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嘉兴段

1. 运河的开凿和变迁

运河嘉兴段的最初开凿,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春秋晚期。《越绝书-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百尺渎,又名百尺浦,这条古运河是从苏州向南,通过吴江、平望、嘉兴、崇德,南下直达钱塘江边。据考证开凿于越王允常与吴王阖闾在位期间或更早时期。公元前496年和公元前494年吴越之间进行的两次檇李之战,都是利用了两国之间这条已有的水道。百尺渎所经过的崇德,也就是今桐乡市崇福镇。由此可见至少在距今2500年前的吴越争霸时期,今嘉兴境内已经出现了沟通太湖流域与钱江流域的人工渠道。因此,百尺渎可视为运河嘉兴段的前身。

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越王勾践开挖越水道(今崇长港),又名漕运河,亦名长安塘河。

运河嘉兴段的形制走向的大致确定,是在秦始皇在位时期。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加强对东南地区政治、经济的控制,于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前后开凿了一系列的人工运河,其中就包括陵水道 。秦始皇在今嘉兴和杭州之间修筑的陵水道,是开河筑堤形成的水陆并行的通道,后世称为“塘河”。陵水道原在杭州市萧山区凤凰山南麓,与钱塘江相通。经临平诸山南麓到长安后,向东经盐官镇再东去胭脂到现海宁市袁花、黄湾之间,而后在海盐县澉浦入海;向北经石门、崇福到嘉兴。陵水道的开凿奠定了之后两千多年江南运河在嘉兴境内的大致走向,因此可视为运河嘉兴段形制走向确定的早期雏形。

在陵水道开凿之后一百多年,西汉武帝为了便于征调闽越贡赋,于太湖东缘的沼泽地带开挖了苏嘉之间长百余里的河道。至此江南运河已初具轮廓,运河嘉兴一段从此成为了江南运河的组成部分。

隋朝是我国运河开凿的一个崭新时期,以洛阳为枢纽,纵贯南北、全长2700余公里的“人”字形南北大运河全线贯通。隋大业六年(610),大运河从沙渚塘口到长安镇,通过长安三闸,连接陵水道到杭州黄家堰一段,成为大运河的南段 。当时的运河走向,由京口(今镇江)经苏州、平望入嘉兴,折至桐乡崇德经海宁长安到余杭临平镇,然后走上塘河抵杭州。隋代的江南运河宽10丈,可行龙舟 。

江南运河开通以来,经过唐、五代、两宋的开发,形成了一个以嘉兴为中心的运河水网体系。包括杭州塘在内的八条主要河流从嘉兴运河环城段以及南湖向四周辐射,分别通向杭州、苏州、松江、海宁、海盐、桐乡、嘉善、平湖。各主要河流间“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横塘纵浦间又有无数条河流港汊相连接,形成蛛网状的以运河为骨干的水系,沟通嘉兴广大的城镇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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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纪后期,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定都大都(今北京)。为解决大都粮食储备不足,元政府调整大运河线路以保证漕运。1293年,自北京至杭州呈“一”字形、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全线贯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自隋代开凿江南运河以来嘉兴段河床走向经海宁长安走上塘河到杭州基本稳定不变,到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起义军张士诚发动军民开挖从塘栖至杭州的新河,新河开成后,使江南运河南端改道,不再经长安闸和上塘河,经崇福折西过大麻后入余杭界从塘栖王林港北关河到杭州,形成了由桐乡崇德经余杭塘栖至杭州的走向。而这一走向也基本保留至今。

到明代嘉靖年间,倭寇数次侵崇福。当时京官吕希周休假在镇,就与官民一起筑城御倭。筑城时,将穿镇而过的直道运河改为绕城迤逶的弯道运河,即自西南向北,由今大通新桥东流至南三里桥转弯处折北过东,再绕道至小南门之司马高桥,向北过青阳桥,经迎恩桥过北塘出境。至今民间仍留传着“崇福吕希周,直塘改弯兜”的民谣。

