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郊区化的经验与教训

【改革与发展】
美国郊区化的经验与教训
●徐和平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610065;贵州财经学院,贵阳　550004)
内容提要:二战后美国城市化进入了郊区化阶段。

人口、工厂、商店及各种机构从城市中心迁移出去,在城市外围的郊区重新定址。

郊区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郊区取代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美国社会经济重心也由城市移往郊区,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郊区化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教训深刻,值得后发展的国家认真汲取。

关键词:郊区化;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3-0133-04
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入了郊区化阶段,郊区化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吸引各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大城市的郊区化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郊区化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1.城市化到郊区化的转变
工业化之后,城市社会日益繁荣。

城市高楼林立、商店鳞次栉比,窗明几净,尤其是博物馆似的百货商店商品琳琅满目,象征着城市社会的富裕。

在城市聚集经济影响之下,制造业、服务业大规模地向城市聚集,提供了众多的经济机会,导致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流动。

社会流动给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但人口及机构大量集中也带来了众多的城市问题,即现代“城市病”。

19世纪晚期起,美国城市病日趋严重。

城市空气与水源污染是这一时期公众最为关心的事。

美国工业心脏钢铁城市匹兹堡素有“烟城”之称,市区无数烟囱吐出滚滚的浓烟,天空雾气沉沉。

中西部的城市工厂则把废料直接排入河里,使清澈透明的俄亥俄河变成了黑色的河。

此外,城市拥挤、贫民窟蔓延、交通拥塞、犯罪猖獗、土地价格高涨等问题也趋于恶化。

日趋严重的城市问题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城市环境恶化导致各种疾病对人体的侵袭;城市环境嘈杂,居民心理压力增加;犯罪猖獗,居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居民离心力增加。

交通拥挤、地价高涨、劳动力价格上涨,城区制造业成本增加,甚至出现聚集的不经济,迫使工厂向生产成本低廉的地区转移。

二战后,出现了技术与交通的一系列革命,政府不失时机地推动郊区化的进程。

战后,流水作业逐渐在美国工厂中普及。

过去产品采取垂直式的组装,在城区狭窄的楼房内进行,流水作业一改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产品从零件到部件再到成品的整个工艺在一个巨大平面上完成。

而且这一时期美国企业趋于大型化,庞大的控股公司大量出现,这类公司可以自成体系,不必聚集于城市核心地区。

在此背景下,厂商就转向郊区寻找宽阔而廉价的土地。

流水作业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汽车时代的到来。

1945年,美国登记的私人小汽车为2550万辆,到1960年美国五分之四的家庭至少拥有一辆汽车[1]。

汽车的普及对郊区化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此新的交通技术条件之下,美国各级政府不失时机地采取积极的公共政策。

二战后的交通发展中,政府由过去的间接扶持转到大规模的介入。

1956年,国会通过了《联邦援助公路法》,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援助公路建设。

该法案还建立了联邦公路信用基金(Federal H ighway Trust Fund),征收汽油、车辆、轮胎等消费税资助公路建设[2]。

1983年,联邦政府用于公路建设的费用累积为5000亿美元。

美国各地建立了庞大的公路与道路网,到1995年,美国已拥有1300万英里的道路[3]。

高速公路从城市核心地区向郊区广阔的空间放射,并深入到乡村腹地。

高速公路网建立后,聚集经济影响向广阔的空间扩散,郊区、小城镇及公路沿线土地大幅度升值,有力地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美国城市空间结构由聚集走向分散,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大众郊区化时期。

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富裕的蓝领工人大规模地从城市向郊区迁移,有力地推动战后美国郊区化的进程。

1940年至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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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郊区人口增长275%,而城市人口仅增长50%[4]。

人口增长的差距使美国人口布局发生了变化,郊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1970年,郊区人口超过了城市中心,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

80年代,城市人口进一步向郊区分散,居住在郊区的人口超过一亿,占全美人口的44%。

至此,美国完成了由城市国家向郊区国家的转变。

2.郊区化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战后的郊区化对美国社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人口、制造业及传统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迁移,郊区化对美国城乡地区产生了前所未有影响,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减轻了困扰着城市发展的现代“城市病”,并实现了城市产业升级与城乡社会一体化。

