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玄学与儒学的共融_从_世说新语_谈起_杨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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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

文

一、《世说新语》及其成书的时代背景

《世说新语》产生于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作者是南

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此书采集前代遗闻轶事，按类编排，分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所涉及的人物种类繁

多，个性鲜明，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人黎庶。通过该书，

可以大致了解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许多著

名人物的风貌、品行、思想乃至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习

尚，因此《世说新语》一书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世说新语》问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

哲学思想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具体表现为整个时代几乎

都沉浸在以玄学为主导的思想中，以至在汉代以国家意识

形态长期占据思想界主导地位的儒学，在此时期都处于一

个衰败并被玄学遮蔽的阶段，甚至给人造成一种儒学在这

个时期销声匿迹的错觉，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儒

学在此时期依旧在社会思想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本

文将在后文中对此进行论述。

玄学的出现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并不是如孤峰

突起一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然出现。其实，玄学的滥觞

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汤用彤先生在其著作《魏晋玄学论

稿》中有云：“溯自扬子云以后，汉代学士文人即间尝企

慕玄远。……则贵玄言，宗老氏，魏晋之时虽称极盛，而

于东汉亦已见其端矣。”[1]但东汉之谈玄又与魏晋之谈玄有

着显著的差别，汤用彤先生总结为：“汉代偏重天地运行

之物理，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

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

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著于实物，凡阴阳五行

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

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2]概言之，东汉谈

玄深受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至东汉谶纬神学一

脉的影响，将天道具体化；而魏晋玄学则是将天道进一步

抽象化，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探讨。简单地说，汉朝谈

玄总要与现世人事相联系，总是为现实而服务。但到了魏

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不再关心人事，从现实生活转向个人

内心，成为一种士人精神层面的追求。《世说新语》的作

者刘义庆生活于南朝宋，正是处于玄学极盛时期，其思想

不可能不受到玄学的影响。此外，《世说新语》中所涉及

的人物，上自东汉时期，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好与玄

学从滥觞发展到高峰的时期相重合，因此该书中涉及到的

人物也有喜爱玄学、崇尚谈玄的可能性。如《文学第四》

中便有何晏与王弼两位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的轶闻：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

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

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3]

这正说明了《世说新语》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并体

现着清言谈玄的时代风气。更值得一提的是，玄学一词初

见《世说新语・文学篇》[4]，可见《世说新语》与玄学必然

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世说新语》是中国小说史上志人小说一派的重要代

表。其实，志人小说的出现是汉末以来门阀世族品评人物

及魏晋以来门阀世族崇尚清谈的结果。“汉代郡国举士，

注重乡评里选，而品藻人物的风气大盛于东汉之末，一旦

毁誉，往往决定人的终身，主要依据则是其人的言谈举止

及轶闻琐事。……魏晋士大夫好尚清谈，讲究言语举止，

品评标榜，相扇成风，一经品题，身价十倍，世俗流传，

以为美谈。好事者予以记录，集成专帙，流行于世，往往

成为后生学习名士言谈风度的教材。”[5]《世说新语》一书

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正是魏晋时期品藻人物与崇尚清谈

之习尚的产物。魏晋时期崇尚清谈与玄学关系密切，上文

已有所涉及，在此便不赘言。而魏晋时期品藻人物之习实

际上是与汉朝选举官僚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西汉武帝时期施行的察举制与曹魏时期出现的九品

中正制。西汉武帝时期，政治人才选拔主要依靠察举与征

召两种方式。察举制由公卿、列侯和地方郡守等高级官吏

通过考察，将治内品德高尚、才干出众的人向朝廷推荐，

经过朝廷考核后授予官职。察举制度有许多科目，主要

有孝廉、秀才、明经、贤良方正。察举制发展到曹魏时期

出现了九品中正制，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在察举制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人物家世、声名、品行等更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核

的选官制度。实际上，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就是对人物进

行品评与分类。这类选官制度从汉朝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魏晋时期玄学与儒学的共融

——从《世说新语》谈起

○杨亦博

摘 要：《世说新语》是一部产生于玄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六经告退，庄老方滋”，儒学式微而玄学大兴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思想背景，由此儒学在此时期销声匿迹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认识。但事实并非如此，玄学与儒学在魏晋时期似乎有一种共融关系。本文旨在通过对《世说新语》的文本分析，进而述及魏晋时期玄学与儒学的共融关系。

关键词：《世说新语》 孔门四科 玄学 儒学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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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朝，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步由一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成为了社会习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门阀世族的兴盛更催化了品评人物成为社会风尚的过程。

