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兰台世界2012·5月下旬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作为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文化曾对周边各国产生积极影响。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以遣唐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一、遣唐使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作用

唐朝在当时的亚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对外开放处于鼎盛时期。首都长安作为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对当时的各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日本遣唐使也由此产生。为借鉴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制度，日本主动多次派出使节赴唐交流和学习，开创了遣唐使发展的新时代。通过派遣遣唐使和一系列改革，日本强力推行自己的新政，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向封建社会迅即过渡，并逐步进入了大化革新的时代。

作为中日交往中特有的外交政策，结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遣唐使制度是一项特殊政治制度。在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较为落后而且海难事故频发的情形下，由于担着日本天皇朝廷指派的使命，日本遣唐使们不畏惧千险万难，远渡波涛汹涌的海洋来到陌生的中国，学习唐朝先进发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制度，并带回到日本加以发扬和光大。这一制度改变了日本落后的局面。因为：其一，遣唐使制度为日本培养出大批政治、经济和文化优秀人才；其二，为借鉴唐朝政治制度和国家管理秩序，日本引入唐朝的中央集权等政治制度；其三，为提升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日本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积极借鉴唐朝的工艺技术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其四，为了极大丰富日本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学习唐朝的宗教文化艺术。以上这些都对日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遣唐使制度确立的目的与活动

在古代，日本是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为了改变落后的现状并使自己强大起来，必须学习借鉴唐朝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因此日本政府痛下决心向唐朝派遣自己的遣唐使。为了促进日本国家的文明开化和更好地控制日本国的社会秩序，作为日本政治的基础和精神武器，佛教兼集促进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目的。对当时的世界各国而言，对佛教的掌控能使本国摆脱旧有的传统政治体制的束缚，使国内臣民变得顺从，尊重统治阶级意旨，进而跻身于先进国家的行列。

从日本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公元630—659年为第一阶段时期，为了服务于日本当时对唐朝外交的双重政策，遣唐使最先必须学习唐朝先进的政治体制，担负起改革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使命，以帮助其改革本国内落后的政治体制，并建立先进的唐朝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次，与唐朝相对立，为建立倭本制和保护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大力推进地域册

封体制。可见，为推进日本国内的大化改新等诸项改革，遣唐使既要吸收借鉴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先进经验，又要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探察与调和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利益。

公元665—669年为第二阶段时期，因日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落后等原因，日本国长期处于被东亚诸国孤立的境地。为改变日本地理上孤立的现状和落后闭锁局面，在新罗一统半岛朝鲜之后，为了表示自己与唐朝之亲和关系和改变自己所处的不利状况，日本曾先后两次派遣唐使前往唐朝。

公元702—752年为第三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及技术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正值鼎盛期。故此，为了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资料带回日本岛国，并促进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日本先后四次派遣了遣唐使来中土大唐，以全面广泛地借鉴吸收唐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历史证明，日本当时的奈良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繁荣时期。

公元777—838年为第四阶段时期，此时的唐朝日趋显出衰落的迹象。在察觉到唐朝此时动荡不安且不宜久留之后，日本僧人便立即向当时的日本天皇递交了国书，以建议尽可能地减少派遣遣唐使的数量与次数。所以，相比较于其他的历史时期，日本此时期派遣的遣唐使无论是在次数还是在人数上都减少了很多。与之相配合，这一时期遣唐使的主要任务：一则是劝诱、迎回尚滞留在唐朝生活学习的日本学者和学问僧侣；二则是为了表达对以前在唐朝去世的日本国派

出的使节和学习交流的文人的哀思，进行祭奠事宜[1]207。

三、遣唐使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从中日关系在古代的发展变化来看，无论是在发展繁荣日本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遣唐使都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使命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古代中日关系的桥梁和纽带，遣唐使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遣唐使不仅将先进的唐文化带回日本，同时也将古日本优秀文化带到了唐朝[2]136。本文主要详细解析遣唐使在中日之间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1.促进日本文化的极速繁荣。在古代的整个欧亚，唐朝具有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巨大的地理位置优势，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处于非常强盛的大国地位。这种先进的民族文化科技的蓬勃发展和政治经济上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越加激发出了日本积极学习唐朝文化的极大愿望。这种对渴求先进文化及打破地域封闭的心理趋向和革新力量，越来越成为促使日本国政府派驻遣唐使，吸取唐朝先进文明成就的内在条件和主要动力之一。从地理位置上看，由于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海洋所造成的距离是难以逾越的，无论是主要岛屿还是次要岛屿，日本都和中国大陆相距甚远，使得古代的日本一直处于四面环海封闭和狭小岛国的地位；而且，日本当时的造船航海技术也不发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日本古代社会

遣唐使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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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理学院邹维

YISHIWEIJIAN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作为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代高度发

展的封建经济文化曾对周边各国产生积极影响。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遣唐使中日文化交流

摘要关键词23

兰台世界2012·5月下旬

早期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而言较为落后。这种国土之间地理位置上的天然隔离效应和日本自身文化科技发展的落后，自然造成了这个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的压抑和地理的孤寂感。然而，日本不断向唐朝派遣遣唐使的做法极大地改变了这一落后的局面。通过唐朝先进文化在日本的大量传播，日本极度渴望打破封闭孤寂感的主动性和加强对外学习交流的愿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3]215。在古代的中日交流历史中，经济文化交往的繁荣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时期就是唐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大唐的经济文化的仰慕达到了顶峰，先后持续经历了238年。在公元630—838年间，日本政府多次向唐朝中土派出遣唐使，基本上是贯穿了古代中国整个唐朝时期。