今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饱受“城市病”的蹂躏及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困扰,美国通过郊区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美国郊区化的效益表现如下:
第一,郊区化有力地拓展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大规模向外拓展,城市经济越过城市边界,向城市边缘、郊区乃至辽阔的农村扩散,把这些地区纳入城市强有力的影响之下。

在城市空间向外拓展过程中,郊区获得量与质的发展,郊区城镇与城市中心竞争日益激烈,对整个大城市地区及辽阔区域的空间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战后,在城市化向外扩散过程中,具有城市性质的郊区次级中心形成。

工业化之后,空间狭窄的城市成为社会经济的中心,城市边界之外的郊区成为其农业附庸。

郊区化使人口及厂商从城市中心分散出去,然后在郊区重新汇集,形成郊区次级中心。

郊区已改变了原有的城市农业附庸的地位,成为新的城市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影响空间极大地扩张。

郊区次级中心的形成及扩张,形成一种与传统的紧密型城市不同的多中心的分散型的现代大都市。

二战前的美国城市功能集中,人口、制造业、商业等都聚集在城市中心附近的狭窄地区。

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面积不超过250平方英里。

二战后,城市向外扩散,城市边界之外的郊区次级中心大量涌现,并最终形成城市地区多中心化的布局。

新型城市的面积辽阔,大多超过5000平方英里,改变过去的以街区来衡量城市规模的方式,这种新型的城市面积则以快车道和高速公路形成的发展走廊来衡量。

20世纪80年代后,城市继续向外扩散,形成了郊区之外的多中心地带。

这种多中心地带的增长具有特殊而独立的模式,作为完全城市化的县(full urbanized county)而出现[5]。

完全城市化的县境内并没用任何大的城市,也不受大城市的影响,但却像城市一样为居民提供工作及住宅。

它们被视作是一种新的空间地带,具有城市特征及分散的形式。

加利福尼亚州的奥伦治县,向100多万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

城市化以这种新的方式在美国城市边界之外的县推进,这对于拓展城市化空间意义深远,同时也为现代农村地区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郊区次级中心的扩张,还推动大城市圈(有的学者称为集合城市)的形成。

城市向外分散,郊区向四周蔓延,大城市地区间的郊区相互交错,城乡间差异已不明显。

在此基础上,相邻几个大的城市地区构成了连绵数万平方英里而各地区差异不大的大城市圈(Megalop lis)。

二战后,美国形成了三大城市圈:东北部(Bos wash)、中西部(Chipp itts)及加利福尼亚等大城市圈(San2 san)。

东北大城市圈北起波士顿经中部的纽约直趋南方的华盛顿和里士满,南北长500英里,跨越十个州,总面积为5.3万平方英里,20世纪80年代人口大约为8000万,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1/4。

今日美国,庞大的经济、人口日益向10来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群集中,这些城市群正向大城市圈方向发展。

大城市圈的出现,使城市及城市化空间极大地拓展,加之大城市圈拥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各国都十分关注大城市圈的发展,我国“十一五”规划将大城市圈发展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二,郊区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向郊区分散,使城市经济空间获得空前的拓展,郊区逐渐成为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并给城市中心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

富裕的人口向郊区转移,制造业也从中心向边缘、郊区乃至非城市地区的小城镇迁移,使经济重心由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外围的郊区。

