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杭州人

大运河与杭州人

作者：戚永晔

来源：《文化交流》2016年第09期

2016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两周年、西湖申遗成功五周年，杭州成为拥有“双世遗”的城市。作为一条哺育杭州成长的“母亲河”，大运河申遗成功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份厚重的底蕴，也让很多杭州人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和追求。

杭州城的兴起，与大运河的贯通休戚相关。如果没有大运河，就没有杭州的今天。这座城市成为大都会的基础，在隋代大运河开凿时，就已经具备。南宋定都临安即今杭州，南宋王朝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繁荣，系于大运河“漕运”一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正是因为与北京有京杭大运河相连接，杭州一直保持着江南名城的地位。

崔巍：在“遇见大运河”后升华的艺术

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浙江省舞协主席崔巍是北方人，但她却在杭州工作了30多年。“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多多少少，会把这里的气质带到自己的作品中。”这是她的原话。这些年来，崔巍创作的作品，包括《雷峰夕照》《西湖女神》等，都有强烈的杭州地域特色。

6年前，因为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机缘，崔巍接触到了这个题材，“越接近她，就愈发觉得千年的运河不是一部戏就能完整呈现的。运河虽然不像长江那样汹涌澎湃，但生生不息的运河水蕴含着一种无穷的力量。我认为《遇见大运河》不仅是一部舞台艺术作品，更应该扩展为一次文化遗产传播行动”。

“在创作的生命中我遇到了大运河，冥冥之中我感到她赋予了我这样一份使命。”崔巍说。受到内心的强烈驱使，她为期三年的创作过程就此展开。

崔巍回忆，《遇见大运河》是她创作以来最艰难的一部作品。原因很简单，这个题材很难做，主题大、牵涉的内容又着实太多，一部60集的电视剧都未必能表达出这千年历史，更何况一出通常只有90分钟的舞剧了。三年间，崔巍坦言自己打过退堂鼓，揣摩构思良久依然迟迟无从下手，历史与现实究竟如何相融。经过多次实地走访和采风后，她脑海里逐渐形成了男女主角的样貌——一位关心大运河并为之进行艺术创作的年轻艺术家。这一人物形象与苦心创作的崔巍本人有着多重相似，女主角最终选定为一滴水，人与水相知相恋；而在戏外，观众也因着男女主角的相爱，而情不自禁地爱上大运河。最终《遇见大运河》的呈现，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沉重的历史陈述，而是从现在的“我们”的视角出发，讲述运河与我们“相遇”的故事。

三年的创作，无数次的采风、开会，9个月的艰苦排练，一遍又一遍修改、调整。就连这部剧的名字《遇见大运河》也是在首演前的一个早晨，崔巍灵感乍现修改的。或许正是这个

“遇见”，让这部原名为《中国大运河》的舞剧走向了更宽更远的航道，也向着绵延万里的巡演之路而去。

随着大运河申遗的成功，《遇见大运河》也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全国巡演。接着要到世界各地去演出。“虽然我们的《遇见大运河》跟申遗没有直接关联，但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深厚感情，那一个瞬间我很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崔巍回忆。

“杭歌”为这部剧举行过一场新闻发布会，有两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两瓶水，一瓶采自运河北端的通州段，一瓶采自运河南端的杭州段，被倒入同一个容器，融合在一起。“这个动作就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文化的贯通、一个历史的贯通。千年前的大运河，我们今天要给它新的生命。”在一块丝绸长卷上，当时的杭州市长在上面盖上由西泠印社制作的印章，留下了杭州的印迹。按计划，这部戏巡演运河沿岸的27座城市，每座城市都将在这幅长卷上留下印迹。“我想做的不仅是一个舞剧，更是一个文化事件。”崔巍说，“我们要动员全中国人来保护大运河。戏只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我们用戏来搭台，来唱保护运河的戏。”

吴理人：画出眼里的运河，也就是画出心中的杭州

“运河与杭州西湖不一样，西湖是美女，历代历朝都有文人雅士捧着她向她献殷勤，而运河是杭州的母亲河，她默默无闻地成就杭州这座天堂城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其千年历史文化的真正创造者主要是常年生活在底层、靠运河谋生的劳动人民……”这是对吴理人的采访过程中，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话。

