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悲剧性分析

浅析《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性
[摘要]《三国演义》中的女性虽然在整部小说中充当的是配角的角色。

但是形象却非常丰富，从传统道德观念下看作品中女性形象形态万千，抑扬分明，褒贬各异。

但是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感受到更多的却是女性的悲剧性，悲剧性的体现不尽相同，造成她们这种悲剧性的源流也是多方面的。

[关键字] 从传统观念划分的女性形象悲剧性表现悲剧性源流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它塑造的人物形象数以上千计[L1] ，其中塑造了众多在历史上能够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在这个男性作家笔下塑造的一千多人物形象当中，大部分都是男士，而女性形象只有大约80个，80和1000这个比例多大，可想而知。

而且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主角都是男性，约80人的女性都充当了配角，尽管是充当配角的地位，但是也一直受到众多爱好者及评论家对她们的关注。

[L2] 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人们通常把《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分为以下几类：舍生取义型，这是作品中描述最多的女子形象:如连环计中唱主角的貂蝉、悬梁劝子的徐庶老母、投井救子的糜夫人、自溢[L3] 身亡的马邈夫人以及与夫同殉节的刘湛妻崔氏等等，都属此类。

相对而言，作者对这类女性着墨较多。

在这类女性身上，作者寄托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她们往往成为作者宣传道德理想的传声筒。

这类女子几乎用同一个声调传达出同样的意思，那就是忠君。

具体到作品中，就多指“扶刘兴汉”，忠于汉室。

当然，虽然作者的主观意图有“抑曹扬刘”的倾向，常把忠君定位于忠于刘氏，但作者也没有因此否定可以忠于别的王侯，姜叙母所谓“死于忠义，死得其所’[L4] 。

守节守义型，辛敞姊辛宪英明知曹爽不是司马鼓的对手，可辛敞问计于她时，她仍要辛敞帮助曹爽，理由是:“职守，人之大义也。

凡人在难，犹或恤之;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

”曹爽从弟文叔之妻，在坚守节义方面，更是至真至笃。

她早寡无子，父欲命其改嫁，她截耳自誓不从。

及曹爽被诛，其父又欲改嫁之，她又断己鼻表明忠贞不二
[L5] 嫉妒成性型，作品中对这类女性描述不多。

整部小说共写了四人。

一是何后，写其嫉妒用了九个字:“何后嫉妒，鸿杀王美人”。

二是郭汜妻，她为了使郭汜与她想象中的情敌分开，居然不顾郭汜与李傕的联盟，设计让二人大动干戈。

三是曹王妻郭贵妃，她为了谋求皇后尊位，玩弄权谋，谋害甄皇后。

四是袁绍妻刘夫人，在袁绍死后，她将袁绍宠妾五人全部残忍地杀害，为阻止她们的阴魂与袁绍相见，又丧尽天良地毁掉她们的尸体。

忘义趋利型，如袁绍妻刘氏，她在城池丢失之后，为求活命，竟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媳甄氏献与曹王。

对此，毛宗岗在《三国演义回评》中颇有贬词:“袁尚母刘氏之妒，其酷烈也甚矣。

乃城破之后，不能死节，而献甄氏于曹巫，以图苟全，又何无烈性至此!”。

此类女性形象在小说中提及的还有黄奎妾，她为能和情人苗泽在一起，不惜出卖黄奎。

作者把男性社会权势争斗中的一些坏习性也安排在一些女子的行为中表现出来，显然是将她们作为坏女人的典型。

纯粹政治工具型，如吕布的女儿、曹操女儿等等，她们尽管出生在贵门，但是她们更多的充当了她们父兄的政治工具，毫我自己的自由和个性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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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按照传统观念划分的《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无论这些女性被人认为是舍生取义，有些被认为是守节守义，还是被认为是忘义趋利也好，她们无不例外[L1] 地被套上了传统伦理道德这个光环，而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三国演义》中的很多女性形象脸上无不刻着“悲剧”这两个字。

她们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上无参与权之悲
在当时那个男权盛行的社会，根本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更不用说有政治参与权了。

如第二回中，董后想垂帘听政，遭到了何太后的反对：“我等皆妇人也，参欲朝政，非其所宜。

昔吕后因握重权，宗族千人皆被戮。

令我等深居九重；朝廷大事，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议，此国
家之幸也。

”连女性自己都认为女性不该干涉政权，就更不说男性对女性持权是什么态度了。

由此看来当时的女性意识还没有萌发，她们还不会为自己争取话语权，甘愿受男性的统治和支配，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可悲的。

