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一）整体政策的依据

一般说来，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整体的制度安排与结构、经济发展及其战略和人口、资源与环境所形成的人地关系构成人口政策环境，并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同信息。依据共同信息，参与人形成有关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战略，在反复出现的博弈中，各种决策规则被参与人不断尝试，进而从众多的决策规则中分离出一种参与人都认可、都相信的共同知识，在供给方形成条文化、客观化的政府规制，并在各参与人处得到实施，从而凝结成共有信念。在各种影响因素当中，一定时期的人口发展状况是人口政策形成的重要依据。原有人口政策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以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演变。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成为选择人口政策的重要环境。由于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关联，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导致严重的制度非均衡。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形成的人地关系内生不同的人口需求，诱发新的规则。

总体来说可以归类为以下三个依据：

1.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2.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3.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

生育观念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

宗族的、夫妻之间的等等多个方面。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形成的人们生育观的定势,虽然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但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生育极限性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从出发点到最后临界点的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是有较大幅度的。我们决定人口政策内容及其量点究竟在较大幅度的哪一点上？对此,我们认为,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方向已定的条件下,主要就决定于经过努力工作后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终就能落实,也会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会造成诸多矛盾,出现各种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实,政策效果也不会是理想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人口政策时,要认真考虑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人们的不断变化着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执行人口政策时,要从育龄群众现实需要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不断加大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提高他们对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从实际出发的,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也才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

（二）各个阶段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1、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

（1）毛泽东《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之潜在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新生的人民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之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大肆散布：“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吃饭的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针对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严正批驳艾奇逊的人口观，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情，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批驳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务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对人民的热情洋溢的赞扬，有力的批判了人口决定论和人口悲观论者，驳斥了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在那时候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针对艾奇逊认为中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观点来说的，强调的是革命加生产便能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是回答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控制人口的问题。加之那时候战争还未结束的情况下，控制人口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不能撇开当时的历史背景，而用今天的计划生育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这种论述。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强调人的创造性、批驳人口悲观论的同时，也潜在着忽视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因素，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多了一些曲折。后来，其中的部分论述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2）经验不足与盲目照搬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可能立即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没对人口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料，对全国的人口总数还没有摸清底细，连起码的人口总数，也是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 4.75亿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次讲话中，都说我国人口是4.7亿。统计资料的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