早年，吴理人生活在运河边老墙门里，熟悉运河人家的风土人情。想到要以书画形式展示运河风貌、追寻运河遗存，源于他多年的运河畔生活阅历。

他画过小河人家的生活状态——本来一层普普通通的平房，因家中人口增多，只好从屋内向上搭建一个阁楼，每晚爬竹梯子钻进去睡觉。河上常有人划着小木船推销瓢儿菜、芹菜、莴苣和荸荠，居民沿河搭灶头方便烧菜煮饭。

他喜欢运河边的说唱艺术——道情渔鼓：最早接触到这门艺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有个拿着渔鼓挨家挨户说唱的老头，精干巴瘦，戴着一副圆眼镜，留着一撮山羊胡，身穿打着补丁的黑色道袍，腰上挂一个酒葫芦，唱到高兴时喝一口酒，手上的渔鼓被他弹得更加响，‘砰砰砰’地发出有节奏的声音。这时，他已经弯得像虾儿一样的身子开始舞动起来，嘶哑的喉咙发出低沉的声调。”这样的一幕，如今就被吴理人用笔墨再现在他的画作中。

他还喜欢运河边的美食，并一一将之记录下来。比如卖鱼桥、大关一带运河边的“门板儿饭”：晌午时分，码头工人、船夫、踏儿哥或挑担等卖苦力的人，来到运河边的沿街小饭店门前，以门板、条凳当做桌椅，门板上放满刚刚出锅的菜肴。“吃饭用的是蓝边大海碗，吃饭时可不能先动筷子，必须先大口吞掉山一样的饭尖儿，这样饭粒不会散落……”细节虽小，却反映了运河畔劳动人民的艰辛。

结束采访时，吴理人送了我一部他绘制的《运河南端市井荟》，翻开这部作品，运河畔的老码头、老腔调、老民谣、老习俗、老风情、老味道、老手艺、老行当等八个门类市井百态扑面而来，鲜活而温暖，每一幅画面均质朴生动、意蕴丰厚。

司文阁：陶窑中的运河

采访中国美术学院美术中心主任司文阁是在他那间很特别的工作室里。窗外是大运河不时卷起的半尺浪，来来往往的船只在开阔的视野下几乎触手可及，更特别的是，工作室地上，铺着透明的厚玻璃，一根根方形的硕长钢架在玻璃之下、地面之上横亘着。

司文阁说，原来这里是船坞，这些长钢架是修船时用来架船的，就像修汽车的车桥。它们现在是文物了。

这里过去叫石祥船坞。杭州市运河综保委用国际化的思路，参照德国鲁尔工业区模式，进行工业遗产改建，保留原有的厂房，倡导城市美学和建筑美学，以浙江第一个现代陶艺品牌—“浙窑”的创作、研发、制造为主体，打造成有关联度的智慧型创意产业园。

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浙窑陶艺公园”，占地20多亩，与石祥公园紧挨着。这里聚集了一批浙江乃至全国有名的陶艺家和创意工作者。司文阁的助手告诉我，今年有好几位国际知名的陶艺家加盟创意园。

早在2000年，中国美术学院美术中心、浙窑总策划司文阁就在思考挖掘本土文化、发展创意产业方面的问题。从事城市公共艺术与建筑设计近20年，精通收藏的他，在当时就深刻体会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他看来，发展智慧型经济将为中国带来新的春天，而城市公共艺术与建筑艺术是人类文明与人居发展中永恒的课题。他开始着眼于本土文化创意产业的探索。

经过将近8年的探索和实践，司文阁坚定地选择了日用陶艺。2008年9月，由他担任总策划的浙窑国际陶艺创意园——浙窑陶艺公园正式在京杭大运河畔悄然登场。

司文阁有个不大不小的梦想，要从自己开始，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更多地挖掘和传播本土文化，并担当起本土现代陶艺的创造者。让浙江的陶器在传承中焕发活力，回归浙江陶艺的辉煌。

世界申遗考察专家莉玛·胡贾：因运河与杭州结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委派的印度籍专家莉玛·胡贾从未来过中国，但因为大运河，她与中国结下了情缘。

时间倒回至2013年9月23日，在京杭大运河浙江段的标志性景观拱宸桥上，一位满头银发、身穿白衬衣的印度女士时而边走边看，时而微笑着站定，向陪同人员询问。这位正在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