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洛夫

台湾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作
洛夫
洛夫的创作风格
洛夫创作风格一直都在变化，五十年的诗歌创作可分“抒情”、“问古”、“怀乡”和“回归”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抒情”诗，如最早的《窗下》，意境简单、明晰。

第二个阶段的“问古”诗，如《长恨歌》，把白居易《长恨歌》的故事用现代语言重新编排，借用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对帝王的婚姻观和恋爱观进行反讽。

第三个阶段的怀乡诗，像《蟋蟀之歌》、《故国》、《边界望乡》等，表达了深沉、郁浓的思国思乡之情。

第四阶段，就是创作《漂木》的时候。

洛夫晚年除《漂木》外，还写了大量的现代禅诗，语言是现代的，但表达的是那些寂寥的意境，寓意是既古典又具有现代意味，有著人生深深的感悟。

洛夫说：“年轻时靠的是一种热情，出于表达才情的需要。

年纪大了，靠的就是智能和哲学的思维。

”
洛夫创作风格四个阶段之间有种层迭反复、螺旋式进升的关系，反映了他在创作过程中追求那种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肯定循环往复的探索？
洛夫的诗观
洛夫被称为台湾现代诗的重镇，除了诗作外，还有诗观。

六十年代推动“超现实主义”，八十年代提出“大中国诗观”，晚近倡导“天涯美学”,都对台湾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这里重点介绍他的“大中国诗观”和“天涯美学”。

1. 大中国诗观
洛夫说：“我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曾率先提出‘大中国诗观’的宏
观视角。

我这一主张乃企图整合中国新诗的历史版图。

现在看来，我的‘大中国诗观’其实也就是‘一个中国诗观’，目的在消除你曾指出的因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两岸三地和海外各自为阵、各以自我为中心而造成的尴尬和困扰”。

洛夫又说：“我心中的‘大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包括两岸三地及华人活跃的海外，意义更为广袤的文化中国。

”
洛夫在推动“大中国诗观”中受到很大的阻力，使他十分感慨。

2. 天涯美学
“天涯美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新世纪中，以汉语的诗歌领域，乃至文化领域，特别重大的一个命题。

“天涯”，并不专指海外他乡，主要指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放逐或自我放逐的生存感受。

洛夫的“天涯”含著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悲剧意识，一是宇宙境界；前者指与存在的关系，后者指与自然的关系。

我认为当年的“大中国诗观”与晚近倡导的“天涯美学”，实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并不相互冲突和抵触。

换句话说“天涯美学”并不是“大中国诗观”的转换，无所谓“跃升”，也无所谓“无奈的隐退”，这是两码事。

“大中国诗观”主要在检讨两岸近五十年来各自发展的诗史，引介一些现代诗歌美学，以促进当时大陆诗歌的独立性和现代化，并希望籍理论与创作的交流，以消除狭隘的地域性、族群性的意识形态阴影，使两岸的诗歌既能保留其精神上和风格上的独特性，也能整合为一块完整的大中国诗歌版图。

而“天涯美学”是“代表个人或者一个漂泊族群的诗歌美学的追求。

”这个理念也是我开始写《漂木》长诗时的核心美学思想，但后来始料不及地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美学结构，而它的发展是与《漂木》的写作时序同时并进的。

最后完稿时，我才发现《漂木》的思维结构可归纳为三个层次，也是三个相交的圆：第一个，也是中心的圆，乃写我个人二度流放的漂泊经验与孤独体验；第二个圆范围较大，宏观地写出对生存的困惑和对生命的观照，并包括对当下大中国（两岸）政治与文化的严肃批判；第三个圆周就更为广阔，它概括了宗教的终极关怀和超越时空的宇宙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