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君主论》一译“霸术”（statecraft），而《君主论》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当中，是一个讲各种权术，谈论政治上的各种计谋的一本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相当于中国所说的“厚黑学”，脸皮要厚，心要黑的学问。提及《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更是被标签为“罪恶的导师”，而后人由此衍生出的“马基亚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一词，具有特定的指向，即政治是肮脏的，而政治家要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由此引发的争论经久不衰，时至今日仍然百家争鸣，但更趋于理性。对于《君主论》的写作意图，国内研究者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君主论》是写给一位君主看的，马基雅维利从一个君主的视角探讨他所通晓的一切，《君主论》中部分属于理论性质，即关于君主本质的认识，部分属于实践性质，即关于君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的知识。因此，透视马基雅维利，分析权术思想的立论基础及典型思想，审慎其先驱性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权术与马基雅维利

关于权术与作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权术是邪恶的，进而认为作者是邪恶的，对马基雅维利贴一“邪恶”的标签；另一派观点是，权术本身无所谓邪恶，认为权术是实现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本身没有善恶，而且作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其实际行为是可以理解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笔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后者，但也有不同。首先，权术是实现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本身没有善恶。其次，根据马基

雅维利1513年3月出狱后的生活及1513年12月10日一封著名的信的内容，推测马基雅维利是合理的利己主义者。

合理的利己主义者的“合理性”

政治无道德，目的结果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作出论断：“有些行为，太卑鄙恶劣，太令人憎恨，实为智者所不为，即便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也断不可为”。时间稍晚于马基雅维利的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在他的权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表示支持西塞罗的看法。马基雅维利则争锋相对，反驳这个传统立场，第一个为所谓“国家行为的理由”做出了权威的界定和无懈可击的论证。他写道：“这个问题，值得任伺一个奉召为祖国效力的公民加以充分认识和深思熟虑。当祖国的安危系于即将作出的决定的时候，正义抑或非正义，人道亦或忍，荣誉疑惑耻辱，都应当置于一旁，不予以考虑。此时此刻唯一要考虑的是：做出何种决策，能够拯救祖国的生存，能够维护祖国的自由。”国家的利益是衡量政治行为的唯一准则，国家的安全高于一切其他的原则和其他的考虑。

分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在同一种文明内部，存在着两种道德批判系统：一是个人内心良知，二是外在政治行为，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这种冲突不是好道德和坏政治的冲突，而是正常的道德和政治间冲突，从根本上说道德和政治间的对立紧张状态导致的。权术是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手段，本身无所谓道德。此外，还要区分，一个人个人不道德不能说这个国家不道德。马基雅维利非常分明地表

达：很大程度上政治家的行为、一个国家的行为，不应该受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道德观念的约束，在公共生活领域与个人领域中的道德标准是不同的。

与社会角色地位有关。执行官或外交官，对外体现的是国家层面的意识。衡量一个合格的政治学家的唯一标准，不是任何善良高尚的个人道德素质，而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最终政治效果。马基雅维利从29岁起，直到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政府覆灭，他一共有14年的从政生涯，这14年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外交实践，为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及其《君主论》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从30岁开始，他先后出访近30次，到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公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由此形成对欧洲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社会政治现实的敏锐洞察力，对于统治者的真正面目有了深入了解和缜密分析，并且构成他书中思想的根据。笔者认为，成功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位艺术家，他要能够安抚躁动的民众，通过各种渠道揣摩对手的意图，利用外交手腕作出让步和妥协，换取己方阵营的稳固，这些行为在大多时候，是难以用道德和伦理明确加以判断的。

与当时时代背景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权术思想，被一些人恐惧、憎恨和排斥，但从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代观察和分析，也有很大的合理性。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权术思想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仅仅为了玩弄权术。当时的意大利世风日下，道德沦丧，阴谋、武装、联盟、行贿和背叛构成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现实，马基雅维利的不考虑道德的手段的权术思想是指对这种不讲道德的实际而

言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道德的实际情况，使他看到统治者只有采取某种非道德（注：非道德与不道德不同）的政治手段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才有可能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合理的利己主义者的“利己性”。回顾作者的遭遇，1513年2月，马基雅维利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于1513年3月出狱。马基雅维利回到农村，在乡下过着贫困拮据的农民生活，一家七口勉强度日，曾经因为欠税而被传讯。关于他在农村的生活与学术研究情况及他的愿望，在他1513年12月10日的一封信中作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他告诉他的朋友：“我生活在我的农家里，自从遭遇不幸之后，我在佛罗伦萨总共没有呆上20天，直到现在一直用自己的双手诱捕画眉鸟……整个九月份我就这样过去了，这种消遣，实在可怜而且荒唐，现在终止了。”后到“十人委员会”恢复，他始终希望复官，但是没有如愿。笔者大胆推测，马基雅维利在谪居务农后每天晚上埋头写作，不排除想通过敬献《君主论》这本书，重新获得官位的可能。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去世前六年的一封信中承认：“我长期以来对自己的信念绝口不谈，而我所谈的，我则根本不相信。假如我偶尔心口如一，说出真话，我也将它隐藏在很多假话中间，让人无从寻觅。”因此，薄薄的一册《君主论》，至今也没有哪位学者敢说完全读懂了它。笔者的大胆猜测，限于资料有限以及国内研究程度，已有研究并没有相关文本资料的确切证明，但也没有相关文献的明确驳斥，因而有待进一步的佐证。权术思想的立论基础及典型分析

立论基础一人性假设

西方文化占主导的是性恶论说。基督教的原罪说是一种典型的性恶论，除宗教理念外，西方文化强调的并非人性的价值判断以及道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用，而是强调人的各种需求，肯定人的自利性，并在这种人性“自利”的逻辑基础上，展开政治等制度的探讨与论述。马基雅维利由人性论而来的统治术，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君主论》里面所传递的很多实际的政治原则，就是由这样的前提而得出的。所以，利害是主宰着人的人性、支配着人的行为的最基本的法则。既然人性是这样的现实，那么统治者的统治术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要掌握人性的弱点。

权术思想的典型分析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是让人民爱戴更好？还是让人民畏惧他、恐惧他更好？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有一个有名的问题：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是让人民爱戴更好？还是让人民畏惧他、恐惧他更好？马基雅维利的意思是如果能够让人民又爱又怕最好，但是二者不可兼得，应该怎么办？他认为还是让人民恐惧比较好。因为爱戴是靠不住的，没有办法保证一个人肯定能够爱戴你，但是畏惧、恐惧这件事是比较有把握，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言，“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的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马基雅维利认为利害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