在清代和民国部分版本的地图中,将从平望至乌镇澜溪塘,经白马塘到石门的河道也标示为运河,但暂时未查到相关确切文献记载,当地水利专家称该河道旧时被叫做漕运河。从地图上分析,这一线路是从石门到平望的一条捷径,从杭州运往北方的物资主要应该从这一线路运输,这与清代帝王南巡所走的京杭大运河线路不同。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于航运需求的考虑,桐乡地方政府组织人力,将崇福境内蜿蜒曲折的大运河河道裁湾取直,原本曲折的航线被直线航道替代(这就是崇福镇志中记载的“三湾取直”工程)。崇福境内恢复了明代改造之前的运河河道,这样明代的“三弯运河”又成了运河古道。但这一工程并未影响京杭大运河桐乡段的基本走向,因此这条基本完成于元末,又经明清两代多次修浚的河道一直被沿用至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九五期间,交通部门进行航道改造时将平望至乌镇澜溪塘,经练市、到含山塘,过新市,穿韶村漾到塘栖的这段河道,标识为京杭大运河;而在嘉兴市区,由于环城河西段运输功能的丧失,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也将环城河东段作为运河。

2. 运河的开发与治理

大运河水利与交通网络的形成为嘉兴的经济文化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明清时期,嘉兴得益于运河交通水利网成为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号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现在京杭大运河嘉兴段仍是重要的水上运输干道,为嘉兴的经济

、文化发展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运河的开发和治理最早追溯到三国时,东吴分
据江南,东晋大批北方人避乱南徙,推动了江南运河流域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江南运河开通后,成为浙北干河,大水常从运河行洪。隋唐时塘浦体系尚未形成,天目苕溪来水水势峻急,人称“悬河”,故沿河多闸堰,节制洪水,后代设施虽废,沿线的地名,如“石门”、“陡门”,仍留下历史上的痕迹。上塘河南岸属沿海高区。历史上,曾出现小范围的梯形式建筑闸、坝蓄水与泄洪。如今许村镇袁家坝等地还留有旧址。唐开元年间(713～741)上塘河流域进行了统一整治,在北岸先后建起了一批堰、坝、笕、闸。在洪涝时开闸向下河(运河水系)泄洪,平时闭闸提高水位以蓄水灌溉与交通航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用“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坐有湖山趣,行无风浪忧”的诗句形容江南河航道的畅通舒适 。此后,上塘河成为独立水系。

由于从杭州到嘉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钱塘江通上塘河的进水口浅涸,进入上塘河的水量较少,吴越钱镠时运河的水源主要取决于杭州西湖,湖水不足,则引钱塘江潮水补给,到宋时,钱塘江水已不再进入上塘河,使上塘河水源全赖集武林诸山之水的西湖 。对西湖的疏浚,并使其保有充足的水量,这对保证江南运河南段的水源是十分重要的。唐宋时期,江南运河由苏州、嘉兴西南来,直达杭州城内,兼通钱塘江,各朝各代以此运河为生命线,为保持这条运道的畅通,作了很大努力。因此,李泌、白居易、钱镠、苏轼等人先后疏浚西湖,引湖水入运河,保证运河的畅通。

唐宋后上游来水四引,水流平缓,但为调节水位便于运输和排引,运河上仍设有闸门,以时启闭,通过船只和引水排水。主要的有嘉兴杉青闸 ,海宁长安闸等,均设官管理。唐贞观八年(634),设义亭埭(即长安坝闸)。

唐代大规模围垦浅沼洼地,屯垦造田,经过整治水道、浚治塘浦、疏排水潦、修筑圩岸,形成了河渠纵横、圩田棋布的塘浦圩田体系 。其时,嘉兴水系以吴凇江为纲,旁及诸多港浦,排水出路基本通畅。通江达海的重要港浦均有堰闸控制“贼水不入,久无患害”,农业兴旺,“岁多丰稔”。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筑嘉兴运河塘。其石塘自杉青闸向北至闻川(今王江泾),长27里;土塘自西水驿向西至语儿(今桐乡崇福镇一带),长90里。同时,于太湖东沿“堤松江为路”,沟通苏州、松陵(今江苏吴江市)、平望间之陆路驿道,以便漕运牵挽,通称“吴江塘路”。

