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

社会空间和社会变迁：转型期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

2013年12月31日10:20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作者：钟晓华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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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空间重构成为转型期城市社会变迁的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特别是作为战略竞争资源的作用日益显现，空间一方面为权力、利益、理念等要素提供发生场所，另一方面也遮蔽和固化了城市扩张、人口流动、产业结构调整等现象背后的社会分层、权力冲突、利益争夺等深层制度化的社会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城市资本化增长、地方政府干预、全球城市发展与日常生活实践等热门城市研究议题的社会空间解读；在此基础上，从制度转型、经济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等三方面探讨了社会空间理论中国化应用的可能性；最后评述了社会空间理论对于转型城市研究的意义与局限。

关键词：社会空间；社会变迁；转型城市；“社会一空间”转向

20世纪，转型期的城市研究也不乏空间视角，但多集中于规划学、建筑学及地理学领域，空间被简单等同于土地、建筑、景观等概念。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空间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特别是其作为战略竞争资源的作用日益显现，空间一方面为社会变迁提供发生场所，另一方面也遮蔽和固化了变迁过程中社会分层、权力冲突、利益争夺等社会问题。城市空间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居住的一种场所，更是“城市中各种力量的成长、组合和嬗变”①的载体。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结构变迁相伴而生，因此研究城市空间重构是理解城市转型的路径之一。从社会空间视角阐释处于社会变迁过程的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经验，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社会空间”理论为研究、理解和反思城市社会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城市也为“社会空间”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场”或“诊断所”②。

一、社会空间视角下西方转型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

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社会理论的历史被认为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③。直至20世纪中叶，社会学科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转向”④。芝加哥学派城市生态学将“空间区位布局简化为社会世界复杂度”的城市生态学，区位、位置、流动性等概念被用来测量、描述和最终解释社会分层现象。到60、70年代，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重新引入社会再生产、资本循环等概念，将空间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及力量，城市再生产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了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⑤后现代地理学家索贾(Edward Soja)继而将社会空间的意涵进一步深化，提出“空间性”(spatiality)概念，使之成为与“历史性”、“社会性”并置的社会分析维度。⑥继一系列空间的价值维度和理论范式维度方面的学术努力之后，马克·戈特迪纳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 perspective)⑦。他从以上理论中汲取精华，又避免了传统空间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两者的简化论特征，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因素以一种整合的观点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空间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虚空概念，也不是先验的、固定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如历史性一般具有批判的、唯物主义特性的分析维度，是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反作用于社会过程的积极因素。社会空间理论作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补充，在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转型社会的研究中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视角。

随着分权化、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转型的深入，城市空间重构成了社会变迁中最为显著和重要的变化之一。城市空间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实践场所，被视为现代化文明的标志和象征，也是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的表达场所。从社会空间视角理解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关系重构、公共权力转型及城市文化再造等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⑧下文从资本、权力、文化等方面归纳了西方学术界在社会空间视角导向下的几个城市研究经典议题。

1.城市增长中的“空间修复”与“空间分工”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延续了列斐伏尔的“资本循环”⑨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资本累积过程中的种种困难。面对过剩的资本与劳动力，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城市建设等空间生产项目将资本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以某种物理形式固定在国土之中，资本累积的时间障碍故而转化为空间障碍。哈维提出“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概念来概括这种空间逻辑，即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创造适合自己的地理场所，用空间的使用价值加快资本累积，如资本投资建设出适合于原材料和商品运输的城市或区域交通网络。⑩

除了资本循环，社会空间视角也被用于产业变迁的研究中，多琳·马西就对“劳动的空间分工”做了解释：工人利用空间聚集而形成团结的力量；资本利用空间流动性避开这种团结，作为削弱工人的抵制的策略。(11)这个问题将城市空间从资本再生产的工具深化为社会关系变化的投射。与此同时，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联也成了随着“结构化理论”回归的问题，生产的国际化和空间分工重组、阶级和非阶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交通通信和微电子技术的深刻革命以及国家对分散人群的监控能力的提高，这些变化使得城市空间结构逐渐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12)

2.地方政府干预下的空间“集体消费”与新自由主义

空间重构不仅体现了资本再生产的逻辑，也与权力结构有着本质性关联。随着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日益突出，空间重构成了多元利益争夺及协商的结果，城市政府在空间建构中的角色定位与干预行为便成了一个重要议题。如卡斯特尔(M. Castells)把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后者所指代的与城市空间密切相关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如交通、医疗、住房、休闲设施等)成了他最主要的关注领域。(13)空间作为集体消费品成为基本经济过程的产物，由于其投资耗资大回报慢，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投入，因此城市政府开始发挥干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直接投资等方式携手资本进行此类城市空间的生产。政府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和介入集体消费过程，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空间的变化。随着政府干预的深入，城市空间生产问题便与权力问题发生了勾连。同时，那些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规划政策等于预行为也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问题。

另一个关于政府干预下的城市发展的议题是空间的“新自由主义化”(14)，在信仰市场、增长至上、鼓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下，城市空间作为稀缺资源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和效应被诱惑到商业主义的风尚潮流之中，最终城市空间的重构结果加速了资本、就业和公共投资的流动性，并固化了落后的福利改革和劳动力市场两极化。

3.全球城市的“流动空间”与“空间异化”

除了对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的关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把“全球化空间”、“世界城市”等概念推至前沿。全球化使时空不断被压缩，卡斯特尔将全球化中的城市社会形态解读为“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产生了新的空间逻辑，即“流动空间”，如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