2、充当政治工具之悲
《三国演义》张扬的是一个男性膨胀的雄性群体，他们为了争夺和维护政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甚至以女人作为诱饵来实现他们的“宏伟大志”，所以女性又不可避免的充当了他们的实现政权的政治工具。

尽管貂禅在传统观念看来是个舍生取义的被人颂扬的形象，但是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她无疑是悲剧的化身。

在《三国演义》当中，作者没有把她当人看。

一个年方二八的少女，试问哪个少女不怀春？但是作者却没有从人性的角度正面描写她的情感世界和内心心理活动。

她充当了王充实施连环记[L2] 的工具，王充是她的养父，她寄人篱下，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失去。

貂禅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脱。

她、也许早已有心上人，也许她要周旋于董吕之间极不情愿，但是她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答应王充。

当貂禅完成了做为政治工具的使命之后，作者则对她轻描淡写，对她的结局也没有明确的交代，落得个连死在何方都不知道的下场。

我们不得步感叹这个四大美女之一的悲惨与苍凉~
还有一位重要的充当政治工具的女性，那就是孙权之妹。

虽是一个性格独特的女子，自幼舞刀弄枪，极其刚勇，虽贵为御妹，也未能逃脱男权统治的魔爪。

孙权为夺取荆州，以她作诱饵，不惜牺牲古代女子视为生命的婚姻、名誉，不顾妹妹的幸福，假意招亲，在弄假成真后不时伺机谋害刘备，又以母亲病危的诡计骗她回到江南，强行扣下，永不许再见刘备。

以后，孙权又屡次以她为饵，作为交换条件与刘备谋和，致使她感到幸福无望而投水自尽，落得了凄凉的结局。

3、供男人取乐和充当生育之悲：
作为妻子来说，吴氏姐妹两夫人只是为孙坚生儿育女，而甘夫人、吴夫人也只是为刘备生禅、永、理而已。

她们以子为贵，没有自我与个性，生命的全部意义仅在于生育而已。

有的被当成泄欲的工具。

女性不再是作为人的存在，而是因其具有的物性而吸引了男性的目光，她们除了身体，别无所有。

在《三国演义》中大将张仪的妻子邹氏因为长得美丽多姿，便被曹操轻而易举的霸占了，成为他泄欲的工具;袁熙之妻甄氏生得花容月貌，有倾国倾城之色，在夫死家亡的悲痛中被曹操强娶为妾，当曹操称帝之后有了新欢，便将其赐死。

她们生命的存在是为男性泄欲的工具，被男人玩物。

4、婚姻没有自主权之悲
在《三国演义》里，没有提到女性有婚姻的自主权，她们没有我们现代人这种自由恋爱的权利。

她们的婚姻一般都是由长辈包办，要不就成为父兄的政治工具。

如貂禅，孙夫人，吕布的女儿、曹操女儿等等，她们当中大多数自己心甘情愿被父兄包办婚姻。

但也有后来抗议包办婚姻者，那就是曹爽从弟文叔之妻夏侯令女。

第一百七回写“早寡而无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

而后曹爽被司马璐诛杀，“其父复将嫁之，女欲断去其鼻”。

父亲两次劝她改嫁，她为了反抗这种包办婚姻，以截耳断鼻作为代价，由此可以想象《三国演义》中的女性要争取婚姻的自主权是何其艰难！
还有曹操的女儿，吕布的女儿，她们儿乎没有自我，是父兄的政治工具。

被迫嫁入另一个政治集团中，缔结了一段政治目的的姻缘，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5、无爱情之悲
在《三国演义》里，无论是皇宫贵族还是平时百姓，他们的婚姻更多的是为婚姻而婚姻，或是为政治而婚姻，而没有为爱情而婚姻的例子。

自始自终。

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她们爱情的描写，可以说她们没有我们现代人那种风花雪月的爱情。

