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当下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摘要]我们强调复兴传统、宣扬国学，实际上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强调传统文化和国学来说明中国文化是特殊的、中国历史是特殊的，所以西方人一切故事不适合中国。

2014年11月8日上午，大梅沙论坛之分论坛九在深圳举行。会议邀请《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笔名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高全喜等多位专家学者共济一堂，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许纪霖主持。

会议主持人提出问题“儒家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业吗？”姚中秋作为第一位发言嘉宾回答说，儒家不仅有能力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而且是全面解决方案的唯一提供者。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文化悲情已无存在必要，儒家不能回避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对此，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表示认同，他说，历史经验要求儒家须处理好与世俗权力的关系，而传统的儒家国家观实乃伦理关系，当下的复兴国学也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11月7日，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在深圳大梅沙京基喜来登酒店开幕。论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邀请300多位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及智库专家进行对话。论坛共设置十个平行论坛分别就法治建设、反腐、特区创新、互联网创新、金融创新、混合所有制发展、科技创新等重大议题展开讨论。

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创立并主办，以深圳大梅沙作为永久会址。腾讯思享会现场特约报道。以下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发言实录：

儒家须处理好与世俗权力的关系

儒家跟世俗权力的关系，有一段老生常谈。为什么“五四”之后反孔，因为康有为也感到中国的价值危机，他提出要建立儒教，梁启超就反对，觉得你现在提出儒教已经不合适了，但康有为觉得还是得建儒教，他用的人就是陈焕章，这个人是每个军阀上台他都表示支持。也许今天许章润打了秋风，因为你当官我认为你是对的，等到明天秋风反过来打了许章润，我也支持。这就是作为孔教会，没有处理好儒家和世俗权力的关系，结果使儒家在中国的威望迅速降低。所以真正想要儒家担当起某种责任，首先和世俗权力的关系要处理好，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

儒家的国家观实质是伦理关系

说到权力的来源，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都讲究皇权，中国是皇帝我打下了天下我就代天，没有一个类似于儒教的教主给你加冕，不管怎么样我的权力来源于天，我代表天子。西方由教皇授意很有这个意思。但是近代有契约论来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解了这些，实际上了解得很肤浅，把议会当成中国古代的三代皇帝了解民情通上下来理解，没有意识到议会根本的核心是限制国王的权力。后来更多人意识到议会的作用是限制皇上的权力，既然皇上代表天，所以总要限制他。这就和儒家是不一样的，儒家的国家观都是三纲五常，等于人都是伦理关系，你是一个国家的臣民你无法摆脱他，你必须得服从、热爱他，你就是皇上统治下的臣民。谭嗣同说得很明白，他说原始社会谁也不能统治谁，这个社会就没法存在，必须有个统治者是人民举之，民择君也能废君。

古代中国人没有权利观念

严复也说，中国人没有权利观念，公私不分，国家就有一切权力，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奴隶，而且还是斯巴达式的奴隶，不是雅典式的奴隶。严复还说，中国所谓的王朝根本就不是国家，就是一家，唐就是姓李的，宋就是姓赵的。所以“五四”说什么中国人是奴隶，其实都来源于这儿。

“五四”反思儒学深度未超过戊戌

还有梁启超也介绍了权利观念，他说中国人就没有权利观念，没有权利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是奴隶。由于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只有皇上一个人是

人，所以他用的词有点文学性的夸张，说中国人碰到权力者就是像妓女见到嫖客一样，这比鲁迅说得过分得多。我不是说他说得对，而是说“五四”在深度、广度都没有超过戊戌和辛亥。

仁政学说应付不了现代社会

梁启超还说，仁政是中国古代很好的学说，能够对现代有某种用处，但是他说必须要区分这和现代的政治观念是不同的。仁政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权力的来源还是在皇帝，不是在人民。而现在政治观念里面最基本的观念是，权力的来源于民。尤其在传统社会，人民不成熟需要仁政，仁政有用，而到现代社会仁政就不够用了。

当下国学史观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梁启超举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也举了种种限制皇帝的制度，但都起不了作用，能管住皇上的，还是用的西方或者现代性的观念。他说根本的一点在于，这些都是皇帝统治下的行政机构，一个好皇帝能够听你的，他不听就听了。这都是梁启超当年说过的。直到现在，我们强调复兴传统、宣扬国学，实际上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强调传统文化和国学来说明中国文化是特殊的、中国历史是特殊的，所以西方人一切故事不适合中国。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恰恰是胡适提出来整理国学，他想通过国学的考证，尤其中国传统的考据这些来阐释、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科学精神，这个科学精神是可以接纳世界文明的，并不是要否定中国文化。而现在强调国学，是强调国学史观的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