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沅水流域的畅想——略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俗特色

随着沈从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他的作品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的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逼近这一“有机体”，有着自己的发现和阐释。由此而构成了一个不断接近沈从文本体，又不断丰富沈从文本体的永远没有终点的流动过程。正是这独特世态人情的和湘西人民不断的发现和阐释，沈从文及其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才得以辉宏和光大。

我认为，沈从文小说及其创作最突出的成就是他那用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怀、清丽流畅的文字，精心描绘出来的千里沅水及各支流两岸灵秀的风光和湘西人民独特世态人情的画轴。其间倾注了作家的整个身心，它不仅为“乡土文学”添加了风采，更为中国现代文学宝库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形成了沈从文小说别具一格的民族化特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湘西、千里沅水流域广泛流行的民俗事象，经沈从文加工、提炼并大量运用到小说中。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袭的文化心理现象。它既包括民众传统的物质生活文化，如：衣、食、住、行习俗，生产交易习俗；也包括民众传统的社会文化，如：家族、亲族结构，婚丧礼仪习俗；同时还包括民众传统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如：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习俗，以及民间的各种语言艺术、游艺竞技习俗等许多内容。它给人们的言行以巨大影响，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传统文化不包括民俗，没有什么人不是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民俗氛围中。民俗从而构成了各民族和地区人民文化生活、精神状态、心理素质上的一些共同特征。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正是反映和表现了这一特征。

一

沈从文在一九三一年所写的<<甲辰闲话>>中，为自己的创作定下了一个总的目标，便是要为他的家乡—边陲极境的湘西，写出“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沈从文选集·后记》四川人民出版社）。因而，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便以特有的湘西民俗风情，表明了作家对民族意识和人物心态的深刻关注，在这一系列的小说中，他以一种热忱和抨击的态度对民族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又多与民俗中的陋俗相连）“作了一种善意的记录”（《沈从文文集》十二卷P86 花城出版社），在他的追寻与探索中虽不无悲凉的气氛，伴随着严峻的民族危机感，同时也表现了“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

成分”（《沈从文小说选》P4 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也正是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中民俗特色的风格。每每人们读后，犹如一杯醇酒，总是使你不断地去思索、回味。

沈从文对他的故乡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浓烈的感情。十四岁独立生活以后，他在沅水流域漂流闯荡，当过土著军队中的司书，警察所的办事员，出版社的校对……。正由于这种颇富传奇色彩的经历，使他对下层社会及民众有着透彻的了解和认识，对故乡的山光水色、风俗人情更是体会殊深、呼之欲出，这些都使得他进一步认识了湘西地区民俗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便不难发现，他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乡巴佬”，正是这种“乡巴佬”的执著，使湘西沅水的神韵融化在他的血液中，形成了他特有的性格及爱憎和哀乐方式；正是这种“乡巴佬”的纯情，才使他写出了充满民俗味的作品来。世界上的任何民俗都是同人民的生活紧紧相关的，所以作品反映人民生活的小说，也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定程度的民俗色彩，这一点对小说是至关重要的，诚如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所说“作品的生命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沈从文在艺术实践中深知这一点，因而他自觉地把民俗的艺术处理作为自己湘西题材小说的丰润土壤。

湘西，西南闭锁、边远的一隅，是“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这里一直被历代统治者称为“中国的盲肠”。它既是历代统治者文治武功的结果，又是保留楚文化的区域。历史总是在一种二律背反的悲剧中艰难前行，惶惑不安的苗蛮民族不惜以血的代价在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极地里创造着，生存着，为楚文化留下了现存的空间。苍老的苗民们过着苍老的生活，沅水流域便是他们活动、演练的舞台，他们不是用文字在记载着楚文化的历史，而是用民俗加人情在延续着楚文化。这些都为楚文化余绪哺育大的沈从文提供了大量的有血有肉的楚文化的原始因子，他拥抱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村落与山野。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以较多的篇幅反映了湘西人民的不幸和阶级压迫的深重，然而这些描写与揭露又大都是熔铸在民俗描写之中的。他的这些小说，没有浓烈的“火药味”，没有刀光剑影，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更没有游离于作品之外的政治说教，而恰恰就是在这种看似轻快、充满诗意的民俗风情的笔调中，作者给我们拉开了湘西人民生活的浓重的帷幕。

