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关于莫言小说中儿童视角

文献综述

汉语言文学

关于莫言小说中儿童视角

在中国，儿童视角发现较晚，发展的高潮期是五四之后。莫言以儿童为视角的小说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占着很重要的比例，其小说作为新时期的儿童视角小说，在对文学本体的审美探求中确立了自己的意义，使文学从理论先导的桎梏中释放出新鲜的个体生命体验，给当代文坛带来了新气息。

一，儿童视角的发现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种种封建桎梏。“随着人文主义的提出，启蒙思潮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崛起，妇女解放、个性解放运动的高涨，教育民主化思想的普及，儿童问题即把儿童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特点、值得特殊对待去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也被响亮地提了出来，并且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1]而在中国，“发现儿童”的进程却相对迟缓得多，古代中国儿童的生存地位与精神境遇是十分艰难的，儿童处于被支配被漠视的地位。

五四时期，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由此也带动了对“人”的本体价值的深入探讨

时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反对封建伦理的过程中触及到对儿童诸多问题的思考。

“儿童的发现”直接推动了儿童视角小说的出现，鲁迅最先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指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热切期望新的一代成为“‘人’的萌芽”。[2]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说：“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3] 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五四初期绝大多数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家描写过孩子，热烈赞美过童心，而儿童视角的引入便是从鲁迅、冰心、叶圣陶、废名等开始的。

从五四到改革开放，儿童视角小说发展之路可以说是低潮阶段。随着80年代西方哲学、文学理论、文学作品的大量引介，中国当代作家的视域、感受、思考和表达方式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在莫言、苏童、余华等作家笔下，儿童视角小说从原先的重内容和审美品格的表现转向了重对形式和叙事技巧的开掘，有的又杂糅了非常态的叙事视角、荒诞叙事等很多现代主义技巧，审美形态十分复杂。

二、各个阶段相关作家的儿童视角分析

儿童视角发展初段的重要人物鲁迅笔下的儿童，李佳在《鲁迅笔下的儿童世界》中认为鲁迅的

《故乡》、《社戏》融人了自己童年时代的富有童趣的生活体验，运用儿童视角(少年迅哥儿的视角)去感受生活，描写了江南水乡儿童之间的纯真情感。

发展到三十年代京派作家中，向连军在《试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儿童视域》中认为儿童及其生存状态的书写构成沈从文湘西小说独特的审美视域。他常常以回溯性儿童视角的叙述方式来叙述他的童年记忆，用一颗童心来体察儿童的内心奥秘。他在小说中以诗性之笔来书写儿童的自然人性，表达那种未经都市文明浸染的原朴而单纯的生命形态。[4]

在四十年代的战争背景下，代表性作家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塑造的我是一个不谙世事，描述了“我”寂寞的童年和荒凉的家，即使是指向沉重痛苦的成人世界的叙述，也在“我”的视角观照下呈现出口吻上的清新和单纯。

八十年代，乡土小说家汪曾祺的小说注重展现儿童成长的体验、批判和怀疑精神。朱晶在《论汪曾祺儿童视角小说中的成长主题》中提及汪曾祺的儿童视角小说，是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成长”主题。不同时代少年的成长历程折射出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也隐喻了作家本身在不同时代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的儿童小说也是他自己“成长焦虑”的折射。

[5]

当代和莫言同时代作家余华笔下的儿童，沈杏培在《论余华小说的儿童叙事策略》中认为余华对成人世界、乡村记忆和人类生存境遇作了原生态的还原和真实的敞开。从叙事形态上看，成人视角制导下的“儿童世界一成人世界”、“儿童话语一成人话语”形成了儿童视角的“复调诗学”。从价值形态上看，儿童视角不仅有着对成人世界的理性审视、对儿童本体创伤性心理的关怀，而且也内含着作家的深层审美建构。[6]

三、莫言的儿童视角

王黎君认为“儿童视角极大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表现力，儿童叙述者担任起第一人称第三人称限制性的叙事功能，有效的改善传统的全知视角的单一叙事状态。儿童视角着眼自然和生命个体的原初本能深度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空间。”[7]

不同于成人那样借助理性经验去观察，用科学的、逻辑的方法分析、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的是，儿童用自己的感觉、直觉和丰富的想象来把握这个世界。

同样瞿华兵在《莫言小说中儿童的叙事策略》中谈及当成人作者选择了儿童作为打量世界的叙事角度，借助儿童的思维方式进人叙事的话语系统时，他们并不以对儿童世界的描摹和建构作为自己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将儿童感觉中的别致成人世界挖掘和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视角本质上是成人自己观察和反映世界视角的隐喻或载体。因此以童视角铺写的小说文本，观照的还是成人世界的苦难沧桑。[9]

而作家莫言正是通过努力，力图这种儿童的感觉世界还原，“作家用他的笔，倾诉自己的感官发现与体验，描摹的主要是自己的感觉世界的显示。作家用他的笔也是读者的感官复苏一种美感。”[10]比如王育松在《童年叙事—意义丰饶的阐释空间》说道“莫言他撷取的儿童视角，他创造的以黑孩为代表的“小男孩”形象，他对象征、变形、通感的灵活运用和感官化的叙事等等，成功地规避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粗糙直露，而赋予文本以含蓄蕴藉、深厚绵长的韵味。”“他的写作。对当代小说过分的观念结构所形成的文体模式，是一次冲击” [11]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说：“西方现代小说非常注意观点（视点），视点的应用非常重要，因为视点决定了文学的风格，决定了人物的个性，有时甚至决定主题的意义”[12]因为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的儿童的叙事角度”[13] 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又因为是儿童用自己的感觉、直觉和丰富的想象来把握这个世界。

在莫言的小说里，孩子承受生理上的饥饿和发育不良、父辈的惩罚，心理上自然产生的孤寂和对成人世界的排斥和反抗。所以受压抑的生命力之代偿功能表现之一为感官系统的异常发达。在《透明的红萝卜》中以其“感觉”而非性格刻画来描写人物的尝试在1985年这一当代文学特殊的年份中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在他那“膨胀的感觉世界”中传达了作家对生命存在的悲悯和思考。“《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语言几乎一半都是诉诸于五官的。尽管其呈现的是一个具体的客观的物质世界，但这个世界在莫言的笔下被感官化了，它与实际的存在产生了差距。作家这种个性化的感官叙述使得文本的语义构成的世界偏离了日常规范的语言所呈现的世界，使小说达到了艺术的‘更新经验’的陌生化效果。”[14]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莫言的出现，代表了小说写作者的主观观念的非常大的解放。这个主观一开始主要还是指感官方面的，或者说得更朴素一点，是感觉，作用于人的耳目口鼻舌的感觉.钱钟书先生讲“通感”，通感是偶尔才会用到，在一首诗或一篇作品里，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通感。小说比诗要长多了，可是，莫言的小说，在一个非常大的长度内，很可能从头到尾就是各种各样感觉混杂在一块儿，呈现出一种异常丰盛的状态。”[15] 在《拇指铐》这篇小说中的简陋的情节不过是密集的意象与细腻入微的感官感觉索赖以聚合的场所，“如果将这些情节比拟为花圃中的曲径，那么，它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导游，而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将集中于曲径两旁的花簇之中”。[16]

注释

[1]张美妮．儿童文学教程[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466

[2]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c]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32.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