对于人物的品评实际上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才观。《世说新语》将人物分为三十六门，这每一门不仅是一种按其突出特征对人物的分门别类，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作者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才观。一本书的章节编排顺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者或是编撰者的价值判断，如钟嵘《诗品》将汉魏晋南北朝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而《诗品》一书恰恰分为三卷，第一卷的内容正是对归入上品一类中诗人的评价。其实，通过对《世说新语》的编排顺序的考察，便可以窥见作者刘义庆的社会价值观与人才观。

二、《世说新语》与“孔门四科”

《世说新语》一书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是由《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与《文学第四》组成，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恰恰是为后世儒家所称道的“孔门四科”。

所谓“孔门四科”，大致产生于春秋时期。在《论语・先进》中有这样的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6]即孔门弟子根据其学业所专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因此关于“孔门四科”的具体内容，许多后代学者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视为“孔门四科”。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孔门四科”也作了详细的记述：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7]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与《论语》一致，可见“孔门四科”的内容就是德行、言语、政事与文学。对于“孔门四科”，宋刑昺提出过非常有影响的解释。他认为，《论语・先进》所载的这段话，是“孔子闵弟子之失所，言弟子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也”，遂举荐弟子中才德尤高而可仕进者。从刑昺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孔门四科实际上是从仕进从政的角度考虑划分的。“孔子办教育主要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培养‘贤才’，实现改良社会的政治理想。”[8]实际上，“孔门四科”就是儒家对仕进人才提出的四个要求与标准，它与后世出现的察举制及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如汉代察举制有孝廉这一科目，其实孝廉就是“孔门四科”中德行一科的具体体现。左玉河教授在其论文《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中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以后，‘科’并未成为学术‘类名’被广泛使用，而是作为官吏考试的科目加以运用。……孔门虽分为德行、政事、文学、言语等所谓‘四科’，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成为类分学术的标准，‘科’仅仅是官吏科举考试的类别。”[9]这段论述更突出表明了“孔门四科”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联系。

上文曾述及《世说新语》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风气的产物，而魏晋时期品评人物之习尚又与官僚选拔制度联系密切。既然《世说新语》的成书深受品评人物风气的影响，那么在此书中必然会体现出作者对人物品评的标准。众所周知，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每一个人都不能脱离其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而存在，或多或少总要受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思想与价值判断上。因此，《世说新语》不仅反映了作者刘义庆个人的人物品评标准，更隐含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群体特别是士族阶层对于人物的评价标准。

《世说新语》上卷的四篇是以“孔门四科”来名篇的。由此可见《世说新语》将“孔门四科”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顺序列于上卷，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刘义庆的社会价值观及人才观是与儒家的标准相一致的。虽然在玄学之风的笼罩下，儒学在魏晋时期处于一种衰败式微的状态，甚至给人一种销声匿迹的错觉。其实，魏晋时期的士人是以儒学为里，而以玄学为表。由于魏晋时期的士人更多的将注意力转向了个人内心世界的探究，而玄学正好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大多数士人表现出对于玄学的痴迷，这是浅层的、容易外化出来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儒学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在思想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又经过长时期的沉淀，儒学及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在政治观念与伦理价值上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王俊飞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此有一段较为精彩的论述：“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儒学，它那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以及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所包含的实用性内容，是现实政权存在所不能缺少的。儒学思想的实用性特征是太具有理想气质的玄学思想所无法完全取代的。于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孔圣表面上依旧受到尊崇，而儒学却事实上衰微的现象。我们可以从政治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两个方面来总结这一段时期的思想状态，即：政治层面实质上依旧是儒学的，而理想层面则被玄学所取代。”[10]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儒学共同存在、发展，甚至产生了共融。

三、魏晋玄学与儒学的互通与共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大盛而儒学式微，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对此时期社会思想方面的固定认识。实际上，玄学的盛行只是此时期社会思想的突出现象，并不能因玄学风靡于世就说儒学在此时期毫无影响。玄学对于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士人来说只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弥合与满足，而儒学对于士人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的。虽然魏晋时期“六经告退，庄老方滋”，但注重门第家学的士族对子孙的教育培养依然是以儒学为基础的，儒家的经典依然是每一个士人的必读书目。因此儒学并未失去其影响力，只是在此时期的思想界不再是儒学大一统的局面罢了。

儒学不光在魏晋南北朝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出现了与玄学的共融。这种共融表现为此时期一些士人一方面遵循儒学规定的道德伦理与个人修养的遵循，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玄学的欣赏与肯定。

关于玄学，顾名思义，是玄远深奥之学，其思想的内核是有无之辩，即一种对宇宙万物的本体论层面上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