入宋以后,水势逐渐变化。由于自然条件的变迁和影响,吴凇江淤滞,东南海港浦渐见塞,致使嘉境之水迂回绕道,水流缓慢,积潦不得迅

速宣泄入海,南宋水性继续恶化,因盲目围垦,使水系紊乱,水面日蹙,旱时缺水灌溉,雨时积涝成灾。北宋建隆年间(960~962),长安
设堰闸指挥,负责堰坝、闸门的管理和启闭。熙宁元年(1068),长安闸改建成长安三闸(复式船闸),并保存原有的长安拔船坝。神宗下诏,于长安过船坝设专管官吏。熙宁元年(1068)十月,诏“杭之长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监护使臣屏以'管干河塘'系衔,同所属令佐巡视修固,以时闭启。” 设专职官员巡视、修固、启闭。绍圣年间(1094~1097),重修长安三闸,鲍提刑累木为之,重置闸门。宋元符三年(1100)二月,诏苏、湖、秀州凡开治运河、港浦、沟渎,修垒堤岸,开置斗门、水堰等,俱役开江兵卒。南宋淳熙二年(1175),疏浚长安闸至许村河道。绍熙二年(1191),张提举重修长安三闸,闸旁设监闸厅及闸兵。嘉泰二年(1202)六月壬午,浚浙西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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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治水着重疏浚吴凇江、淀山湖及由淀山湖通入吴凇江的诸大浦及圩田沿理。但吴凇江屡浚屡淤,圩堤整治虽略有成效,而出水道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元至正二年(1342),知州张先祖修长安三闸,以柏木为之,置锐环,旱则闭、水则开。至正七年(1347),松江人韩日升、李尅复在长安镇旧堰之西置长安新堰。

明代,吴凇江淤滞益加严重,嘉兴水路一遇大涝,积水难排,涝渍严重,明永乐二年(1404),户部尚书夏原吉奉命治水,疏通旧河港。九年修长洲(今苏州)至嘉兴石土塘,桥路70余里,泄水洞131处。永乐中,通政赵居仁浚河渠。又自崇德北抵吴江,植榆固堤。明永乐三年(1405),左通政赵居仁督民修筑运河塘岸,自崇德北经嘉兴抵吴江,种植榆树、柳树护堤,总12乡29区,计750围。宣德五年(1430),尚书周忱巡抚江南,檄筑塘岸通漕运。明天顺元年(1457)正月,杭州知府胡濬治海宁县运河兼修坝闸。成化二年(1466),何参政宜分守浙西,大兴水利。何发策询诸生备开宜事,行府、县委官疏浚河泾,修筑圩岸。成化十六年(1480),桐乡西官塘西北距皂林镇9里,筑以砖石。弘治七年(1494),浙江参政周季麟易土为石,修嘉兴旧塘30里。嘉靖二十六年(1547),知府赵瀛治运河,并筑塘。万历二十三年(1595),水利佥事薛梦雷檄县令李培起陡门至王江泾界集附近居民疏浚。明万历四十年(1612),嘉兴知府吴国仁以府境运河塘土石各半,岁久倾圮,具文申请尽筑石塘,获允。七月开工,十月告竣。筑成秀水北塘1488.5丈、西塘215.4丈、泄水洞5座,崇德塘312.2丈,三县共筑石塘3207.7丈。崇祯六年(1633),嘉兴知府李化民、秀水知县王养正筑三塔

寺至分乡铺石塘15里。

清代为改善太湖水利面貌,曾数度整治,但终因缺乏全面规划和统一行动,只能收一时一方之利,水性大势依然如故。清末至建国前,水利失治,大部堤
防残损,河港淤塞,涵闸失修,圩系失统,水网紊乱,以致低田患水,高田患旱,旱涝交错,灾害频仍。

清康熙十二年(1673)水溢塘圮,秀水知县躬督修筑帮岸堤岸。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令廷采奉檄浚运河,自圣堂庙至玉溪镇,计6480丈。秀水西丽桥85丈,北丽桥95丈,端平桥85丈。浚深5尺,广皆5丈有余。康熙六十年(1721)春,嘉兴知府吴永芳加石培土,修运河南塘,又北塘自城外至王江泾30里,于旧塘外间段增筑石塘。雍正、乾隆直至光绪年间,均曾数度修筑运河塘堤岸。

民国35～36年(1946~1947),运河水利工程处修嘉属运河,计培修运河塘30.11公里,填土1.65万立方米,重砌三塔塘条石护坡1公里,但多数河堤仍年久失修。

新中国建立之后,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开展群众性治水运动,平原低洼着重拓浚河道,增修圩堤,改造旧河网,高亢地区则以疏浚河道为重点,开辟新河道、发展机械排灌,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江南运河嘉兴段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文章编号]1006-7619(2010)09-07-810

[作者简介] 傅峥嵘(1976-6),男,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现工作单位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无行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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