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派

七、元白诗派与新乐府运动
教学目标
新乐府运动
元白诗派定义
元白诗派的代表作家及成就
教学重难点
新乐府运动
元白诗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影响
元白诗派代表作家作品
教学安排2课时
教学步骤
一、元白诗派定义元白诗派是指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重写实,尚通俗.他们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

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

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二、概说（形成及发展）
1、主要成员：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等。

2、他们之所以形成一个流派，主要原因有两个：
①都写了许多写实性的“新乐府”诗；②风格都是通俗平易。

3、“新乐府”的概念：就是以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

(注：新乐府名为乐府，但象唐朝一般旧题乐府一样，并未入曲乐。

)
附：“乐府诗”的发展：
“乐府诗”本来是汉魏六朝诗歌中的一种类型，初盛唐时候的乐府诗基本上都是借用旧题，这种诗叫旧题乐府。

中唐时期，元白等人开始大量创作自创新题的乐府诗，是谓新题乐府或简称为“新乐府”。

有人说，新题乐府始于杜甫，此说不准确，因为早在三国时，曹植已经写过自创新题的乐府诗。

不过杜甫写的多一些，对元白等人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也更大一些。

换句话说，元、白等人主要是受了杜甫的启发而进行新乐府创作的。

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都是新乐府。

元稹指出它们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可见元稹抓住了杜甫这类诗歌的特点。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除了受杜甫直接启发之外，也受到《诗经》和汉魏乐府传统的影响，前人曾经指出，《诗经》部分作品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而汉魏乐府大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写实性的或者叫现实主义的诗歌。

因此，元、白等人的新乐府，从创作方法上看，都是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

此外，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批评和批判现实弊病的，所以白居易把它们称为“讽谕诗”。

关于《诗经》的内容，汉代以来就有“美刺”之说，元、白新乐府即讽谕诗主要是继承发扬了“刺”的传统以前一直流行“新乐府运动”的说法，但近来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因为就中唐新乐府创作实际看，未形成“运动”，所以现在新出的一些教科书未沿用这一提法(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简示：
《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杜甫新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

3、张王乐府
中唐诗人张籍和王建乐府诗的并称。

南宋许顗《彦周诗话》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辞皆杰出。

”明代胡应麟《诗薮》更以“元白长篇，张王乐府”并称。

张籍、王建二人早岁同学，交谊甚深。

他们出身寒素，官职低微,较能理解民生疾苦,并积极加以反映。

他们都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和重要成员，所作乐府诗，继承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以短篇七言歌行为主要体裁，揭露并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横暴、穷兵黩武、混战不休等罪恶行径，反映并同情广大人民遭受剥削、压迫的不幸遭遇，题材广泛，主题深刻，倾向鲜明。

又善于运用比兴、白描及对比、映衬等手法，语言通俗凝炼，韵律善于变化，形成了他们共同的诗风。

比较起来，王建诗题材较张籍广阔，描写比张诗更具体细致，更含蓄，口语化程度更高；张诗语言则较王诗典雅，在反映商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及抒发收复失地、反抗入侵的爱国热情等方面，为王诗所不及。

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

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

”
张籍作品：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鉴赏：
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

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异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羁旅之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

第一句说客居洛阳，又见秋风。

平平叙事，不事渲染，却有含蕴。

秋风是无形的，可闻、可触、可感，而仿佛不可见。

但正如春风可以染绿大地，带来无边春色一样，秋风所包含的肃杀之气，也可使木叶黄落，百卉凋零，给自然界和人间带来一片秋光秋色、秋容秋态。

它无形可见，却处处可见。

羁留异乡的游子，见到这一派凄凉摇落之景，不可避免地要勾起羁泊异乡的孤孑凄寂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悠长思念。

这平淡而富于含蕴的"见"字，所给予读者的暗示和联想，是异常丰富的。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

晋代张翰" 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 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

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

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

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平添了欲归不得的惆怅，思绪变得愈加复杂多端了。

"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

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中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

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无法下笔的神情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三、四两句，撇开写信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内容，只剪取家书即将发出时的一个细节——"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诗人既因"意万重"而感到无从下笔，又因托"行人"之便捎信而无暇细加考虑，深厚丰富的情意和难以表达的矛盾，加以时间"匆匆"，竟使这封包含着千言万语的信近乎"书被催成墨未浓"（李商隐《无题四首》）了。

书成封就之际，似乎已经言尽；但当捎信的行人将要上路的时候，却又突然想起刚才由于匆忙，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于是又匆匆拆开信封。

"复恐"二字，刻画心理入微。

这" 临发又开封"的细节，与其说是为了添写几句匆匆未说尽的内容，不如说是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担心。

而这种毫无定准的"恐"，竟然促使诗人不假思索地作出"又开封"的决定，正显出他对这封"意万重"的家书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千言万语，惟恐遗漏了一句。

