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淮阴侯列传》看《史记》的叙事艺术

从《淮阴侯列传》看《史记》的叙事艺术

《淮阴侯列传》是《史记》的名篇。在这篇人物传记中，司马迁纵开笔墨，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独具匠心地安排叙事结构，灵活巧妙地运用多种叙事方法，完美地叙述了韩信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经历，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才华、佐汉破楚的巨大功绩，与此同时，也对他被杀的结局深表痛惜。作为一篇成功的人物传记，它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表现出巨大的艺术性；有纷繁复杂的结构安排，又有条理性；结合多种叙事方法而突出主题的集中性。这样，《淮阴侯列传》就成为传记文学史上的杰作，对后世的人物传记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

韩信为汉代的名将，被汉高祖刘邦誉为“三良”人物之一。《淮阴侯列传》主要是从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出发，站在全知视角的高度，以人为主，真实、客观、全面地记叙了韩信一生的主要事迹。

《淮阴侯列传》主要运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为读者塑造了真实的写作环境。传记的开篇，叙述了韩信为平民时的三件小事：他为亭长妻“不为见食”而怒；对漂母“进食”，他表示日后要重报；受淮阴屠中少年之辱，他竟忍耐。在这里，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将韩信人穷志不短、有恩必记、大智若愚，能忍辱负重的性格特点真实的展现出来，尤其是对两位女性的不同态度，表明了韩信的人生追求。当然，史公不仅重视细节的真实性，亦重视战事描写的真实性。在下文的井径之战中，通过一系列的对话情节描写，将广武君的智慧、成安君的庸儒、众将的愚钝和韩信的用兵如神真实地体现出来，成功的塑造了韩信一代“兵仙”的形象，字里行间透出对韩信的佩服之情。

《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叙事，采用的是客观叙述的方式。在这篇人物传记中，史公用四分之一的篇幅来写蒯通说韩信谋反，足见史公对韩信的“痛惜”之情，但即使如此司马迁也并没有让自己站出来进行评论或解说，而只是让读者自己去慢慢体会作者的言外之意。这就是第三人称叙事角度中所谓的客观叙述，即“作者将自己隐蔽起来，把事件或故事按照生活的实际样子叙述出来，读者并不感到有一个叙述者站在面前。”（《史传文学》第105页）这在《酷吏列传》写张汤时亦有所体现，司马迁对于张汤一类酷吏是深恶痛绝的，曾在《酷吏列传》中借赵禹的口骂张汤：“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对于张汤这类人，司马迁当然有自己的评价，这在“太史公曰”中可见端倪。但是司马迁写张汤儿时劾鼠掠治一事，同样也没有站出来进行评论或解说，读者却可以由此了解张汤性格的一个侧面，这就是客观叙事。它不受拘泥，可以将所写之人的性格真实地凸现出来。

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全面的展现故事情节，对塑造韩信这一人物形象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记叙《淮阴侯列传》的战争场面时，在叙述者那里，战争双方的各种活动是无任何军事秘密可言的。在写韩信这个人物时，作者亦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全面的展现韩信其人其事，甚至内心活动。如“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这里写的就是韩信当时不被重用时的心理活动，既体现出韩信的心高气傲又有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世俗感，写得很具人性化。这就是第三人称叙事角度中所谓的全知视角高度。也就是郭丹所说的“叙述者无处不在……通晓任何人物的内心隐秘。”（《史传文学》第106页）这种写法的运用将史公对韩信的复杂感情酣畅淋漓的宣泄在字里行间，使得韩信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不但如此，全知视角还可以虚拟悬想，设身处地地揣摩人情，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场面、言语描述出来。在文中，武涉、蒯通对韩信的力说、韩信与陈唏密谋“谋反”等事，都是攸关生死的大事，没有全知视角，外人何从晓得？因此，全知视角是史公能将《淮》篇写的如此声情并茂、完整集中的相当重要的手段。不仅是此篇，在《史记》人物传记的其它杰出篇章中，司马迁也很好的利用了全知视角的叙事角度，在《李斯列传》中，作者在展示这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一生时，其中写了他五次在重要节骨眼上发出的感叹，深刻地揭露了他的由地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品质，如何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极坏的影响。而这五次感叹都只有在全知视角的前提下，才能成为李斯的独白，才能成就李斯的枭雄形象。司马迁在先秦史传文学注重客观叙述的基础上，明确的站在全知视角的高度，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人物传记，这种叙事角度的运用对后世史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汉书》的写作就深得其法。

当然《淮阴侯列传》中也有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这出现在结束语中的论评之中：“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短短数十字，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的篇末第一人称叙事不仅在《淮阴侯列传》中，在《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亦屡见不鲜，比如《留侯世家》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不过总体来说第一人称叙事仅是出现在论赞之中，而论赞并非

叙事的主体部分，所以《淮阴侯列传》中的第三人称叙述才是最主要的。

（二）

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通过先叙后议的整体结构安排和巧妙的详略安排构建此传，将韩信其人其事生动的叙述出来，体现了《淮阴侯列传》杰出的叙事艺术。