爱情是一个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爱情，也是生命的一种缺失。

6、婚姻中地位的不平等之悲
小说中男性可以寻欢作乐，为所欲为，女性则要贞洁自守;男性可以三妻四妾，而女性甚
至连妒忌的权利都没有。

((三国演义》中描写到一个细节，曹睿宠幸郭夫人、与其到御花园中赏花饮酒，次日毛皇后只不过说了一句:“陛下昨游北园，其乐不浅也!”曹睿便怒赐其死，虽贵为皇后，却因一句稍含醋意的话便被赐死，可见女性在男权文化的笼罩下的卑微。

女人非人！
7、生命无法自控之悲
《三国演义》中的有些女性连自己的生命权似乎都没，任别人宰杀。

如袁绍死后不久，其宠爱的五个小妾全都被袁绍之妻杀害，袁绍之妻还担心那五个小妾阴魂会在九泉之下再与袁绍相见，便拔其发，刺其面，毁掉她们的尸体，最后那五个小妾连个完整的实尸体都没，我们不能不叹息她们的可怜。

如果那五个小妾被杀是因为她们的地位没有袁绍妻子高，袁绍妻子有足够的权利杀害她的话，那猎户刘安为了招待刘备孙乾，寻野味供食，一时不得，便杀其妻以食之，这又应该如何解释呢？可以说丈夫是除了父母之外自己最亲的亲人，而正是这么亲近的人，也要把妻子杀掉。

刘备得知后也只是“不胜感伤”，还“称谢而别”，说与曹操，“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

这种惨绝人寰的“食人”行径却受到刘备和曹操的高度赞扬。

还有公孙瓒走投无路时，先杀妻子，然后自缢。

由此可见，妻子的生命可以任由丈夫取舍，作为人，她们连自己的生命权都没有是多那么可悲啊！
8、孤苦无助之悲
[L3] 皇后贵妃她们是万里挑一的美女，或许在世人的眼里，皇后、贵妃等选入君王侧的女人都是很幸运也是幸福的。

认为她们和天子之躯皇帝生活在一起，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是世人看到是更多的是荣华富贵。

他们忽略的是宫廷的里女人她们也是人，她们也需要得到亲人的关怀，也需要得到爱。

但是后宫佳丽三千，她们又有几个能得到皇帝的宠幸呢？她们中的大多数很多连皇上的面都不能见上一次，她们又不能出宫寻找自己的归宿，她们只能在宫中冷冷清清地呆一辈子。

[L4] 或者她们之间因失宠而相互妒忌勾心斗角丧失人性，如“帝又宠幸王美人，生皇子协。

何后妒忌，鸩杀王美人。

何后后来又因为妒忌董后得权，再次产生妒忌的心理鸩杀了董后。

可以[L5] ，在这里，王美人和董后的死都是无辜的，虽然何后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是她也是可悲而可怜的，生活在皇宫，受冷落又没有权利谁又能忍受得了呢？她不可能不知道鸩杀他人要背负罪名，但是仍然要鸩杀她的敌人才去争取她生存的空间和意义。

如果皇权不变，社会太平还好，要是不幸又逢政权更迭，她们又要成为宫廷政变的牺牲者。

或是被新的某[L6] 权者争夺，或者逐出宫门，落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三国演义》女性形象，作为一个人，她们的人生无疑充满了悲剧的色彩。

尽管是悲剧，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有些女性形象又体现了一种悲剧之美。

如：徐庶之母。

曹操得知徐庶作了刘备的军师，便将徐庶之母捉来，让她写信将徐庶召来曹营，徐母不肯。

曹操伪造徐母的笔记，写信将徐庶从刘备那里诱来。

徐母见儿子上当，大骂儿子一顿，然后上吊而死。

在徐母眼中，徐庶辅佐刘备，是善；投靠曹操，是恶。

徐母之死表明她是个明辨是非，爱憎分明的女性，以及对刘备的一片忠心，所以她悬梁劝子，死得其所！死得壮美！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形象的悲壮之美！
无论是悲剧之悲惨还是悲剧之美，《三国演义》中的女性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她们的这种悲剧呢？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简单探析一下她们的悲剧源流：1、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传统评价与看法
《三国演义》中女性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受小说中的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和评价的影响。

他们把女性看成是祸水，如第一回中说到建宁二年和建宁四年出现了种种不祥的征兆，义郎
蔡邕上疏，以为这都是妇寺之致，把不好的事情归咎到毫不相关的女人身上。

[L1] 他们这些男的没有把女人当人看。

如刘安杀妻煮食待刘备孙乾，认为女人是自己的财物，想杀就杀，而没有把女人看作是人，更没有把她当妻子看待。

[L2] 他们不重视女性，即便是妻子也视为衣物。

就连刘备曾说过:“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有更换，使手足若废，安能再续乎？”刘备的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当时男性对女性的看法。

