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海行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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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海行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西北大学文学院：马琪睿

【摘要】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不断走向市场化模式，主旋律电影开始突破迎合市场需求，不断提高自身创作。《红海行动》作为2018年开年大戏中的一员，一经上映就引发巨大反响，以热血的男儿气息为春节电影档增添一抹独特韵味。电影在故事本身的客观叙述下，融合中国传统国家精神，勾勒出国家新形象。本文旨在从电影意识形态批评的角度出发，解读电影蕴含的国家意识形态，探寻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关键词】《红海行动》，意识形态，国家形象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电影产业不断迈向新的征程。国产主旋律电影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走向市场融合，开掘中华民族民族精神，传播优秀文化内涵，树立新型国家形象。于大年初一（2018年2月16日）《红海行动》在中国内地上映，在众多优秀电影中脱颖而出，以热血的男儿气息为春节档增添一抹独特韵味。

《红海行动》通过故事内容衔接、场面调度、画面构图等设置，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取向，融合了中国电影受众的内心价值取向，并将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完美的融合于电影细节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具体情节设置、人物设计以及画面制作等方面，融合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分析该部主旋律电影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探求主旋律电影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电影市场中立足发展。

一、文本叙述下的国家新形象

电影《红海行动》挥洒着男儿热血，唤醒着女儿英气，书写着国家新形象。中国历经兴衰，走过千年历史浪潮，见证过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年间的社会动荡，经历过隋唐的十里长街、华灯璀璨，感受过清初八街九陌到清末民不聊生的历史变迁。新时期的中国，是积极的，是向上的，是时刻以人民的核心利益为主导的。国家新形象在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揭开面纱，向中国人民展现、向世界人民宣告。

当下世界文化市场中，电影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成分，成为展现一国国家形象的良好工具。法国理论家福柯曾指出：“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对于电影的意识形态而言，重要的是电影创作的年代，是电影放映的年代。影片的制作者选择某个历史年代作为被讲述的年代，将他们的人物故事，安放在某些历史场景之中，其重要依据，无疑是他们所置身的社会现实。电影《红海行动》一开始将画面聚焦到亚丁湾，以中国军队救援被海盗袭击绑架的货船为故事的开端。在电影开始之初，因涉及国家主权等复杂问题，迫害中国公民的不法分子企图逃离中国海域，进入他国海域，逍遥法外，狙击手罗星为了保

护中国公民生命权益，紧急情况之下果断抉择，将不法分子捉拿归案，但却因此断送了狙击生涯。罗星有一句直击观众内心的话语：“他们杀了人，不能让他们逃走”，看似简单的电影台词，由罗星一位刚强的中国军人说出，语气坚定充满力量，是热血，是激昂的。“杀”代表着恶势力，是生与死的利刀，是中国法律绝对不容许轻易放纵的行为，“逃”是人行恶之后最本能的反应，是面对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中国军人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是站在以人民为核心的中国力量面前最迫切的行为，两个“不能”重复出现，体现出以罗星为代表的中国军人的坚定信念，彰显着中国对人民生命权益的最高追求。电影中的罗星是一个个体，但他却是中国军人的代表，这一句简单的话，是中国军人的坚定信念，中国政府的底线坚持。电影以看似简单的话语直射出电影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用电影独具戏剧化的方式展现出国家对合法公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重视，勾勒出中国新形象。

电影在故事叙述的同时，利用画面形象展现出中国日益先进的军事实力以及高度配合的作战技巧，在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国家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用电影的语言展现出新时代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新形象。唤起海外侨胞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想象，增强海外侨胞的归国热情，提高其民族自豪感，引发海内外广泛热议。

二、“真实”刻画的集体主义

中国军人是刚强、是热血、是困难面前的逆行者。当代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总流行着一句朴实的话语“有困难，找警察”、“有危险，找消防”，不论是人民警察，还是消防官兵，他们都曾是中国军人，都在为维持中国社会稳定安全不断奋战在工作第一线。

古人云：“人有七情六欲，物有阴阳五行”，世人皆有喜怒哀乐，都追求幸福安逸的生活。军人，虽独自在外，以刚强血性著称，但是他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同样追求阖家欢乐、幸福常在。中国电影曾经一度追求英雄人物的大公无私，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那样的英雄人物于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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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真实的，是人人所追求的榜样。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物质追求的不断提高，观众更喜欢看到人物有血有肉的一面，世间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有的仅仅是主观立场不同。电影《红海行动》刻画了这样一群坚毅、勇敢、敢于奉献的中国军人，面对死亡他们也曾恐惧，面对爱情他们也有过胆怯，面对曾经的心灵阴影他们也会难以克服，他们追求自我生，但更追求他人生，为了他生他们愿意隐藏自己的个性，只为达到集体力量的最大化，拯救更多的无辜者。电影整体主题塑造中，单看是一个救亡的英雄篇，实则是一个个军人生命观、爱情观的生活写照，是一个个隐忍后的努力配合，是一次次反复训练后的集体精神。整部电影并未明确指出蕴含于电影背后的集体主义情怀，而是利用一个个结构性裂隙和空白，让观众寻找创作者想要说出，但未曾展现的集体主义情怀。