《淮阴侯列传》的整体结构是先叙后议。文章按时间的顺序，叙述韩信从布衣到拜将封侯，为大汉朝攻城掠地，立下举世战功，但因为功高盖主，最后被诛全族的故事。结尾部分是作者的一段史论。此文重点记叙韩信的战功和被诛的因由，耐人寻味。叙事部分分为拜将鏖战和说劝被诛两部分。前一部分是韩信事业的上升时期，从追亡登坛到垓下之战，他为西汉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后一部分是韩信事业的下降时期，由于不善谋身而遭猜忌，最终被吕后用计诛杀，留下千古谜案。全文以韩信为中心，组织进了一系列的事件加以描写，而其中尤着力于追亡登坛、井陉之战和武涉、蒯通之说这几件大事的描写。史论部分文字虽短，其意尤深。史公不仅述《淮》篇如此，《史记》其他重要人物的传记，也大都按时间顺序记事，包举一生重要行事，开篇写姓名、乡里、家世、生辰，结尾述其死，用人物一生重要言行，构成首尾完备的故事，最后则以一段论赞作结。例如写《李将军列传》，重点记叙李广追杀匈奴射雕者、佯死脱险、斩霸陵尉、佑北平射虎没镞、破左贤王之围、不对簿自刎等六个故事，展现了他一生的“数奇”和怀才不遇。再看《廉颇蔺相如列传》，此篇重点记述三个故事，即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中间穿插赵奢、赵括、李牧事迹，也可分解为若干故事。史公这样结构人物传记，就把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历史事件发展的关键和本质揭示得非常清楚，使读者读后，有“其兴也如江涌，其亡也如雪消”（吴见思《史记论文》）之感，成为后世写作人物传记的典范。

由于篇幅有限，作家在写作人物传记时不可能对人物面面俱到，因此如何进行材料的取舍和详略的安排就成了作品能否引起共鸣的关键。而《淮阴侯列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史公爱憎分明、意味深长的详略安排。

在《淮阴侯列传》一篇中，前半详写“追亡登坛”和井陉之战二事，对于突出韩信的兵仙形象功不可没。在楚汉战争中，韩信不愧为一位英雄，作者全力歌颂韩信杰出的军事才干，他不同于曹参、樊哙那种攻城野战的猛将，也不单是孙膑、庞涓一流的军事家，他是有深谋远虑，有运筹帷幄、决胜庙堂的大将之才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登台拜将时的那段精彩议论上。这是韩信的初露头角、一鸣惊人。在这段议论中，他分析了刘项双方的形势，列举了项羽在用人、战略、政策上的种种失误后，明确地指出了他目前的这种貌似强大，实际上只是一种假象，是可以打败的。接着他又分析了三秦的形势，比较了章邯等三人在关中的不得人心，和刘邦当时在关中打下的基础。结论说“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这是何等的眼光和气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信对当时的敌我形势、项羽为人的缺点以及“其强易弱”的原因认识，分析得十分到位，其提出的汉的应对策略也是十分正确，说他“未为大将，已知天下三分”不过为誉。明代杨维桢说：“韩信登台之日，毕陈平生之画略，论楚之所以失与汉之所以得，此三秦还定之谋卒定于韩信之手也。”有了这段叙述，就把韩信这个人物形象大大地丰富，提交起来了，作为这样一段关于楚汉战争成败的决策制定的对话，司马迁对它进行的详述，充分体现了史公对韩信这一人物价值的正确定位。而其后的荀悦在作《汉纪》时虽也基本袭用了这一段，但以“于是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也”作结，而删去“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这在分量上就差多了。同时，也正因为韩信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在对魏、赵、燕、齐、楚各国的几次用兵，都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处处主动，获得很大的胜利，于是司马迁就抓住韩信用兵如神的这一特点，通过他赢得的几次战争，特别是对韩信破赵的井陉之战的描写，把他善于将兵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了。在井陉之战中，韩信以一招千古流传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战术将赵军击败，成就了自己一代“兵仙”的形象，史公亦用这一具体战例，充分表现了对韩信用兵的赞扬，钦佩之情。

楚汉战争结束后，楚汉对抗的矛盾解决之后，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韩信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司马迁在文章的下半部分详细记述了武涉，蒯通劝韩信叛汉而韩不从的经过，说明韩信先时的一些行为虽已深深在最高统治者的心里埋下了对他猜忌的种子，而此时他本人还“自以为善汉王”。至后车囚废、私第闲居，也还是不思稍稍收敛锋芒，竟然分开表示羞与绛、灌辈为伍，在刘邦面前夸言自己将兵“多多而益善”，韩信虽然善于谋天下，却拙于谋身，他就终于不免在“天下已集，乃谋畔逆”的情况下被杀害。这里详述武涉，蒯通之说，引入大段言论，以翻历史旧案，其意颇深。当韩信破赵定齐，兵成大振，他占据着魏、代、燕、赵、齐、鲁的大片地区，其势力已摇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