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庄子注》浅析

郭象《庄子注》浅析

中国哲学魏霏霏 2011021201 摘要：《庄子》注本自古及今不胜枚举，魏晋郭象的《庄子注》亦表达了自己对《庄子》的独特看法。通过注庄他按“崇有—独化—足性逍遥—名教自然的合一”的脉络，融会儒道解决了其所面临的时代困境，建构起造物无主、崇有独化、名教即自然的哲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郭象《庄子注》崇有独化内圣外王名教即自然

道家经典《庄子》，自古注本繁多。魏晋郭象、向秀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刘文典《庄子补正》，王叔岷《庄子校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等等都为世人所熟知。然正如陆德明所说：“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虽陆德明未见后世之注本，但此评说亦可表明郭注有独特可取之处。

依托经典进行哲学思考自古就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亦是早已有之的诠释传统。诠释经典可以说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忠于原文、文本的阐述，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加于文本的理论创造。两者看似是矛盾对立的，然中国哲学家更多的是注重两者的结合。只是六经注我更多是在发挥自己的思想，而我注六经则忠于原文的意味更浓。《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中就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郭象注庄是为了发挥他自己的思想，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哲学体系。那郭象是如何通过注庄来建立其“造物无主”的崇有独化的思想体系呢？

郭象在《庄子注•序》中这样写到：

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这便是郭象在具体注释《庄子》之前，对其所作的整体性理解，开篇直指内圣外王、造物无主、崇有独化问题，道出了他注庄的主旨。郭象以反对“无中生有说”为起点，而提出“崇有说”，进而由“崇有说”推至“独化论”，并由“独化论”导出“足性逍遥说”并以之为中间环节，最后由“足性逍遥说”得出“宏内游外”，即“名教与自然合一说”，以此为其哲学的最后归宿。

一、有无问题之崇有说

首先，关于本体论有无问题，郭象推崇崇有。郭象认为“无”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无”不能生“有”，而“有”也不能生他物。“有”是自生，无为而自生，没有

生者。而“《庄子》中多处强调无的超越性、根源性，万物出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于无有。”①郭象想要建立崇有独化的思想，这就与《庄子》的观点相违背，于是只能借助寄言出意的方法来构建他的理论，不执着于具体文字，从整体按其想要表达的思想来注《庄子》。例如，在《齐物论》中说：“夫吹万不动，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里庄子并没肯定造物主的意思，但郭象注则说“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直接肯定的说造物无主，物自生。很明显，这实是借注庄来阐发自己的观点见解。在《庚桑楚》篇中，郭象亦把“天门者，无有也，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一句按自己万物不是无产生而是自生自有的理解来注解。又如郭象在注《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时注：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子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己生乎！（《庄子注》）

此处用寄言方式借庄子言有无之言，而出其无无贵有之意。例子众多在此不再多列举。

二、从崇有说到独化论

在崇有的基础上，郭象发展了他的独化论。何为独化？郭象在注《齐物论》时说：“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意思是事物产生、变化，既与外界力量无关，也没有内在的根源可寻，如果要寻找事物产生的根源，则上推至无穷无尽也是无所结果，这样就得出事物是自生、自化的独化之理。郭象认为没有所谓的造物主，天下万物都是自生自化没有缘由根据的。他强调事物的“自得”，认为世界万物具有各足其性的本能，强调一切事物都“独化而足”，它们的产生完全是纯粹偶然的，忽然之中变化的，即“堀然自我而独化”。所以他说：“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万物虽聚而共成乎天，而皆历然莫不独见矣。”郭象的独化否定所谓真宰、造物主，指出无不能生有和物各自造，强调事物存在的原因应该从事物本身中探求，而不能到它的外面去寻找所谓根据，相比之前的“贵无论”、“外资”说不可不说是认识论的一个进步。

三、足性逍遥说：“宏内游外”

郭象从独化论导出足性逍遥说 :“宏内游外”。应指出，郭象的“自性”与庄之理解不同。《秋水》中有“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之说，天在这就是指天性。可见庄子认为无为，任其发展生存才是马的本性。郭象注此说“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

①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三版,第255页.

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人之事，而本在乎天也。”很明显郭象把牛马等被人服乘、穿牛鼻看成是牛马本性的要求，虽然是人为完成的但并不影响是其自性的反应，这样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思想需要来解释规定人性物性了。物各无待而自化，顺己性而发挥，就是足性，互为有功，就能逍遥。宏内游外是郭象认为的圣人应做到的“足性逍遥”，即一面处理好国家政事，一面又能在心理上似在山野般逍遥悠闲。应该日理万机所以说其是自性的满足，正因满足了自性才得逍遥如在山林般悠闲。所以他有“圣人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感慨。这样“有为”“无为”也就在各安其性的前提下统一了，这也就可以理解郭象为何如此解释自性了。郭象还认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各安其天性”，则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因此，名教与自然两者是不矛盾的。这也就由之而导出他的终极归宿了。

四、时代问题之解决：内圣外王

郭象一生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走向灭亡的全过程。风云变化的政治社会情况，让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彷徨失望。所以才有了阮籍、嵇康的那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庄学思想，并且由此而煽起了一股虚无放诞之风。郭象面对这一切，选择了融合儒道，他既要批判名教的弊端，又要纠正社会上过于空玄的风气，以此来重建社会整体的和谐。所以他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也是解决时代困境的选择，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整个玄学体系，虽然从批判本末有无的问题开始，着眼于宇宙天地的本体问题，但是其落脚点却是在于“明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他推崇有能超越外在和自我身心限制的理想人格的人。在《大宗师》记载的孔子派子贡吊唁子桑户的故事中以及《逍遥游》就可看出，庄子认为游外者为理想人格，而在注《大宗师》这个故事时，郭象认为内外无异，不为物累之人即为圣人，可见郭象眼中的圣人是可以“即世间而出世间”、“宏内游外”的圣王，此即他提到的内圣外王之道。事实上，谈到内圣外王之道也就牵扯到魏晋玄学中的一直备受关注的名教自然的问题。“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份和道德规范，“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郭象反对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与自然是互相符合的而非对立不容的，表面看来借助于外力的名教规范，其实存在于自身的自然本体之中。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名教即自然”的观点。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上，郭象无疑是魏晋玄学之中最为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