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看当时知识分子的“白日梦”

从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看当时知识分子的“白日梦”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元明时期，已走向了发展的衰败时期，这期间的戏曲和小说，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元明戏曲较大比例是“才子佳人”戏。纵观这些“才子佳人”戏，结构模式大同小异。那就是“公子落难、邂逅佳人、一见钟情、好事多磨、公子中举、终成眷属”为模式主线，讲述着一个个缠绵的故事。

一、“才子佳人”戏曲的结构模式反映着当时文人的内心世界。

《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

《西厢记》是一个纯粹的古代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崔莺莺和张君瑞的密约偷情，终成秦晋的凄美悱恻的爱情史，令几代读者为之迷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这出剧的中心主题，并成为千古名句，而小丫环红娘的名字，最后演

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人士的代名词，广为传诵。

《琵琶记》说的是陈留遭灾，三年荒旱，蔡伯喈辞别新婚娇妻赵五娘赴京赶考，一去不返。赵五娘挑起生活重担，侍奉公婆，克尽孝道，但虽有张大公相助，两老还是撒手人寰。五娘卖发造坟，怀抱琵琶千里寻夫.蔡伯喈不仅得中状元还入赘相府，虽享尽荣华但内心深感不安，其妻牛小姐因得不到丈夫真正的爱也陷入苦闷之中。赵五娘终于走进了牛府，蔡伯喈也认下糟糠之妻。蔡氐一门得到皇帝旌表，这里似乎有一个美妙的大团圆，但他们演出的却是一幕深沉而凄婉的大团圆的悲剧。

《拜月亭记》取材于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此剧主要写书生蒋世隆与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逃难中相遇，于患难中相慕相爱，私结百年之好。后王父因不喜欢秀才，于招商店中不顾世隆身染重病，强行带走瑞兰，拆散一对恩爱夫妻，从此世隆、瑞兰断绝音讯。蒋世隆之妹瑞莲逃难中与兄失散，被瑞兰之母收为义女，与瑞兰相见后颇为相投。瑞兰携瑞莲在花园拜月，析祷夫君安康，二人始知本为姑嫂。后蒋世隆赴试中状元与瑞兰团圆，瑞莲也与其兄患难之交武状元陀满结为夫妻。

《荆钗记》写南宋时期温州士子王十朋，家贫却才华横溢，与钱玉莲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玉莲拒绝豪富孙汝权求婚，以木头荆钗为聘，和十朋结为夫妇，并立誓永不相负。未久，十朋考中状元，拒绝万俟丞相招赘。万俟授意孙汝权纂改十朋家书为休书，玉莲接信后含冤投入瓯江自尽。十朋得知妻亡，痛不欲生，立誓终生不再娶。玉莲被福州安抚钱载和救起，收为义女，喜闻万俟逼婚真相，却又复得十朋病死的误传，也立誓终生不再嫁。5年后，万俟遭贬，十朋擢升吉安太守，绕道路过温州，至江心寺追荐亡妻，恰逢玉莲也来寺拈香悼夫，两人惊疑如梦。在退隐的邓尚书热心撮合下，当元霄千盏红灯映亮瓯江时，夫妻以荆钗为凭，重新团聚。

《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记》、《荆钗记》中的男主人公一律是风流倜傥，才高八斗，赶考必中状元，仿佛状元是专为他们而设置的。女主人公一律是绝色佳人，温柔多情。“才子”与“佳人”共同提示出当时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内心世界。

（一）“状元情结”反映当时文人的“功名观”

“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当时文人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元朝统治者长期停止

科举考试，堵塞了知识分子的仕途，不少人悲观失望，消极颓废，但也有不少人怀着满腹不平之气，反对蒙古这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蒙古统治者把汉人视如草芥，更激起了巨大的民族矛盾。“学而优则仕”的梦破灭后，不少知识分子倾向于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一边，加之谋生的需要，使他们将吟诗作赋的才华用于戏曲创作。他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被压迫者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才能。他们对功名表面傲视而实质追求。傲视与追求的矛盾冲突反映在戏曲中，就能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疾苦，统治阶级的奢侈，又因为功名伴随而来的富贵荣华使他们割舍不下，他们只能执着于个人的幸福与荣辱，而不能与统治者彻底决裂。例如，作者通过蔡伯喈这一主人公形象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失落和性格的失落，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但又不敢坚持自己的理想。性格软弱，精神苦恼，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作者对此持批斗和同情态度。于是乎“中状元这一情节设计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又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二）“佳人情结”反映着当时文人的“爱情观”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一出场，原来都在虔诚地念经拜佛的大小和尚，都一

个个“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通过这些和尚的动作就把莺莺的美貌衬托出来了。《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一切美好道德与情操。《荆钗记》中的钱玉莲，誓死不嫁二夫，投江殉节，决不屈服于邪恶的封建势力，显示了弱女子们仍有钢铁般的坚强性格，她们的行为取向更符合高尚的传统美德。表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克尽孝道，忍辱负重，忠贞于丈夫，又没有嫉妒心。

元明时期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功名观”之上，自古就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知识分子“十年寒窗苦”。对封建社会下层贫苦人民来说，要想改变穷苦命运，既然无法生在将侯官宦之家，也只有发奋苦读，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否则就会一辈子潦倒，艰难度日。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谁不愿意搏一把呢？有人“一搏”而能成名，皆大欢喜；有人“屡搏屡败”仍不肯罢手，一辈子都考不取的大有人在。“可怜童生生白发”啊！

因此，与“功名观”紧密结合的“爱情观”，虽然也反对封建礼教和社会黑暗腐朽，但是作者还是通过“中状元”这一情节来使剧情的矛盾冲突得到圆满解

决。当时知识分子对功名、美人的追求以及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形成这种“结构模式”最根本的原因。

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对这种模式有重大突破，为汤显祖本人赢得了“东方莎士比亚”的美誉。《牡丹亭》有别于一般的“才子佳人”戏，杜丽娘之死是基于对爱情的渴望。以前的戏曲，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一见倾心，都产生于“见面之后”，少不了一个“见”字，然后才是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情节铺排。而杜丽娘仅仅是做了一个梦，因梦而亡，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礼教把妇女追求爱情的自由，束缚到何等残酷的地步。

因此，作者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反抗性很强的艺术形象。杜丽娘自游园伤春之后，勇敢地做梦，勇敢地寻梦，勇敢地为情而死，勇敢地为情而生，她反叛得坚决彻底，对爱情忠贞不渝，虽然柳梦梅最后也中了状元，但杜丽娘并没有把柳梦梅中状元作为她们二人结合的先决条件。因此《牡丹亭》更具有反封建性，更具有进步倾向。博得了历代读者对《牡丹亭》的格外垂青。而汤显祖并没有彻头彻尾地反封建，他还是用“中状元”来给全剧定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作者生在封建时代，思想终究还是有局限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