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

摘要：独善其身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文学家洁身自好、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是清高自傲、捍卫人格自尊的品格追求;兼善天下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是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是价值实现的精神追求与精神满足。兼善天下是一种至高的境界,独善其身、维护生命的尊严却是一种基本的选择,这是历代文学家不懈的追求。

关键词：独善其身道德

古往今来的文学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在飘零的旅途上,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与此同时,文学家又超然物外,力图摆脱个人欲望,追求人格的自尊与完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把文学家的使命感与追求人格自尊结合起来,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理想境界,更多的不是和谐统一,而是矛盾与冲突,是面对现实的无奈、尴尬、挫折与苦闷。

独善其身是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文学家洁身自好、超然物外的处世哲学,是清高自傲、捍卫人格自尊的品格追求。

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这是一种气节,是心高气傲的一种境界。陶渊明不为斗米折腰,朱自清宁可卖掉珍贵的藏书也拒领美国的面粉是文学家捍卫自尊,洁身自好的真实写照。欲望与人格自尊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属性,前者来源于本能,后者来源于文化。放弃文化属性的自尊与精神满足是容易的,而放弃本能的欲望与需求则十分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意味着放弃生命。

兼善天下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是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是价值实现的精神追求与精神满足。

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但他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含诟,在狱中坚持写作,遇大赦出狱,做了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陶渊明“种豆南山下”,似乎过着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但他也曾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胸怀,也曾出任彭泽县令;孟浩然终生未仕,但并非无意仕进,同样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发出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盛唐之音;李白“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但他“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志向未曾泯灭,也曾奉召入京、供奉翰林,发出“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的感慨;杜甫一生悲苦,大部分时间居无定所,却表达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愿望。

对于文学家来说,维护人格自尊、洁身自好与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都是不能放弃的,也都是至高无上的,这就陷入了逻辑上的矛盾,所以,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两种追求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两种追求本身就潜伏着矛盾与冲突:独善其身是如何做人的准则,追求人格自尊与道德上的的自我完善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个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的终极目的;兼善天下是价值的自我实现,其追求与思考的核心是如何调动现有的资源与潜能达到目的。做人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自我完善,维护个人人格尊严是至高无上的选择;而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成功,至高无上的追求不是人格自尊,不是道德的完美,而是个人价值的实现。

追求成功,创造辉煌,实现个人的价值,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智慧与毅力,同时也需要妥协、灵活或交易,甚至需要迁就、容忍黑白颠倒、指鹿为马。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偏激,但追求个人利益与个人价值的实现的确难免付出道德的代价。

当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与人格自尊产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是选择成功,而是选择人格的完美。自尊重于成功,这是历代知识分子的情结,也是历代文学家的不懈追求。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东坡所作的这首《于潜僧绿筠轩》正是其个人品格的真实写照。正如苏东坡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一肚子不合时宜,正当很多人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左右逢源之时,苏东坡因为反对王安石草率出台的一些变法措施受到排挤,而当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后,他又反对全面废除新法,再次遭受打击。苏东坡一生坎坷,主要是因为他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沉浮。

与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苏东坡也面临着两大问题,即出仕和生死。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京官到地方官到边官,苏东坡没有因为一贬再贬而改变态度,坚持做个清官、好官。反复的谪迁,让他了解了生命的多变性,但他还是用一颗豁达的心,在虚无的生命中把握现在,在虚幻中找到真实的自我,在无常的人生中找到落脚点。

苏东坡坎坷的命运是独善其身的品格追求与兼善天下价值实现冲突的必然结果,对这一点他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能做到豁达、平和,因为这是他自己作出的理性选择。“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文学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认可、界定,在特定的环境中同样扮演着多种角色,他们在处理各种问题时面临着常人一样的尴尬与无奈。遭遇挫折、身处逆境、饱尝冷暖与世态炎凉常使思维处于活跃状态。文学是思维活跃的产物,思维的活跃是文学创作的前提,文学家有比常人更敏感的体验能力,心灵的伤痛、人生的沉浮往往是其创作的源泉。

兼善天下是文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独善其身、维护生命的尊严却是一种基本的选择,但历史有时并不能为这一起码的愿望提高保证。

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杰出的诗人,郭沫若以上所作诗作给后人留下的恐怕不仅仅是“惶惧”与“苦涩”。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郭沫若又发表了《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作为文学家,郭沫若与鲁迅一起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旗手,但他在文革中所做的诗文总体上却乏善可陈。其大量诗文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而作为负有盛名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在“文革”中所表现出的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更为后人所诟病。

面对时代的厄运,个人是非常脆弱的,不能苛求他与整个时代对抗。面对劫难,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生命代价,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为生存的尊严而自杀,对于弱者,我们同样需要宽容……

比起老舍、郭沫若,巴金也许算是幸运的,但劫难之后,历经近十年完成的《巴金随想录》折射出一代文学家的无奈、痛楚与屈辱。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巴金《随想录》) 文学家把独善其身做为最基本的选择,但在特殊的时期,不是玉碎,就是瓦全,心灵被扭曲,人格被玷污,生命被摧残,由人变兽,是文学家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