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评述

“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评述

一．释义。

此句是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所著的中国认知海外第一书《海国图志》中的至理哲言。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二．积极性。

1.政治方面。魏源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说：“廿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椎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管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同时，他更把“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瑞士赞誉为“西土之桃花源”。在这里，尽管魏源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和评价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但是，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和推崇，对于当时中国国民接纳西方文化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军事方面。魏源曾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火器，二战舰，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就是说，魏源强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建设一支近代化军队。洋务派吸取了这一思想，在“自强”的旗帜下，以制兵练兵为核心，首先设立兵工厂。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训练创造近代化陆海军的计划并付诸实行。他们选练陆军、改革军制，使腐败不堪的八旗、绿营经制兵逐渐变为营勇制的湘军、淮军、防军和练军所代替。他们改善武器装备，封建时代的弓箭、刀矛等冷武器逐渐为近代枪炮等热武器所代替。他们还向国外购置军舰、着力营造军港、船坞。建造了近代化的北洋海军。虽然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改革步履维艰，成效不佳，以致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但这些举措迈出了建设近代化国防的第一步。

3.经济方面。魏源看到了商品经济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他在鸦片战争前提出过“重本”而不“抑本”的重商思想，战后他又提出了“缓本急标”，把发展商业经济置于重要地位，并倡行发展近代民族民用工业，主张把近代机器工业引入军需品和民用的生产。他说：“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他认为，开展正常的对外贸易，进口急需的军用物资、工业物资和民用物资，既可以加强国防力量，提高抵御外敌的

能力，又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4.文教方面。魏源知道由于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损害那些中饱私囊的权贵们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他认为，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具备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有能抓住时机勇于改革的人才，强调了人才对于改革的重要性。他说：“行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人才进则军政修”。同时，魏源还十分强调要正确地培养和使用人才。他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做到“所用必所养，所养必所用”，努力避免“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的现象。这也促使洋务派十分看重人才，并把人才看作“中国自强根本”。他们变通科举考试制度，兴办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这为我国培养了首批有较高水平的外语和科技专门人才。

三．局限性。

1.“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未突破传统夷夏观的藩篱。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夏”代表高贵、正宗、文明，而“夷”代表偏庶，卑下，野蛮。其正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这种观念一直贯穿于传统文化，成为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自我评价标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正是由于这种夷夏观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往往盲目地固守中国中心论思想，朝野上下怀抱“四海之内，中国为大”的观点，执行闭关锁国主义政策，也正是由于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并未能挣脱传统夷夏观的束缚，未能冲破“中国中心论”的罗网，说得过激点，只不过是在有限程度上冲破禁区而变顽固势力的“拒夷”、“斥夷”为“师夷”而已。因此，尽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打破了传统夷夏之辩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千年来“用夏变夷”“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以夷为师，但是，魏源并没有真正走出祖先为他划定的圈子，传统夷夏观的烙印在他身上清晰可见。

2.“师夷”表面上为了“制夷”，而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君”“保皇”。魏源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导致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国运衰微的症结在于封建腐朽落寞的制度，更不可能认识到要挽救中国命运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革命。他过于单纯地强调国家与侵略者的矛盾，把该思想定位于纯粹的“边事”看待，从而导致简单的“师夷”即为“制夷”的目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面对外敌的入侵，统治阶级，无论是主战派还是妥协派，都有一条共同的纲纪，即保君保皇，作为主战派的魏源同样如此，其爱国御侮思想也只能是与忠君怀主观念紧密相连。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也只会与闭关锁国殊途同归而已。

3.“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思想。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意识尚处于萌发期。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是在战争的剧痛过程中，从“制夷”的需要去关注时事、寻求新知、“师夷长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性。“师夷长技”虽不失为当时一种应急权宜之计，但明显地表现了当时国人急于求成的心理，“我有铸造之局，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这很符合当时国人之急功近利的心理。魏源仅仅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他只关注到对手的表象，只在器皿层面上趑趄不前，妄想一口吃成胖子，以为造几艘船舰，打几把火器便能击退洋人，便能富国强民，如梁启超言：“诚幼稚可笑。”

4.“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东施效颦之嫌。当时清王朝“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这种情况下，在已积弱积贫，“但又死气无生气”的烂摊子上“尽学西方之长技”，自然无异于东施效颦，就像那“麻袋绣花，底子太差”，是“绣”不出什么好东西的。不可否认，“师夷长技”确实“师”了些“长技”诸如制造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等。但除此之外且看还“师”了些什么？“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一些官僚士大夫将西洋精工艺器，如钟表等视为奇技淫巧，但又暗中以之为宝。真可谓国门未开，苍蝇蚊子早已飞将进来。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大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一战，北洋军师全军覆灭。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东施效颦”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是不可能成功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的。谭嗣同言，轮船、火车、枪炮等，都不过是“洋务运动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其言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东施效颦”的弊病所在。因此，不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推翻腐朽的旧制度，而进行所谓“旧瓶装新酒”的救国方案，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何处去”的现实问题的。

5.“师夷长技以制夷”带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特征。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条约的签订并未惊醒这东方睡狮，相反，统治阶级以为“夷贪我之利”，“外夷唯利是图”列强达到目的后就会相安无事，遂雨过忘雷，安于“万年合约”之后清闲去了。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发出抗敌御侮的微弱的呼声，可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也受到了当时种种条件限制，从而导致其抗敌御侮的主张难免囿于空想。作为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魏源并非职业军人，也非军事家，因此，这局限性自然决定了他只能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提出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从而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难免带上略显粗糙的空想特征。比如说，他曾提议在虎门外的沙角造火器局，这很明显，没有军事常规的知识角度去考虑安全性、隐蔽性等问题，而犯了兵家大忌，这就是他缺乏军事常识而凭空设想的体现。另外，魏源的“师夷”基本上不依赖外国。他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重在学习自造，“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中国智慧，无所不有”，未免显得有些夜郎自大。

总之，身处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 ,魏源表现了超凡的思想境界 ,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冲击了清王朝“夜郎自大”的思想藩篱 ,纠正了国人固步自封的心理病态 ,吹响了向近代化进军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