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

陈寅恪的杜诗观述论阮堂明陈寅恪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是二十世纪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

虽然他主要是作为史学家而为中外学界所盛称，但同时他又具有极深的文学修养，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

这种修养渗透到了他的史学研究中，使其历史研究之堂庑因古典文学的深厚学养而特大(其深有会心的“文史互证”，能于传统的史学方法之外，别开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从根本上说即源于此)，并因此使他形成了卓然特立的学术个性———其著作在繁复征引和绵密演绎之深处，时时涌动着诗的才情，体现出“冷静而理智的学术品格与内在的对人生的激情的融合”[1]的特征；同时，作为这种修养的体现，他还“余事作诗人”，创作了许多充溢着哲思与才情的旧诗。

傅璇琮先生曾说过，陈寅恪是“历史上少有的既能潜心于学术研究而取得大成就又有博丽深邃的才情在文学创作上自树高格的一代大师”，应该说这种评价是非常允切的。

笔者注意到，在陈寅恪数百万言的学术著作中，陈寅恪曾经多次论及杜甫，他虽没有专门研究杜甫的著作，但在著述中却每有论杜者，对杜诗可以说非常熟悉。

据笔者统计，其《柳如是别传》中所涉及杜诗，去其重复者，计有43首，《元白诗笺证稿》涉及杜诗者有5首并专门写过三篇杜诗论文。

此外，像《韦庄秦妇吟笺释》、《论再生缘》等文也皆有涉及。

在这些著作中，陈寅恪引用杜诗笺释诗句，随笔而出，信手拈来，到了非常自如的程度。

可以这样说：杜诗不仅是陈寅恪作为学者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时也是他作为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学习、借鉴的对象，杜诗在陈寅恪的学术体系中具有不容忽略的地位。

总结陈寅恪在杜诗学方面的建树，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同时对于推进杜甫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即是基于此而作，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陈寅恪杜诗学总纲——“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作为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学者，陈寅恪除了研究历史之外，还著有不少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著作。

这些文章著作涉及到魏晋时期的曹操、陶渊明，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唐代的李杜、元白、韩愈、韦庄，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陈端生，敦煌文献佛教典籍等诸多方面。

具有如此广博的古代文学研究背景，我们说陈寅恪对我国古代文学有自己宏观的认识和把握，应该说是合乎实际的；也正是基于此，在我们看来，他对古代文人的某种评价，都是以自己对古代文学史的宏观认识为前提的，他对杜甫的评价自然也不例外。

陈寅恪作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文中对杜甫这样评价：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其被困长安时所作之诗，如《哀江头》、《哀王孙》诸诗篇，古今称其文辞之美，忠义之忱，或取与王右丞“凝碧池头”之句连类为说。

殊不知摩诘艺术禅学，固有过于少陵之处，然少陵推理之明，料事之确，则远非右丞所能几及。

这里，陈寅恪将安史之乱时皆曾被困长安的杜甫与王维加以比较。

在他看来，虽然王维诗之“艺术禅学”“固有过于少陵之处”，但若从对事理推测之明确方面说，则王维远不及杜甫。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陈寅恪这里明确地把杜甫称为“中国第一诗人”。

可以说，这是他古代诗学观的根本观念，也是他杜诗学思想的最核心的内容。

众所周知，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历来与李白并称“李杜”，他们被看成诗史上双峰并峙、并驾齐驱的诗人，诚如韩愈《调张籍》诗中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也。

然而，也正是从唐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杜优李劣”的观念。

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评价杜甫时即曾这样说过：“(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

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矣。

……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这里，元稹将杜甫说成是诗史上无与伦比的诗人，其实这也是把杜甫看成是“中国第一诗人”，元稹文中还将李白与杜甫比较，认为李白连杜甫之藩翰尚不能历，更遑论杜甫之堂奥了。

元稹所论，固然失于偏颇，但体现了自中唐以后杜甫一直被视为最大诗人、杜诗一直被视为古代诗学正统的事实。

陈寅恪这里虽未将李杜加以比较，但他以“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说明在他看来，杜甫是无与伦比的诗人。

他的这种杜诗观，与元稹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一脉相承的。

陈寅恪作有《元白诗笺证稿》，因此自然很熟悉元稹的诗文。

这样，他对杜甫的这种论述，便很显然应与元稹《杜君墓系铭》中的杜诗学思想具有渊源的关系；而事实上，我们从陈寅恪《论再生缘》[2]一文中，看到他在论及“吾国诗中之排律”时，曾特地征引过元稹此文。

为说明的方便，兹将陈寅恪所引者转录于下：《元氏长庆集》卷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云：“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略云：“杜公今体四十字中包涵万象，不可谓少。

数十韵、百韵中运掉变化如龙蛇，穿贯往复如一线，不觉其多。

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

余往昔见(钱)蒙叟笺，于其长律，转折意绪都不能了，颇多谬说，故详为诠释之。

”……在征引元稹与姚鼐的文章之后，陈寅恪紧接着又加了按语：“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兹不必再加引申，以论杜诗。

”这里，陈寅恪虽是站在排律的角度征引元稹此文，但应该说还是体现了他对元稹此论的认同态度；只不过相对于元稹立足于杜甫五言排律的声韵辞藻立言，陈寅恪则并不是站在“艺术禅学”的角度评价杜甫，因此虽同样以杜甫为第一诗人，但是在“第一”的内涵上，他与元稹又是有较大区别的。

总之，“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构成了陈寅恪杜诗观的核心内容，不仅体现了他的杜诗学思想，也同样是他的诗学观的体现。