他们看重的是兄弟义气，而忽略了对女性应有的重视。

2、小说中女性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
《三国演义》中女性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造成的，但是其自身也要负一点责任的。

小说中的女性，她们受传统道德的影响，甘愿受男人的支配，甘愿为男人牺牲，甘愿为了男人而隐匿自己的个性。

貂禅，糜夫人，甘夫人，孙夫人都是很好的例子。

她们的女性意识没有觉醒，她们根本不懂得去反抗，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

3、受小说中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L3] 《三国演义》描绘的是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这一百年间的政权的分分合合，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强调的是男人间政权的争夺，所以又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女性这个弱势群体，这也是造成女性悲剧性的又一原因。

4、受作者的本身思想观念的影响
[L4] 任何作品的创造，任何人物形象的塑造都离不开作者的思想观念，《三国演义》也不例外。

程朱理学兴起于宋，至元被尊为官方哲学，它继承了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三纲五常”也进一步强化，女性的个性意识被彻底瓦解。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深受传统道德的影响。

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他《三国演义》的创作，影响他对《三国演义》女性形象的塑造。

[L5]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三国演义》女性形象的评价各异，但是我们从现代人的视觉[L6] 去看待作品中的女性，她们当中很多人丧失了很多作为人做为一个女人应有的东西和地位，无疑是悲剧的代言人，但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有些女性形象又充满了悲剧之美。

造成她们这种悲剧的源流也是多方面的，更多的是社会历史原因，但也有她们自身的原因。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一、前言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书中所涉及的“义”是相当复杂的，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起，一直到“全忠义士心何烈，守节王孙志可哀”，“义”在全书是贯彻始终的。

在小说的许多章节里，也多次以“义”为题，如“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0回）、“会古城主臣聚义”（第28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第50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第53回）、“张翼德义释严颜”（第63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111回）等等。

而通过人物的口说，或诗赞，或论赞宣扬“义”的更是不胜枚举。

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义”是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因为无论是作者或他笔下所写的人物都生活在封建社会里，它只能是封建私有制这种经济关系所产生的道德观念，所以我们在论其“义”时，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应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加以辨证地分析。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这篇誓文成了后世结义者仿效的经典之作。

有人认为誓言里的“上报国家”是“忠”，“下安黎庶”为“义”，所以桃园结义的道德内容是“忠”“义”的统一。

但结合作品的全部内容看，其所强调的更是“义”，是一种涵盖了“忠”的“义”。

因此宣扬“忠义”并不是其主旨，而讴歌“侠义”才是其真正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物的思想、行动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才使人物往往成为忠与义的矛盾统一体。

在《三国演义》中，正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意愿，蜀汉集团的人物也就成为了忠义的化身，作品正是通过对理想人物（悲剧主角）的人格塑造，使“义”达到了理想的高度。

二、“义绝”关羽的悲剧性
“义绝”关羽是全书在表现“义”的主旨的核心人物，作者塑造这一英雄性格的基调是忠义思想。

在《三国演义》中，成功地塑造了张飞、赵云、马超、许褚等勇武超人的豪杰，关羽之所以超于众人之上，而独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在于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忠义的“完人”，特别把他作为“义”的化身来塑造的。

关羽的“义”绝不是一般的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返顾、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贵的“义”。

作者宣扬关羽的“义”，贯穿了刘备、关羽、张飞从结义到殉义的整个过程。

刘蜀集团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集团，而悲剧的主角———刘、关、张三人都出身于平民阶层，或织席贩履，或卖酒屠猪，或浪迹江湖，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里，虽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

“桃园三结义”包含了结拜兄弟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关羽追随刘备，效死勿去，并非知恩图报，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一种真正的患难相扶，祸福同当，这就体现了人民所理想的义气，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

“屯土山约三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可睹其心志，还有一约是“降汉不降曹”更反映了他的忠中有义，义中有忠。

他和刘备始终维系着“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关系，这也是人民所向往的忠义观。

他在降曹后，受到一次次的考验，曹操为了收买关羽而厚恩待之，“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然而都没能让关羽有丝毫动摇，他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忘记“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