二战后,大量制造业从城市中心移往郊区,形成郊区新的制造业中心。

在特定郊区,政府组织及厂商有意识地让同类制造业聚集,形成了具有田园诗风味的工业园区。

1960年至1980年,美国出现了2000多个郊区工业园区,到1988年,全美拥有6000多个郊区工业园。

在一些郊区还出现了一种高技术增长极或科学园区(high-tech growth pole or“science park”)。

这些科学园区大多与专门化研究和发展中心密切联系,并与制造业联接而位于大学、研究机构附近。

最为著名的例子是硅谷,它邻近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

从圣约瑟(San Jose)延伸到帕洛・阿尔托(Palo A lto)的发展走廊地带,构成了硅谷核心部分,拥有800多家工厂,生产电子及计算机产品。

制造业从城市中心大量迁往郊区,郊区最终取代城市成为美国制造业及经济增长的中心。

1982年,在全国最大的城市地区,郊区制造业雇佣工人占53.85%,城市核心地区占46.15%[6]。

郊区工业大多是高新技术产业,城区则是技术性较低的传统制造业,郊区制造业明显优于城市。

90年代之后,美国城市制造业继续向郊区等外围地区分散,市区已很难见到工厂。

随着工厂及富裕人口移到郊区,商业也向郊区分散,郊区出现了巨大的商业区和购物中心。

郊区商业区和购物中心组成了郊区消费网络,网络还包括影院、餐厅、俱乐部、运动场等娱乐设施。

1954年到1977年,美国出现1.5万个郊区商业中心(subur2 ban shopp ing center)[7]。

同时,许多郊区还出现了巨大的商业林荫道(Suburban shopp ing mall),1980年美国郊区商业林荫道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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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个[8]。

郊区商业林荫道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零售业直接威胁到城市商业中心的生存。

郊区林荫道规模继续扩张,一些郊区出现了超级商业林荫道(super mall)。

世纪之交,巨型商业林荫道(megamall)作为新型的郊区商业中心而出现,这种巨大的商业综合体使城市中心的商业区黯然失色。

二战后,郊区零售业份额持续增加,80年代之后郊区零售额超过整个社会的半数,美国零售业的重心已转移到郊区。

在城市商业外迁之时,城市其他服务业也随之向外分散。

制造业和商业移出后,大城市为这些部门服务的事务所、大公司总部失去众多的业务,最终也纷纷迁往郊区。

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郊区开始进行办公大楼的巨额投资,到80年代,城市外围的办公室空间超过总数的57%。

郊区一幢幢新出现的办公大楼形成了办公园区和研究中心,成了美国高科技实验室和工厂的大本营。

郊区产业结构也最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郊区化使大量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从城市核心地区迁移出去,迫使大城市进行产业重组与升级。

人口及原有的功能大量分散出去,为大城市中心再发展让出了空间,城市由传统的制造业中心转化为智力中心,由生产产品转换为培训、管理、分配知识,以此带动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及制造业发展。

战后,美国城市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主要表现在工业技能的交易、旅游、金融、信息、保健等。

这些服务业在城市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三,郊区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人口、工厂等从城市向郊区分散,有利于城市密度的降低及城市问题的弱化。

二战后,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外迁移,使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呈负增长。

城市人口的大幅减少,导致城市密度较大幅下降。

以纽约城市地区为例,1922年城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343人,由于人口向边缘地区及郊区持续分散及城市地区面积扩大,1965年,城市地区人口下降到1381人。

城市密度降低使城市病趋于弱化。

人口及工厂大规模外迁之后,城市环境质量得以改善。

大多数工业城市浓烟已经消失,城市出现了一片蓝天,夜晚月光清澈,星光闪烁。

不少城市河流变得清澈透明,城市周边青山绿水、水光山色。

人口及工厂大规模外迁,为城市美化和再发展创造了条件。

人口密度大幅度降低,城市撤迁成本大幅度下降。

在此条件下,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城市更新运动。

成片成片的贫民窟地区被夷为平地,经过美化后代之而起的是耸立的高层建筑群、宽阔而笔直的林荫大道、绚丽多彩的街心花园。

郊区化还使城市与郊区、城市与乡村社会趋同,城乡一体化实现。

在美国城市化最为成熟的东北部、中西部及西海岸,城乡地区界线模糊不清。

在经济方面,郊区居民收入已高于城市,而乡村居民收入则向城市看齐。

郊区居民生活质量高于城市,农村地区文化生活方式也向城市趋于一致。

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很乐意地从大城市移往郊区甚至农村小镇,郊区已成为较高地位的象征。

3.郊区化的负面影响
郊区化有力地推动战后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负面影响也是很大的。

郊区化最大的受益者是郊区及其居民,其次非城市地区的小城镇。

但郊区的发展以牺牲城市中心区及以资源巨大消耗为代价的,后发展的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应予回避这种负面影响。