由于陈寅恪深厚广博的古代诗学修养，他对杜甫的这种评价，是以他对古代诗学传统的理解为前提的，不能仅仅视作单一、孤立的评价。

这一点从下面的内容中，还可以得到更深入的证明。

二、陈寅恪旧诗的杜诗渊源———“取法少陵”作为身兼文人的学者，陈寅恪还雅擅旧诗的创作，这是陈寅恪的家学———“义宁陈氏之学”的重要方面。

陈寅恪的先祖陈宝箴诗文兼擅，皆有法度，为世所称。

其父陈三立更是清末宋诗派———“同光体”的代表人物。

受这种家学的熏陶，陈寅恪也工于诗。

他为诗宗尚宋诗，又出宋入唐，注重独创，强调自得机杼。

他的诗虽散佚较多，但现存《陈寅恪诗集》中收集有330首。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杜诗之间的密切关系。

著名学者程千帆曾这样评价说：“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

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效则少陵者。

晚经浩劫，所存仅寥寥百十篇，而近百年时运推移，人情变幻，莫不寓焉。

”[3]这种评价揭示了陈寅恪所受杜诗的重要影响。

在众体中，陈寅格尤长于七律。

笔者曾对陈寅恪的诗进行过统计，在其现存330余首诗中，七言律诗计有173首，在其全部诗歌总数当中，占据了60%以上的比例。

应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杜诗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杜律在唐代及后世为律诗之极则，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杜甫的七律兼备众妙，地负海涵，雄阔高浑，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

后世师杜者往往衍其一绪，而恃以名家。

诚如《岘亻庸诗话》所言：“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

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东坡学之，得其流转；山谷学之，得其奥峭；遗山学之，得其苍郁；明七子学之，佳者得其高亮雄奇，劣者得其空阔。

”作为极具才情的学者，陈寅恪的旧诗尤其是七律创作也深深得益于杜诗之沾溉。

当然，陈寅恪诗法杜甫，远不止在诗歌的形式上。

检《陈寅恪诗集》，中有《甲申春日谒杜工部墓》一诗，诗云：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

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

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

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角满江城。

由题中“甲申”可知，此诗作于1944年。

据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43年夏，日军战火逼近湖南，时任广西大学教授的陈寅恪，为躲避战乱，于是年秋携家眷取道贵州辗转赴川，途中身染重病，饱受艰难，腊月底始到成都(时公历已进入1944年)。

此诗即作于他初到成都时[4]。

据陈寅恪之女流求《流求笔记》所述，当时“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生活极为艰苦，且陈寅恪的右眼当时已失明，行动极不方便；但即便在这样的艰难中，他仍去拜谒杜甫墓，这就不仅传达了他悯时伤乱、渴求太平的愿望，也见出杜甫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杜甫当年为避安史的八年之乱而至成都，陈寅恪也因为日本侵华的八年战争而同样避难到成都。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际遇，同样的情怀，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上演了极其相似的一幕。

所以陈寅恪此诗，既有对杜甫深刻的理解，又包含有悯时伤乱的情怀。

《陈寅恪诗集》里还有两首由杜诗兴感而作的诗，一是作于1956年的《丙申春日偶读杜诗“唯见林花落”之句戏成一律》，诗云：林花天上落红芳，飘坠人间共断肠阿母筵开争骂座，太真仙去愿专房。

按歌未信宫商换，学舞端怜左右忙。

休问大罗云外事，春阴终护旧栽棠。

此诗题中的“唯见林花落”，出自杜甫《别房太尉墓》一诗。

“房太尉”，指的是玄宗朝旧臣房。

杜甫此诗主要表达了对这位前朝旧臣身后寂寞的伤悼之情陈诗由“唯见林花落”一句而致慨，借杜诗兴感，表达对现实的感受。

诗中“飘坠人间共断肠”之“共”字，将自己与杜甫绾结起来，也见出对杜甫“见林花落”时内心悲慨之深刻理解。

另外一首《戏续杜少陵秋兴诗“刘向传经心事违”句成七绝一首》，诗云：刘向传经心事违，翁今儿古各相非何如东晋郗家好，父子天师道共归。

此诗作于1964年。

诗中“刘向传经心事违”一句，出自杜甫《秋兴八首》之三(千家山郭静朝晖)。

杜甫此句原是表达自己一生心事乖违之憾，而陈寅恪则借以讽咏1963年以来中苏两党交恶之事陈寅恪借续杜诗而表达对当时政治的看法，真可谓善用“古典”[5]者。

由此我们也可看出，陈寅恪熟识杜诗，可以随意引用。

在旧诗创作中陈寅恪每从杜诗中汲取营养，多有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

对杜诗的隐托和化用，可以体现杜诗对陈寅恪的影响。

笔者对《陈寅恪诗集》中隐括杜诗或化用杜句之情形作过统计，现将统计结果表列于下：此表所涉及的陈寅恪的诗共40首，在《陈寅恪诗集》330首诗中，约占八分之一的比例。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独具才情与追求的诗人，陈寅恪诗法杜甫，并非对杜诗亦步亦趋，“生吞活剥”[6]，陈寅恪作诗不是仅仅隐托杜诗融化杜句，而是迁杜入己，将杜诗融入自己的诗境中。

试看其《乙酉八月十一日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雠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此诗是1945年秋作者在成都获悉日军投降之喜讯后而作的。

从创作背景上说，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是极其相似的。

诗中作者抓住与杜甫在遭遇与情感上一致的契合点，以“闻讯杜陵欢至泣”一句融化杜诗“初闻涕泪满衣裳”，又以“还家贺监病弥衰”隐括杜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二句的回乡之意，从中不难看出二诗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