当然，并非生活中所有"行人临发又开封"的现象都具有典型性，都值得写讲诗里。

只
有当它和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心理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方才显出它的典型意义。

这首诗，在"见秋风"、"意万重"，而又" 复恐匆匆说不尽"的情况下来写"临发又开封"的细节，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素材的提炼和典型化，而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

王安石评张籍的诗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此评深得张籍优秀作品创作要旨和甘苦"三昧"。

这首极本色、极平淡，象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的诗，其实印证了王安石精到的评论。

王建作品：王建《宫词》（其二十五、其九十一）赏析
竞渡船头掉彩旗，两边溅水湿罗衣。

池东争向池西岸，先到先书上字归。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赏析这两首七绝是王建《宫词一百首》(以下简称《宫词》)中的第二十五首和九十一首。

它们分别写宫中竞渡之戏和宫女伤春之情。

优秀的宫词和淫艳的宫体诗虽然都以宫廷生活为题材，但二者在思想格调上却大异其趣。

这与前者源于同情妇女遭遇的乐府诗有关。

《乐府诗集》中的《婕好怨》、《斑婕妤》、《长信怨》、《长信秋词》、《蛾眉怨》、《宫怨》写宫廷妇女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一般都无轻佻之词。

象王昌龄的“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崔国辅的“长信宫中草，年年愁处生。

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阶行。

”便可看做唐代宫词的早期名篇。

王建《宫词>)以百篇绝句的大型组诗反映广泛的宫中生活，在帝王的上朝问政、召对使节、褒扬将帅、征集图书、大兴土木、射猎游乐之外，重点表现了宫中妇女的骑射歌舞、温室养殖、酥油点花、奕棋刺绣、值班看园、孤眠幽闭等等。

诗人轻轻撩开皇宫一层纱幕，虽然多数作品主旨并非讽刺，但在维护宫禁尊严者看来却是太大胆了。

当时宦官王守澄就企图以《宫词》为口实弹劾他，由于他的机智才得幸免于祸(详范摅《云溪友议》)。

欧阳修强调它的认识价值，《六一诗话》曾说《宫词》可补史传之不足。

我们今天来读它，很自然地会想到敦煌和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的壁画，在认识唐代社会生活的同时还能感受到它们的诗意美。

唐代宫中划船比赛不限于端阳节，有的在春天，有的在秋天。

盛唐多在兴庆宫举行。

中唐以后常在皇家园林中的鱼藻宫比赛。

《旧唐书·穆宗纪》说元和十五年九月，“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

鱼藻宫位于长安大明宫北，距宫城十三里。

鱼藻池池广水深，植有菱芡，中央为九曲山，宫在其上，风光宜人。

这里选的第一首诗．诗人略去了山水的清碧、宫室的富丽、簇拥的观众，水中的倒景，热闹的乐曲，仅将魚点聚于竞渡上。

可以想象。

只只竞渡船都经过彩绘，船上各坐着一排排身着不同颜色绣罗衣裳的年少宫女。

竞赛已经开始，船头站立的宫女正挥动彩旗指挥她们划桨。

艘艘船只象离弦的箭一样穿行在菱蔓芡叶乏间。

划桨溅起的水花沾湿了她们的衣裳。

首联突出“掉彩旗”和“湿罗衣”两个镜头，便把紧张而热烈的气氛写出来了。

第三句补充写起点和终点，能勾起人们对于广阔水面的联想。

拈出“争”字。

点明竞争激烈。

末句写竞渡结局；首先冲到终点的船只，挥旗者上岸书写“上”字，然后率队而归。

全诗风格质朴，叙事明白如话。

第二首与前一首诗的风格小同而大异，表现了《宫词》的另一特色。

它的语言仍出之以平易，但其精纯程度却更臻化境。

生活场面，前者热闹，后者凄清，表现手法，前者迳用直笔，后者力求含蓄。

幽闭深宫的宫女，由于失去了人身自由和生活幸福，总是愁多欢少。

《宫词》多处写到她们的无聊与苦闷。

如“未承恩泽一家愁，乍到宫中忆外头。

”(第五十六首)“闷来无处可思量”(第四十一首)“每见花开即苦春”(第四十四首)等无不是很好的写照。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这一首尤为
出色。

它借景传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诗境。

这是宫里一片冷落之处，它沉寂得象幽谷。

几株桃树已经绿叶成荫，树下一位宫女在怅望。

诗用“残红”写春尽花残，既点明季节，又渲染了气氛。

一个“觅”字把宫女推到了画面中心，它不仅写出了宫女抬头、低头以及环顾的动作，还起了刻画心理状态的作用，和刘禹锡的《春词》“行到中庭数花朵”、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用意相近。