郊区化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经济空洞化。

城市功能向郊区分散,尤其是作为经济发动机的制造业大规模外迁,郊区取代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在城市经济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城市经济的空洞化。

尽管二战后美国城市金融、教育等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获得发展,但制造业及传统服务业的大量流失,大大地削弱了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经济出现衰退。

第二,城市衰败不振。

城市制造业大幅度萎缩,新增金融等服务业获得收入不足以弥补其损失,城市发展趋于停滞,其衰退及衰败在所难免。

特别是城市富裕人口的大量外迁,城市旧建筑淘汰给新来的贫穷阶层,长期影响到城市社区环境。

新来者大多经济拮据,难以对所继承的住宅进行更新,甚至连养护和维修也捉襟见肘,这使城市迅速衰败。

而且城市街区的外在化影响十分突出,单个房主间常陷于相互牵制的困境,一旦街区的某处房屋衰败,就会引起毗邻的房地产贬值,整个街区甚至社区的衰退就难以遏止,灰区”,“灰区”发展为衰败区,城市衰败地区因此而蔓延开来。

二战后,纽约、圣路易斯等城市的一些街区的衰败现象触目惊心。

第三,城市财政危机。

城市经济空洞化及城市衰败对城市产生的巨大的冲击,最终引起了城市的危机。

制造业、零售业及富裕人口大量向外迁移,城市经济基础严重削弱,税基迅速萎缩。

与此同时,城市政府开支却大幅度攀升,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更是让城市负债累累,元气大伤,最终导致严重的城市危机。

1975年初,纽约市短期债务达到53亿美元[9],整个财政实际上破产,在银行拒绝接受纽约市的短期债券之下,纽约财政处于危机之中,引起了全美的震动。

第四,公共设施的低效益。

美国郊区化还造成城市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城市资源的浪费主要表现在公共设施的低效益。

二战后,美国城市许多公共设施因缺乏顾客而关闭,现存的公共设施不少连维持都极其困难。

公共设施问题最突出地表现在公共交通上。

由于城市中心人口大规模外迁,加之私人汽车的普及,公共交通乘客大幅度减少。

1950年至1970年的20年间,美国城市公共交通乘客萎缩了57.5%[10]。

公共交通乘客的大幅度减少使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营运十分艰难,城市财政不得不对其进行巨额补贴。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公共教育、城市供水、供电工程等部门。

城市基础设施的低效益或闲置,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五,郊区化还带来土地、能源资源的巨大(下转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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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庄晓东,男,辽宁沈阳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城市社区与组织。

[收稿日期]2007-03-11
(责任编辑:启方)
(上接第135页)浪费。

郊区化以土地低密度使用为特征,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

人口及厂商从城市中心区分散出来,在郊区原野上重新分散布局,占据了宽阔的土地,使城市中心单位土地效用降低。

美国郊区的蔓延及“蛙跳式”的发展,还吞噬了大量的土地。

1964年至1989年,纽约大城市地区人口增长5%,而新开发土地却增加了61%,新增土地主要用于郊区住宅和道路的发展。

郊区化还导致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大量浪费,加剧了全球资源的紧张状况。

美国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石油消耗却是最多的国家。

据一些资料研究,美国城市地区人均石油消费量为欧洲的四倍。

在阳光地带分散型的城市,石油的消费量大大高于东北人口稠密地区。

20世纪80年代,南方的休斯敦人均消耗石油为567加仑,人口稠密的纽约为335加仑,人口高度稠密的曼哈顿则为90加伦[11]。

郊区化也引起美国人对钢铁、橡胶及其他建材的巨大需求。

美国人过多地占有人类的矿产资源,造成全球资源更趋枯竭。

综上所述,美国的郊区化发展有得有失。

从整个城市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角度,郊区化的利远大于弊。

郊区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使郊区取代城市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并带动农村复兴,促使城乡社会一体化及整个社会的富裕。

但郊区化的负面影响与代价也是巨大,在今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汲取这些教训,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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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01BJL018)。

[作者简介]徐和平(1956-),男,江西景德镇人,四川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发达国家城市经济与城市化。

[收稿日期]2007-04-10
(责任编辑:黄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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