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的三次重大价值转型评述(精)

中国现代教育的三次重大价值转型评述

提要：本文以西方教育思潮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为宏观背景，评述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三次重大价值转型，并期待中国教育在本土化与后现代的交融中获得更好的生长态势。

关键词：杜威现代教育凯洛夫指令型课程后现代课程观新课程

自废弃科举制度后的现代新式学校教育在中国实行百年以来，中国现代教育在东西方文化大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受到诸多外国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发生了三次教育价值的重大转型；这几次教育转型折射出近百年的历史沧桑，又为新百年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足堪品味的深沉意蕴。

一、杜威教育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的生成

1919年5月初，在胡适、陶行知等第一批有留学背景的新派人士的促成下，以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和民主主义教育理论而著称的杜威来华，先后发表讲演达200多场次。杜威的教育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教育影响深广，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成为影响中国教育的主导学说。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经由其弟子胡适等人的竭力弘扬，“占了一时代的上风”。论文论文参考网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教育构成了彻底、鲜明的反叛，也对清末盛行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说中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负面倾向作了矫正。这表现在杜威下述具体观点上：第一，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Growh)”。由于“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不断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进而，杜威提出衡量学校教育的价值，“就看它创造继续生长的愿望到什么程度，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值得特别玩味的是，在这里，学生个体自身的生活和生长被奉为教育的唯一目的，不存在“人”之外的其他所谓教育宗旨。第二，杜威认为整个教育应围绕着儿童这个“太阳”转，即儿童中心主义。这是由上述教育目的自然演绎出来的。他推导说，教育改革的方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依照儿童长进的程序，使他能逐渐发展他的本能，直到他能自己教育自己为止。”这就是杜威所引以为自豪的教育革命。

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一传入中国，就对当时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广的辐射力，使教育教学的关注点从“教法”转向“学法”，使学生从消极的教学受体转向主动的学习主体，从传统的器皿式被动者转向现代的自主型发展者，从而在百年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确立起学生本位的价值取向。

此后，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带有显著的美式色彩。新学制及其课程纲要的研制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并在全国正式实施。《学校系统改革案》首列标准特别强调要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等；且要求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

课，采用选科制，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这充分体现了学制以儿童为中心，培养和发展学生个性及智能的特点。新学制实施以后，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即着手研制中初等教育各学科的课程纲要。其内容充分体现出新学制的弹性要求，给学生留出可供自己选择的课程空间（选修制）；其课程目标更体现出人本化倾向，即以造就学生健康人格为主要指向。而1924年2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也仿照美国，规定采用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选科制和学位制等。

总之，新学制及其课程纲要等对当时中国学校教育的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的指导性，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重新编订并颁行，赋予其教育法规的性质。直到1949年为止，中国现代教育（包括学制、课程范式等）所烙下的美式色彩未有实质性变化，杜威等西方民主主义、儿童中心主义教育理念在中国各种教育思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教育理论探讨方面，一些杜威的嫡传弟子或受其思想深刻影响的中国学者，纷纷倡导甚至身体力行杜威的教育学说。被誉为“中国现代的孔子”和“万世师表”（宋庆龄语）的陶行知先生，其著名的教育思想诸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等，就是源自杜威教育思想而又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品质的。

陶行知指出：“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这体现了现代教育向学习者本体生活回归的新理念。他又倡导师生合作互助、教学相长的现代教学观：“教师和学生基本上是在集体生活中共享，不但是学生受先生的教育，教师也受学生的教育。”如此辩证地看待施教者与受教者的互补关系，从更深层面上涉及学生也是一种教学资源这个课程理论问题，这比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更深入一步。陶行知还从方法论层面上首次提出了“教学合一”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力主将传统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将学生从消极的教学受体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学习主体，从而有力地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思想藩篱。后来，陶行知又将“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对以教师为本位的灌输式教授法作了更具实质性的突破，把“施教、求学、实践”诸环节联成一体，以使现代教育臻至“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样的理想境界。至于他大力推崇的创造教育以及从自身创造教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诸如“六大解放”、因材施教、设疑解难和以学定教等等，更是开启了中国当代创新教育之先河，意义深远。“陶学”是西方先进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现代样板。

同属杜威弟子的现代著名教育家胡适先生，自觉地将杜威的教育哲学精神渗透进他参与起草的“新学制”中，如“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胡适曾写了《杜威先生与中国》等专著，全面高度评价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现代教育生长期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有留美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汉达先生，于四十

年代就首次冲破以“阴风昧生”(information)为中心的教育之迷信，强调现代教育是“使学生如何思想(How to think)”，“教育所重的是创造”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界对学生学习方式重要性的一次深有意义的自觉。如果说此前教育界意识到现代教育要从“重教”刮“重学”这种价值转向，那么此时已发展到从“学什么”到“怎么学”这种更深层次上的价值转向了。

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早在二十年代就反对以特殊的群性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反对以狭隘的近功来取代“百年树人”的远效。他明确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个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为此，他尤其强调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个性，并视之为新旧教育之间的本质差异所在。由于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均担任教育要职，故其教育思想对民国政府的教育大政方针和宏观布局均有重要影响。他与陶行知、胡适等人一起体现了中国现代教育界对理想境界的锐意追求。

综上所述，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中国教育界已经初步确立起具有鲜明民主化特色、以人本发展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教育理念，并直接或间接指导着学校教育的实践。可以说，从“五四”到1949年，这是中国教育从封建专制主义禁锢下的传统模式向在民主和科学理念引领下的现代生本教育进行本质转型的时期，这种转型是在外来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强劲冲击下实现的，与整个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宏观历史进程保持了和谐的同步。

二、凯洛夫教育思想与指令型课程范式的形成

1949年以后，伴随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亦发生新的转折，它在回旋冲突中苦苦寻觅着自己的定位。回顾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教育曲折演进的发展史，无疑成了一段“创伤记忆”。

建国之初，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钱俊瑞明确指出：“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这一方针清楚地限定了大陆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突出了新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前苏联为借鉴对象的基本特点。教育部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在其创刊词指出：该刊以学习政策、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总结解放区教育经验、展开教育学术思想的批判为主要任务，就行政部门的初衷而言，这时期的治教方针有其合理的历史成份，但此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逐渐“左倾化”，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自然难免被“全盘苏化”的时代思潮所裹挟而逐渐偏离了正常的发展道路。从战争中诞生而又主要忙于政治和经济建设的新中国，来不及构建自身独特的、适合本土实践、富于民族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因而照搬前苏联教育理沦家凯洛夫的学说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作为前苏联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伊?阿?凯洛夫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