下句看似平淡，实则精妙，是晕染春尽花残不可或缺之笔。

这景象与“一片飞花减却春”不同，不是写春将归去的预兆；也和“桃花乱落如红雨”不同，不是写春盛花落，而是为了表现春归的最后踪迹。

晨风中偶尔有一两片花辦飞去，或东或西，零落无主。

春，一年年过去了，宫女怎能不心绪茫然?如果诗人继续着笔于花落伤心，易陷于平庸，因为那样的吟咏在古诗中太多了。

王建不愧为诗坛名家，他的下两句寓哀怨于自我排解，使诗意更曲折，意境更新颖。

宫女本不甘心年华消逝，桃花自由开放结于满枝也曾激起过她对爱情婚姻生活的向往，但幽闭宫中，一切都成了泡影。

于是她无端地嫉妒起桃花来，她说它的零落是急于结实所致，与风吹无关。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充满生活气息又富于哲理意味。

看似超脱，实际却是怨极而悲的无可奈何之语。

前入很欣赏这首诗的写法，《唐诗品汇》；卷五十一引谢叠山的评语说：“说到落花，气象便萧索，独此诗从落花说归结子，便有生意。

”《石洲诗话》卷二论《宫词》“在委曲深挚中别有顿挫”，此诗当之无愧。

4、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背景：（1）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

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

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

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

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

”(《唐音癸签》)初唐诗人写乐府诗，多数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

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

杜甫善于用乐府诗体描写时事，所作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等，“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元稹《乐府古题序》）。

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

元结还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新乐府序》）。

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2）新乐府运动是贞元、元和年间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这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

一方面，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悬殊，蕃族侵扰，战祸频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实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希望通过改良政治，缓和社会矛盾，使得唐王朝中兴。

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的文坛和诗坛上，便分别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写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

后来白居易又写成《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

白居易还有《秦中吟》10首，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

新乐府作为诗歌运动，其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

当时张籍、王建、刘猛、李余等人，既写新题乐府,又写古题乐府,都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元稹原与白居易、李绅约定“不复拟赋古题”，后来见到刘猛、李余所作古乐府诗，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

虽用古题，但或“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其实质、作用与新乐府是一致的。

这样，在当时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W
理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寄唐生》、《伤唐衢》、《读张籍古乐府》等诗文中，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序》、《乐府古题序》等诗序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

所谓“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明确提出了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

所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强调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所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伤唐衢》），“讽兴当时之事”（《乐府古题序》），反对“嘲风雪、弄花草”(《与元九书》)，是主张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

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则是要求诗歌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内容服务，表达直切顺畅，让人容易接受。

这些诗歌理论，一反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发扬了《诗经》、汉魏乐府和杜甫以来的优良的诗歌传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主要在白居易《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中：
（1）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要写时事，要有现实意义，写作目的是向朝廷敬献：“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
（2）追求浅切、明白的语言，使老妪能解。

重内容轻形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来之者传信也，其体质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
（3）写作方式。

写作新乐府，即事名篇，首章标其题，卒章显其志。

新乐府诗的瑕疵：
①由于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有的作品流于抽象说教：
②由于强调通俗，有些作品直白浅露，缺少美感和韵味。

创作：新乐府运动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上述理论主张。

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乐府诗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时期极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各个方面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

如
（1）白居易的《杜陵叟》、《卖炭翁》，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等，都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为他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的；
（2）白居易的《缭绫》、《红线毯》、《重赋》、《轻肥》等，是直接刺责统治阶级的骄奢淫佚,并从中反映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
（3）白居易的《宿紫阁山北村》、张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权阶层恶势力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的；
（4）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张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辽水》等，是反映边地士兵之苦和反对穷兵黩武的；
（5）白居易的《盐商妇》、元稹的《估客乐》、张籍的《贾客乐》等，是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富裕商人和穷苦农民之间的矛盾的；
（6）白居易的《上阳人》、《井底引银瓶》，张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妇》等，是同情妇女们不幸遭遇的。

诸如此类的作品，大都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倾向性。

在艺术上，尽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风格互有差异，又大都体现出平易通俗，直切明畅的共同特色。

它们展示了新乐府运动的实绩。

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既要针砭现实、指斥时弊，自然就不能不触犯许多权势者。

白居易说，他的诗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与元九书》)，可见斗争是很激烈的。

元和十年，白居易横遭毁谤，远谪江州，以他为主要倡导者的新乐府运动也因此受到挫折。

事实上，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现实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乐府运动已无法
再继续下去。

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却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唐皮日休作《正乐府》10篇，聂夷中也多写反映现实的乐府诗，就是对新乐府运动传统的直接继承。

三、元稹
1、生平简介（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

河南洛阳人。

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

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

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

就在那里，传说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

这是不切实地沿袭旧说，在未加严密考证的情况下以讹传讹。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然而这是不严正公允的。

后来元稹与韦从的爱情，也是真挚的，这从韦离世后，他所做的《遣悲怀》《离思》中均可看出。

元稹一生坚持“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政治理想，这与白居易的有所不同，也就造成两人后期政治生涯的差异，从政初期便是以刚直闻名的。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

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
几年之后，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

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

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

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

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

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

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

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

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

”（《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

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

2、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