了二元论立场,在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中歪曲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以,必须寻求一个能够联系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桥梁和中介。他还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没有真正解决认识的基础,只有他的“兴趣”,一个作为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的概念才能作为认识的真正基础。于是,他认为认识论的首要问题和任务就是挖掘“认识和兴趣的关系”,为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提供支撑。

哈贝马斯把兴趣分为初级的兴趣和次级的兴趣。初级的兴趣是指存在于生产、实验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兴趣,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原初兴趣,而次级的兴趣则是在初级的兴趣中分化出来的包括三种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对象的兴趣,即技术的认识兴趣、实践的认识兴趣以及解放的认识兴趣。技术的认识兴趣是在劳动中形成的,它规定着“必然的、现实的、客体化的方向”,也就是规定着工具理性行为;实践的认识兴趣以语言、解释为中介来促使人们进行有效的沟通;而解放的认识兴趣分别对应自然科学、精神科学以及批判的社会科学。在他看来,认

识的兴趣不仅涉及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而且也关系到人类的解放这一“宏大叙事”。

与认识的三种兴趣相一致,受黑格尔“正、反、合”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孔德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斯宾塞的“军事阶段、过渡阶段、工业阶段”,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现代科层制统治”相适应,哈贝马斯也将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结构转型划分为三种形式[4]。一是广场型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主要指古希腊。当时的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集中在广场上进行,人们共同的行动如议事、战争、体育竞技等均在公共场所进行,而生产劳动以及经济活动则以家庭为单位属于私人领域内的事情。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领域的界限趋向模糊,于是过渡到第二种形式即代表型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在这个阶段,封建主是一切权力的总代表,他们集政治、经济、文化统治权于一身,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被封建主控制着,私人因其经济独立性的丧失而逐渐失去了私人性。但是封建君主假借天道,通过发型、服饰、礼仪等大搞形式主义来欺骗百姓。三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这个时期产生了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出现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也就是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的中介环节。

不过,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所爆发的一切问题和矛盾恰恰就出现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之中!他认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5]。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产生障碍等等。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无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正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成为认识的三种兴趣各自关注的对象。其中,社会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的世界,即现代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而生活世界则是指能够开展言语沟通、追求话语共识的“尚未主题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进行话语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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