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联络站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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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大》杂志犹如历史的书卷,方寸之间典藏着浙江民主法治的大千世界。

无声的述说,有力的传达。10年来,我们透过记者的眼睛,怀着热情和信念采录下浙江人大创新和民主法治的嬗变,把一批批人大工作者努力探索、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孜孜不倦的行动昭之于世。

抚今追昔,10年来,我们不仅珍藏了浙江民主法治和人大制度的经典创举,更珍藏了我们与地方人大工作者之间的情感和友谊。

[事件回放]

2007年,宁波市海曙区、杭州市上城区等地方人大常委会探索建立代表联络站,开辟了一条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新渠道。

海曙区的人大代表联络站创设于2005年6月,联丰路联络站是发源地之一,也是面积最大、硬件设施最好的联络站,在供代表接待群众的同时,还承载了公示代表身份、代表工作制度和开展代表活动等功能。联丰路联络站建成后,很成为海曙区代表接待选民工作场所的“样板房”,区人大常委会以新成立的街道人大工委作为组织依托,通过召开现场推广会等方式,要求各街道尽快建立代表与选民的联络平台。至程总编一行到来时,全区已设立了11个代表联络站,除了《浙江人大》外,还引起了《浙江日报》、《人民代表报》等媒体的关注。

而我个人,更期待《浙江人大》的到来,因为它不仅是人大工作忠实的记录者,它的报道往往能给人很多启发。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当程总编一行到来时,我除了介绍代表联络站制度外,还就制度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坦诚地交流。比如,对于群众反映的事项,哪些应当受理,哪些应该拒绝,无法科学判断;有些代表在接待群众时不善交流,遇到情绪激动者不知所措;个别代表对于群众反映的事项,往往推给街道工委了事,而街道工委由于权责所限,又无法协调解决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远远超越了联络站工作本身,已触及人大代表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代表履职能力的提高、代表履职约束机制的完善、代表监督与常委会监督工作的联动等等。而能不能在深入发掘联络站制度的基础上,对现行的代表工作制度进行反思,是对媒体职业素质的一个考验。

没过多久,2007年第12期的《浙江人大》刊登了《联络站:代表履职新平台》一文,除了对联络站进行全面报道外,还花了大量篇幅对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是联络站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信访办?二是代表接待以后怎么办?这也是我们调研和探讨中试图去解决的问题。可喜的是,该文还引起了《民主与法制》的关注,该刊在2008年的第2期上刊登了《人大代表联络站成长着、焦虑着》一文,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的接待能力?如何在接待实践中整合各级人大代表的资源?如何建立代表接待与人大常委会监督的联动?”等命题,带给读者无尽的思考。

此后,针对调研和报道中提出的问题,海曙区人大常委会及时研究制定了《人大代表联络站规则》,全面系统地明确了联络站工作的原则、受理范围、接待活动的组织、受理事项的处理等内容,为联络站有序运作提供了依据。2010年6月,海曙区委和区人大联合举办了以“代表工作制度创新”为主题的论坛,对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研讨。联络站在海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至今已建成28个,遍布海曙区各个街道。至2010年底,已累计接待群众3172人次,解决群众提出的事项1641件,办结率达85.4%。

这个时代,从不缺乏理想者,他们总想设计一种完美的制度,孜孜以求地描绘共和、民主、宪政的“理想国”;更不缺乏记录者,他们兢兢业业地仔细观察、精心记录社会的点滴变

化和进步。可缺乏的,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能够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在记录点滴进步的同时,正视和洞察这种进步与社会现状、制度环境、民众习惯之间的罅隙和冲突,并试图找到其中的调和方法,以通过媒体自身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使改革和进步能够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从而推动政治和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

在我心目中,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体,《浙江人大》才成为人大机关刊物中最为出彩、也最具有思想性的刊物,没有“之一”。一句话,这是一本兼具可读性和思想性的刊物,相信杂志社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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