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绘画

明清绘画

鸦片战争前的明清时期（1368年～1840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虽然趋于保守，但绘画领域却出现许多富有特色的流派与个性强烈的画家，各领风骚，树帜画坛。

明初崇尚宋代画风的画家遍于宫廷、民间，明代中期文人画重新复兴于苏州，后期士大夫文人画更是向独抒性灵发展，以画为乐、以画为寄。明清变革，并没有割裂绘画的传统，清代仍然画派林立，摹古、创新各行其道；文人画、西洋画也对宫廷绘画产生了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还以画为生、以画泄愤，金石书法的刚健之风也溶入了绘画。民间绘画更加世俗化、商品化；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后辉煌，清代绘画已呈现也发生奇变的倾向，为近代中国绘画的改革作好了准备。

明初“华山派”与宫廷绘画

明太祖朱元璋长于武功，拙于文治，他当政时期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摧残艺文，画坛一派萧条景象。而采药于北方的医生兼业余画家王履（1332年～？）则幸免于难。他工山水，不拘守前人成法，主张深入自然，师法造化，从真山水中吸取创作素材。

有《华山图册》存世，绘陕西华山小景40幅，题诗跋文，抒写欣赏自然风光的感受。山体作小斧劈皴，奇峭伟岸，林木杂生，云烟流布；笔墨苍劲，变化灵活，气韵生动。后人称他取法自然山水的画风为“华山派”。

明成祖朱棣虽也实行文化专制，但手法与乃父不同，而是将文人、画士延揽入宫，为其服务。王绂、谢缙等人就是被荐举的画家。洪熙、宣德以至成化、弘治皇帝当政时期，宫廷画家也一度兴旺，如边景昭、林良、吕纪等人，较为著名。他们的作品以兼工带写见长，设色富丽，题材吉祥，如象征长寿之松、鹤，象征兴旺之兰、竹，象征富贵之锦鸡，象征幸福之喜鹊等，一派升平气象。吕纪的花鸟画还含有规劝皇帝实行善政的意思，如《三思图》，画三只相思鸟，以表示凡事三思而行；《残荷鹰鹭图》，画一只雄鹰正转身下扑，荷塘中白鹭和小鸟都晾慌逃避，不知所措，借以告诫皇帝不要滥用武功。绘画在开明的政治气候下，显然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戴进与“浙派”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戴进（1377年～1462年）是明初功力精深的大画家，他曾在宣德年间被荐入宫，后遭忌返回家乡，卖画为生。逝后葬于西湖附近洪春桥畔。

戴进技艺全面，人物、山水、花卉皆擅长，面貌也有多种变化。山水取法宋人苍劲一派，又溶以元人水墨法传统，山石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较重，粗犷有力，气势流沛。人物工意结合，面部描写较细，神态生动，衣纹线条则粗放顿挫，劲练洒脱，风貌独具。花鸟既能工笔设色，又能水墨写意。

戴进的直接继承者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弟子方钺、夏芷等，均为浙江人，故他的传派世称“浙派”。受戴进影响，江夏人吴伟笔墨更为纵放，被称作“江夏派”

在“浙派”的影响下，成化、弘治时期宫廷内外的画风多倾向于粗笔水墨，以挺拔豪放取胜，风行百余年，直至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崛起而告衰落。

“吴门画派”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苏州（俗称吴门）涌现出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最为著名，人称“吴门画派”。他们的作品大多表现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

“吴门画派”的四大家各有千秋，其创始人沈周功力深厚，不慕功名，最富文人气质。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书法雄厚浑朴，兼工山水、花鸟、人物，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年笔墨简放粗豪，气势雄强。所作率意纵逸，寓有野逸之趣，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先锋。

沈周的弟子文徵明，曾为利禄所驱，举荐入京为翰林待诏，后不得意，辞官归里，书画终老。他的书画技艺也很全面，文雅典丽，笔墨蕴藉含蓄，风骨秀逸。文徵明长寿而勤奋，传世作品甚多，子侄、弟子流风不绝，至清初不衰，故而他成为“吴门画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文徵明的好友唐寅，颖悟异常，所表时应试，中应天府（今南京）解元，后入京会试，因舞弊案牵连下狱，罢为吏。他一气之下绝意仕进，放情声色，诗文书画为生。

唐寅的作品以工细为主，又兼有文人画的笔墨，富有诗一般的意境；书法秀逸遒劲，风格洒脱，雅俗共赏，深受欢迎。他也是一位人物、山水、花鸟兼工的画家，并因生活跌宕多趣，风流不羁，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江南才子。

文、唐的画友仇英，出身工匠，但勤奋好学，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所绘人物、山水，精工具体，设色清丽，构图繁密，意境深邃，文雅而严谨，匠心独运，为他人所不及。故而他赢得画坛的尊重，成为“吴门画派”四家之一。

“吴门画派”是一个既有文人画家，又有职业画家、画工的群体，它的出现，既振兴了文人画，又规范了“浙派”末流技法粗陋之习，推动了明代绘画深入发展。

“青藤白阳”与写意花鸟

在“吴门画派”兴复文人画的风潮影响下，随着思想界强调发挥主观能动的“心学”兴起，明代中期的绘画变得更有生气，在技法上也有许多突破，表现于花鸟画创作上，水墨写意的大家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号白阳山人的陈淳（1483年—1544年），及号青藤的徐渭，世称“青藤白阳”。

陈淳的花鸟画师法沈周，用笔随意，自由纵横，淡墨疏笔，生趣横溢，是位以拙胜巧的高手。他的水墨花卉常常是一花数叶，疏淡欹斜，比沈周的作品更为活泼。

徐渭较陈淳更为放纵，以泼墨大写意花鸟画见长，不求形似求生韵，笔势激动，气度轩昂，如感情之渲泄，澎湃汹涌。这与他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大有关联，才情在仕途上受阻，却在诗文书画上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如《牡丹焦石图》，几无线条，全用泼墨泼水而成，却墨分五色，浓淡有致，形态生动；狂放之气，足以骄人。

徐渭的人物画也很精彩，寥寥数笔，即见精神，有《驴背吟诗图》等。

董其昌与“南北宗论”

时代后期的画坛中心人物是董其昌（1555年～1636年）。他诞生于经济发达的松江，官至礼部尚书，是继元代赵孟頫之后的又一位大官僚兼文人书画家。

他长于山水画，提倡“元四家”，轻视“吴门画派”，极力鼓吹纯“文人画”。所作注重笔墨技巧，书画同体，讲求气韵，慕求风神，带有主观抒意，追求似与不似。董其昌善于将古人的结构、技法特点加以归纳，使画面的疏密、浓淡、开合、虚实更不规律，富有清润温雅、平和怡然的趣味，稚拙、简淡中带有宁静、自然的文人之思。

董其昌在美术理论上多所建树，他提出直抒已意、仿古人而变古人；讲求神似，以拙胜巧；画家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来加强学养；并以禅宗南北之分来总结画史，认为从唐朝开始，以王维的水墨渲淡一派为南宋，以李思训工笔重彩一派为北宋，前者注重抒情，有文人气；后者注重写实，有工匠气；他崇南贬北。此论一出，影响很大，文人画的南宗成为画坛正宗，以致海外称“文人画”为“南画”，以此为中国画的代表。

董其昌的实践与理论得到松江地区画家陈继儒、莫是龙等人的支持，弟子满门，流风不绝，人称“松江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