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语境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还表现在译者时常对原作 内容进行修改，以迎合目标语社会的主流意识。 如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汉学家Evan King在翻译老 舍的名著《骆驼祥子》时，对原文的悲剧结局进 行了“颠覆性”的篡改：祥子找到了小福子，将 她从白房子中解救了出来，于是二人终成眷属， 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译本出来后，在美国风行一 时，但老舍先生对此十分不满，发表了严厉的批 评。我们好奇的是：King为什么这么做呢？一个 合理的解释是，当时美国已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民众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需要轻松愉 快的文艺作品来疏解紧张的情绪。King的翻译可 以视作是对当时美国现实的一种迎合，即希望通 过大团圆的结局让美国民众暂时忘掉战争带来的 痛苦和焦虑。
在勒菲弗尔看来，“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 是文学的意识形态（ideology）”，而“文 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poetics）” 据此
我们可以说，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就 是意识形态和诗学。
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什么是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在英文中是ideology，源自于希腊文idea （观念）和logos（理性），其含义即是观念理性。 勒菲弗尔曾将意识形态简单解释为“世界观” （world view）（Lefevere，1985：226）。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令我们 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的体系。”（Jameson， 1974：107）《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是这样 定义的：“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 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 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 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 性。也叫观念形态。”（2002：1495）
美国汉学家Denis C. Mair曾将冯友兰的《三松堂 自序》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上面这段文字在 译文中却找不到。原因何在？译者没有说明，但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冯友兰这段话中多次出现 “夷”这个字，表面上这个字指的是“外国”或 “外国人”，但其实“夷”是有贬义色彩的，因 为以前的中国自认是文明之邦，而外族或外国则 是野蛮落后的，因此与夷相关的一些词如“蛮 夷”、“夷狄”等都有贬义色彩。在英文中，与 “夷”最对应的字是“barbarian”。如果照实翻的 话，不仅会让欧美读者反感，更与他们的社会主 流意识形态相冲突。这很可能就是Mair将上面这 段话整个儿略去不译的原因。
翻译概论
翻译与语境
翻译与语境
“语境（context）”一词本来的含义是 特定句子之前或之后的词或句子，即 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下文。语境还可以 指事物发生的情境（situation）或背景 （background），具体到翻译，就是 指翻译活动发生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翻译从来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发生的，它必然发生 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依托特定的历史潮 流，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于特定的 社会阶层。因此，翻译必然会受到特定时代或特 定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从而体现出特定的时代 特征和群体特征。这些对翻译产生影响的外部因 素我们称之为语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包 括意识形态、民族心理、文风时尚和翻译方式等。 由于语境因素的存在，译者同原文作者在生存状 态、文化心理、审美倾向等方面必然有某种距离， 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中立 的，他/她对原文的解读和表达只可能是一种文化 行为，从而在目标语文本中总会带进自己的价值 判断。
勒菲弗尔提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 因素
文化学派的主将之一、美国翻译研究学者勒菲弗 尔（AndréLefevere）认为，对文学系统可以施 加两种类型的控制。第一种控制是在系统内发挥 作用，是诸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和翻译家等 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的控制，他 们的干预能决定文本的形式，或确保对文本的理 解方式符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文化的“主流”。另一种控制主要是 在文学系统外部发挥作用，被称作“赞助” （patronage），其含义是“能促进或阻止文学阅 读、创作和重写的某种类似权力之物（人、机 构）”。
迁就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是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产 生影响的一种表现。冯友兰先生在其自传《三松 堂自序》中回忆清华大学时有一段话：
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 发展过程的标志。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 国承认在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落后了， 中国要赶上去。当时的口号是“以夷为师”，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谓“夷”，指的是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还称他们为“夷”，这表 示当时中国的自知之明还很不彻底。但是承认它 们还有一技之长，可以学习，学会了它们的这些 一技之长，才可以制服它们，这是在鸦片战争中， 中国用鲜血得到的教训。接受一点教训，总比完 全不接受好。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外国文艺的政策上与法捷 耶夫所代表的苏联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从50年 代到70年代，我国出版界对欧美的现代作品一概 拒之门外。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后，对苏联的当 代作品也当作“修正主义”作品而打入冷宫。60 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以作家出版社名义） 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过一批“黄皮书”（用 黄色纸作封面，没有美术设计），包括欧美现代 作品和“苏修”作品的译本，……还出版“内部 参考”的刊物《外国文学新作提要》，以供有关 领导和业务干部参考。“文革”期间，一切外国 文学译本，包括“内部发行”的，都停止出版， 内部参考的刊物也一律取消。“文革”结束后，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以后，对外国文学译本出版的种种禁锢才被一 一打破，迎来了文学翻译的春天。（屠岸）
以下是老翻译家屠岸的一段叙述： 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与处理有很大影响，
这是事实。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也是俄苏 作品译本出版的黄金时代，当年欧美古典文学作 品占一席之地，是由于我国文艺政策中有“洋为 中用”一条，同时，也可说借了“老大哥”的光。 苏联诗人马尔夏克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俄译，在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全部登载在《真理报》第一版 上，战后出单行本，又获得斯大林奖金。所以我 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出版不会受到阻 碍。法捷耶夫在《谈苏联文艺》一文中指出： “欧美资产阶级在它发展的时候，也曾有过优秀 的文艺作品，但现在欧美作家与这种进步文学传 统相对立，走向没落的道路……我们的文艺好像 是联结点，我们吸取他们的好的成分，创作自己 新的东西，再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