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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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剧
悲剧在审美对象中有其重要地位。但这里所说的悲剧,不是作为一种戏剧类型而是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而言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早已指出的,悲剧是人生中严肃的事情。它不是悲哀、悲惨、悲痛、悲观或死亡、不幸的同义语,它与日常语言中所用“悲剧”一词,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作为美学对象的悲剧,必须是能使人奋发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快的。
现实中存在的悲剧,经常迫使人们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它虽然在客观上具有悲剧的审美性质,但一般很难直接进入人们的审美领域。对于跟人的实践利害直接联系的现实中的悲剧,人们很难、一般也不应直接采取审美观照的态度。因此,只有反映形态的悲剧艺术,才经常作为审美对象,引起人们的审美愉快。各艺术种类里都可以具有一定的悲剧因素,例如《红楼梦》、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苏里可夫的《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等等。在以反映社会冲突为本质特征的戏剧艺术中,则表现得最为突出和集中,因而作为美学范畴的悲剧与作为戏剧种类的悲剧,经常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
美学史上有过好些著名的悲剧理论。关于悲剧的特点,亚里士多德有过许多很有影响的议论。他从悲剧所反映的特定对象和特定效果等方面来规定悲剧的根本特征。他认为,悲剧是描写比现实中更美好的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悲悯和畏惧,并从积极方面给人以“净化作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奠定了西方美学史上悲剧这个范畴的基础。其后,最值得注意的便是黑格尔的悲剧观。黑格尔指出悲剧不是个人偶然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两种社会义务、两种现实的伦理力量的冲突。悲剧人物所代表的力量是合理的,但又有片面性,因此两种善的斗争才是悲剧冲突的基础。但是,调和主义的庸人气息,在黑格尔的悲剧观上也得到了反映。黑格尔抹煞了悲剧冲突中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在理论上混淆了现实中两种对立力量与道德上的善恶斗争,因而看不到悲剧冲突本身是反映着新旧势力的斗争。黑格尔的悲剧观还具有一定乐观主义因素,他强调悲剧通过双方冲突显示了理念的客观必然性的最后胜利。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了黑格尔不从生活出发而从理念必然性来规定悲剧本质的唯心主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迷信命运的宿命论。他指出:“不是每个人死亡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过。”这种对悲剧的看法,显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是,他由此而反对悲剧与必然性的内在联系,强调悲剧只是人生中可怕的事情,从而走向否认悲剧的必然性的另一个极端,抛弃了黑格尔悲剧理论中辩证法和历史主义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科学地总结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悲剧性矛盾和悲剧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悲剧的客观社会根源,从而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的悲剧观。与黑格尔相反,他们不是从精神的发展中探索悲剧的根源,而是从人类历史辩证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揭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他们认为,悲剧是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制度的信号,是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8)。在评论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的通信中,他
们批评拉萨尔以黑格尔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来解释他的剧本中悲剧冲突的根源,忽视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中的现实阶级矛盾,并深刻地指出了,悲剧主角济金根必然灭亡的深刻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起来反对封建主压迫的农民群众,而济金根作为一个垂死阶级的代表起而反对现存制度,企图站在两者之间,“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9)。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悲剧冲突的本质,指出悲剧冲突根源于两种社会阶级力量、两种历史趋势的尖锐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不可解决,因而必然地导致其代表人物的失败与灭亡。
由于矛盾的主导方面不同,悲剧冲突大体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新事物、新生力量的悲剧。这主要在于新生事物在诞生时还不够强大,它虽然代表了历史必然的进步要求,但不能在现阶段实现这一要求;或是由于新事物、新生力量本身还具有片面性,在主观上缺乏经验,有错误和缺点。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生力量都会遭到旧势力的压倒或摧毁,从而形成丑压倒美的悲剧。但悲剧通过这种冲突和毁灭,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悲剧冲突中,尽管新事物的代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毁灭了,在一个时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不是取消而是加强了他们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念,激发了人们对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乐观愿望。从普罗米修斯到《青年近卫军》或《红岩》中的英雄们,其行为具备了启发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悲剧通过丑对美的暂时的压倒,却强烈地展示了美的最终的和必然的胜利。这种悲剧的审美特性实质上是一种崇高的美,在这里,崇高所带有的实践斗争的艰苦性,表现得最为震撼人心(往往是悲剧英雄的牺牲)。仅就这种类型的悲剧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说:“美学家们把悲剧性看作是最高的一种伟大(即崇高)或许是正确的”(10)。
另一种是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这主要是由于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先进的、合理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开始转化为旧的力量,而与社会历史进程相矛盾,但是,它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根据,因而它的代表人物的毁灭,也有一定的悲剧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11)此外,旧事物的悲剧,也可能产生在旧世界的内部的矛盾对抗中。当不处于统治地位的旧力量起来反对统治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现存制度,如济金根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当时德国的大贵族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必然要求,但是它们受了阶级利益的限制,不能站在农民方面,因而也陷入必然失败的悲剧之中。由此可见,对于旧事物的悲剧,也只有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基本矛盾出发,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观察,才能深刻揭示其本质。革命者不能站在旧事物方面,惋惜和同情旧事物的灭亡,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严厉地批评拉萨尔把全部同情与兴趣集中在济金根的骑士起义的悲剧上,而没有看到当时德国农民运动的真正革命的悲剧。
历史上的各种悲剧艺术,反映了各个社会历史阶段上的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冲突。古希腊悲剧反映了古代奴隶制社会的矛盾冲突,社会历史必然性与自然界威力作为一种不能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与人相对立,导致悲剧的结局(《俄狄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