2.促进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在日本国内，对唐朝丰富物产的向往与追求和日本遣唐使制度的不断完善，原本孤立的岛国于是坚持不懈地大规模壮大拓展海路上的交通运输，因而中日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随之日益活跃和繁荣。中日两国内的普通民众之间的私人贸易也正是在这种大商业环境背景中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作为两国间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商船在遣唐使发展后期已经常来往于中日两国陆岸线之间。根据不完全统计，有史料记载的中日之间的商船来往在唐朝七十年间就约有三十六次之多。这其中，除了中日的商人和日本的遣唐使是主要贸易来往的对象以外，日本普通民众和新罗商人等也是乘船交流的重要人群。与此同时，随着遣唐使制度的发展完善，日本民间的商船也开始频繁自由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因为尤其喜爱唐朝生产的各种物品，故此日本政府官员还特地将唐货陈列于日本建礼门前，以便于有需要的官员之间相互进行交易。载运着香料、陶瓷和佛教物品等很多货物的唐朝商船也源源不断地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在学习借鉴唐朝发达的造船技术的基础之上，日本国开始吸收利用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和充分利用日本现有的木材资源，在商船出发地就地取材造船。这就是当时的日本商船得以顺利建造的主要方式之一。根据《入唐求法巡礼记》记载：“开成四年正月八日，新罗人王请来相看，是本国弘仁十年（819）流著出州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船之人也。问漂泊之由，申云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忽遇恶风，

南流三月，流著出州国。”[4]55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遣唐使制度随公元

8世纪中期唐朝发生的所谓安史之乱的政变而遭到中断。据史料记载，遣唐使营原道真在日本宽平六年时发现了当时的唐朝政权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且战火连天，遂即上奏日本天皇以陈：“大唐凋敝，建议停止派遣遣唐使。”当时日本宇多天皇看到这一奏陈之后，便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自此，中日两国间的官方交往就被中止。

然而，作为学习借鉴唐朝先进政治文化的基本策略和促使日本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遣唐使都无可争辩地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都为中日文化的深入交流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日本在吸纳借鉴了唐朝大量的政治文化精髓的基础之上，也开始为了摆脱唐文化的掣肘而努力逐步建立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特征的本土文化。譬如，为牢牢掌控日本国内日益扩大的权力和拥有与唐朝皇帝一样至高无上的权威，日本政府也开始大规模学习和模仿唐朝的礼仪制度等。所学的这些唐朝文化制度都是为了仿效唐朝帝皇加强自己的权威的一种有力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日]武安隆.遣唐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孙蔚民.鉴真和尚东渡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4]姚嶂剑.遣唐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据东汉徐干《中论·亡国篇》记载，“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柯之徒皆游于齐”，这就是齐国稷下学宫

建立的原因。战国时代的齐国稷下学宫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诞生的，随着战国时期封建化进程的加剧，原有的奴隶社会体制已彻底解体，周王朝的一统天下名存实亡，新的封建政治集团正在崛起，以劳心为务的士阶层脱颖而出并为登上各国政治舞台跃跃欲试，于是各诸侯国君们为巩固自己的江山社稷，开创了礼贤下士、重视人才的社会风气，他们深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的道理，越来越重视学术研究和人才的网罗。封建改革潮流的影响传到田氏齐国之后，齐桓公田午积极顺应改革形势下的人才需要，产生了设立稷下学宫网罗天下人才的创意，于是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之下开辟了稷下学宫的校址，“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从现存的《管子·弟子职》来

看，稷下学宫有着严格而全面的学生守则，特别是在尊敬师长方面，更有着明确细致的要求，特分条论述如下。

一、《弟子职》概述

《弟子职》列于《管子》“杂篇”第十，《管子》为西汉刘向所编定，原

为八十六篇,亡佚十篇,实存七十六篇。《弟子职》所讲的是弟子在校学习期间所应遵守的常则。《汉志》定为管仲作，但据后代学者考证，《管子》一书应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学术著作的集合体，其中亦有汉代人托伪之作，所以《弟子职》应当不是管子本人的原创，而是一份施行于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清代学者洪亮吉认为“乃古塾师相传以教弟子者”，清代学者庄述祖也认为它是“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认为:“《弟子职篇》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故被收入《管子》

书中。”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弟子职》应当是中国最早的一份学生守则。

《弟子职》全文共计九章，首章兼言学业与德行，可视为总则。其余八章，分言早作执事、受业应客、侍食、就餐、洒扫、执烛、服侍先生

寝息与复习功课诸项规则。《弟子职》对稷下学宫弟子的日常行为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细的要求。《弟子职》问世之后，受到后世学者的充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一座有着充分自由的学术气氛的高等学府，在这种充分自由的学术氛围里，从现存的《管子·弟子

职》来看，稷下学宫里有着严格而全面的学生守则，特别是在尊敬师长方面，更有着明确细致的要求。

稷下学宫尊师教育《弟子职》

论稷下学宫的尊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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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洪英莲邓春红

摘要关键词………………………………………………………………………………………………………………………………………………………SHIXUEZHE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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