曹操赠袍，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并谓之曰：“……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我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袍而忘兄长之旧赐……”。

又曹操赠赤兔马，关羽谢曰：“吾知此马行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

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也难怪曹操听了不禁愕然而悔，便命张辽去问关羽何以常怀去心，却引出了关羽的一番肺腑之言：
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到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

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

”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以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

”
关羽的这段话肝胆照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连“奸绝”曹操听了也不得不叹服：“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义士也！”。

正因如此，当关羽一知刘备的消息，便毅然决然封金挂印，斩关杀将，千里独行，来去明白，往奔刘备，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不管在任何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不改变他的初衷，即至死忠于蜀汉，义于刘备。

当他兵败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吴侯派诸葛瑾来劝降时，关羽义正辞严地说：“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

”终于在麦城殉难，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铸造了他忠义壮烈的性格，在关羽身上体现的“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精华，它是属于人民的，曹操在华容道曾说：“将军深明春秋”，就是推崇关羽所发扬的“春秋大义”。

然而，关羽的性格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

关羽出身底层，养成了他的侠义气质，这
也正是关羽的悲剧性所在。

下邳兵败，张辽劝降时，关羽当即严词拒绝：“某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但当他听到降曹可以保全刘备妻小，并可伺机寻兄，不负前盟时，这位视死如归，世称万人敌的虎将竟低头降了曹操。

同样，对于曹操的“厚遇”，关羽表面上虽未动其心志，然而，市井细民“知恩图报”的义气却深深埋伏于他的心灵中，他为了报恩而主动请缨，诛颜良，斩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又为了报恩，在赤壁之战中义释曹操，正如小说所写：“关羽是一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年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于是，他竟冒军令之险，弃盖世之功，置刘备统一大业于不顾，面对凄惶垂泪的曹操，动了恻隐之心而放虎归山，这就突出地表现了他为情为义而动摇忠，而牺牲自我的悲剧精神。

关羽的这些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刘蜀事业的背叛，是不“忠”，但作者却把它作为重“义”的美德和高尚而纯粹的义举来大加颂扬和渲染。

这种所谓“义”的行为，本来同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原则是完全对立的，然而，作品却在关羽的悲剧性中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对于读者而言，也往往被作品笼罩的悲剧气氛所感染，而对关羽的这种“背叛”就觉得情有可宥了。

由关羽悲剧性性格所造成的另一严重后果则是蜀吴的破裂。

关羽把本来可以结为盟友、共同抗曹的东吴集团视之为鼠辈，不重视执行联吴抗曹的既定国策，导致吴蜀矛盾的激化，给刘蜀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显然也同忠义是相矛盾的。

然而，在关羽的悲剧性格中，却得到了统一。

关羽之死写得十分悲壮感人，至此他的重“义”品质得到了冶炼和净化，也最终使他的性格理想化，升华到了可歌可泣的境界。

三、忠义诸葛亮的悲剧性
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臣对君是绝对“从一而终”的，而且“君君臣臣”的关系中，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忠贞无二地为刘蜀事业奋斗终生，则是《三国演义》中“义”的又一重要体现。

诸葛亮最初居隆中，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但已明察天下大势。

出山后，运筹帷幄，创造了鼎立之势，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才能。

白帝城托孤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又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更有六出祁山，屡建奇功。

他从没有个人的野心，却有统一天下的壮志。

对比之下，司马氏父子真是相形见绌。

诸葛亮的“忠”不仅是为报先帝的“知遇只恩”，主要是忠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但他的“忠”仍然是以“义”为基础的。

正是这种对事业的无比执着和忠贞人格，使诸葛亮成为了历史上“忠臣至公”的典范。

然而也正是这种“忠义”，注定了诸葛亮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

罗贯中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一开始便把他置于“天时”与“人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开始便暗示了诸葛亮出山是一出悲剧。

尽管这样，作者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又自始至终都在肯定和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

诸葛亮悲剧性格的光辉之点在于，他尽管已经清醒得意识到“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睹也”，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面对蜀汉的种种劣势和困境，乃至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趋势，他始终把尽忠奉献当作生命的终极目的。

为了蜀汉事业，他抱病南征北伐，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不过数升”。

临终前还遍观各营，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种悲剧情怀激起了后代多少人为之同声一哭，“卧龙虽得其主，未得其时，惜哉！”真是“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钱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

作者大力推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