《红海行动》将“真实”贯穿电影始终，不论是电影战争场面的影视化创造，还是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都贴合社会现实，杜绝一味为了故事而夸大。电影中中国军人代表着电影正义的一方，蛟龙突击队的八人则是电影中中国军人的代名词。电影最后的营救高潮，并未如观众定式审美期待，以某一人物的“超能力”营救为主要线索，伴之边缘人物的牺牲结束电影营救，没有恐惧，没有爱情，没有眼泪，以“完美”结束整体叙事。在电影的最后，观众看到人最本能的恐惧，面对生命发起最原始的斗争，通讯员庄羽与敌人肉搏出击，血肉模糊，刺骨般的疼痛直击观众的内心，生命的最后一刻坚守完自己作为通讯员的职能后，面对死亡选择接受，恐惧但完成了自我对集体的职责，他是英雄。电影在军人的形象的塑造中，将他们刻画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极具真实感的人物设置，更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使观众或多或少从中寻找自我相同属性，产生代入感。在对电影中“负面人物”的刻画中，也并未为了体现“正义”之力而忽略社会现实，将“敌人”塑造成为一个个缺乏思考的“傻子”，是强强对抗，给电影带来动人心弦情节的同时，以最终失败侧面体现出中国军人集体合作的伟大之处。创作者看似是对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塑造，实则隐含在这之下的是中国军人的集体精神，鲜明具体的个人分工，通力合作的战斗模式，使得每个人必须完成个人职能，各个环节缺一不可。整部电影所叙述的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一加一的集体主义。

三、“小人物”彰显的中国精神

小人物往往彰显着巨大力量，带动着故事情节的整体走向。一部优秀的电影对小人物的完美塑造往往会带给电影观众极大的个人代入感，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传达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评家仍然坚持认为,电影从来就不是一些无意义的人间影像,电影中那些看起来自然的社会和个人价值都应当加以分析”。

《红海行动》中塑造了两个小人物，她们是整个故事中

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是故事的因和果，一个是由因走向果的叙述者。电影共有两条故事线，一条是以“蛟龙突击队”为首的解救邓梅行动，一条是以记者夏楠追寻报道恐怖份子寻找制造“脏弹”的技术资料，两条线索交叉在一起，展现于观众眼前的是记者夏楠和人质邓梅这两个在战争动乱中的小人物。值得关注的是，电影创作者将这两个人物均设置为女性，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利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形象进行电影叙述。夏楠和邓梅两位传统中国女性，与狙击手佟莉男性化的形象塑造不同，她们更具温柔，更加有女性符号特征。邓梅虽然在整部电影之中仅出现于高潮阶段，但是其独特的中国母性精神却彰显的淋漓尽致，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她选择紧紧拉住那位外国少女的双手给予她力量，在看到中国军人受伤的时刻，并未有丝毫犹豫就立即脱下身上的防弹衣将其交给更需要的人，这就是中国母亲，面对孩童无私的爱，面对救其于危难间的感激之爱，这就是中国精神下的母亲。夏楠同样也是一位母亲，因为对女儿的爱，而走上这条时刻命丧黄泉的危险之路。电影中的夏楠除了是母亲的化身外，也是一位站在反恐一线的优秀记者，一位对工作热情将同事当家人的普通工作者，面对同事的死亡，她流下面对死亡时都未曾流下的泪水。夏楠是坚强的，是对自我职业有着崇尚追求的女性，是万千中国职业女性的化身，是中国精神的展现。

四、结语

电影《红海行动》一改往日主旋律电影较为刻板的故事叙事，在利用现代电影制作手段的基础之上，力求制作真实、故事真实、演员演绎真实，从而提高观众的整体代入感，做到戏合理，不出戏。在整部电影的故事叙述中，利用电影文本展现出隐含在表象下的国家新形象，将中国新形象以影视化的符号展现给世界人民。将“真实”融入电影，贴

近生活，不夸大，不片面，将中国军人的团结协作，集体精神进行正面客观的展现。整部电影在叙述的同时，并未忽视小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女性独特的社会地位彰显出新时代的中国精神，为中国主旋律的电影不断大战提供新的创作方向，值得赞扬和鼓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Ｈ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王志敏.电影美学：观念与思维的超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3］季广茂：《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蒂莫西•J •科里根译. 如何写影评.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5］戴锦华.意识形态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马琪睿（1996年9月－），女，研究生，西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系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