小说<<柏子>>(1928年)写的是一个名叫柏子的水手,终年过着飘泊不定的水上生活,他没有自己温暖的家,泊船后就去找自己心爱的妓女过夜

,把一月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腰板钱” 用光以后，由回到船上的故事。这篇小说从表面上看，它无非是在“展览”一种公开卖淫的陋俗，但是我们透过这一民俗事象，却看到了它背后隐伏的普通劳动者辛酸。柏子是一个能吃苦、有力气、识水性、会驾船的身强力壮的水手，按理他凭借自己的本领和劳动，象别人一样应该娶妻生子，享受天伦之乐。可是这种不公道的社会现实却逼着他把剩余的精力和辛勤储积起来的金钱，全部倾之于吊脚楼的妓女身上。这种情爱、欲望的冲动、粗野的动作，不为钱财、不讲卫生，只要有那种力、那种本能、那种愉快，这便是吊脚楼上女人的幸福，也是“柏子们”的幸福。可见，他们并不把这种陋俗看着不正常，并不视之为堕落，他们麻木到习惯于不合理的社会给予他们的这种不合理的生活。当他们还年轻，浑身还充溢着力，充满着冲动，还可以将自己一月所得的血汗钱用来买得这一刻类似烟酒的兴奋于满足，但当白发丛生、皱纹满额时，他们又将是怎样一副情形呢？这使我想起了作者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湘西>>）中给我们展示的那位老水手的苦况，三十年的水手生涯，到头来仍是形影相吊，每天仍过着这种把“经验和力气作八分钱出卖”的生活。难道这位老水手的今天，不就是“柏子”们的明天吗？作者通过这个看似爱的热烈，享受着人生“欢乐”，生命充满了活力，不含沉重色彩的故事向那不合理的、压抑人性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深沉的控诉。

沈从文的另一篇小说<<丈夫>>（1930年）描绘的是当时流行于湘西的一种典妻与卖淫相结合的、腐朽的、由于经济剥削、社会黑暗造成的悲剧性恶俗。它以两性关系的商品化，与人的尊严存在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叙述了一位青年“丈夫”从乡间来到妻子“做生意”的“花船”，在一天一夜间耳闻目睹了妻子受践踏与蹂躏的生活，终于从麻木到觉醒，带着妻子返回家乡的故事。它批判了腐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扼杀人性的罪恶，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渴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心声。

由于湘西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它说明“许多年轻丈夫，在娶媳妇之后，把她送出来”买身已在湘西相沿成俗。难道真是丈夫情愿，妻子自甘沉沦，让人蹂躏？作品中给我们道出了原委：“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由此可以看出，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造成了两类扭曲的人

：一类是作品中的水保、巡官、士兵、他们栖身于腐朽政权的卵翼之下，无度地对劳动人民进行物质榨取，尔后又用榨取来的金钱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蹂躏；一类便是如同“丈夫”一样的贫苦农民，他们倍受物质压迫和情感的折磨。正是由于这双重压迫的惨重，无路可走，他们才做出了任何人都不情愿做出的事来。这是怎样一种人生啊！丈夫惦念妻子，远道而来，可只能眼看着妻子被酒鬼、恶棍践踏而却无权干涉，更无力庇护，他娶妻却无法养活她，有了家却无力维系这个家。“丈夫”的良知终于觉醒，带着妻子没有生息的离开了这个他们洒满泪水的地方。但是，这远没有结束，老七不是出来“求生”才由乡村来到城里吗？现在却又回到那个“实在太穷”的地方去，这无异是由一个火坑往另一个火坑里跳。我认为，这正是作者的用意和高明之处，他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严肃而又痛苦的社会主题，在“现代文明”的污染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人站立的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放得下“诺亚方舟”的净土。因此，我说，<<丈夫>>通过三十年代初湘西城乡生活的真实描绘，抒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生的伟大悲哀。

也许，我上面所举的<<柏子>>、<<丈夫>>对社会现实的抨击与诅咒较为显直。但毕竟当时的作者面对残酷的现实，不赞成革命，更不主张运用暴力的推翻反动统治和改造社会的行动。那么，维持现状忍耐下去吗？也不然，作者有自己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作者认为：“不管是做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水云》）。那么，什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呢？他认为，与丑的现实社会相对照的美，只能是过去的、古朴的自然社会。他把官僚统治与近代文明联系在一起，认为近代文明也造成乡下人受难和痛苦的根源。是这些所谓的文明破坏和污染了人们美好的习俗和人性。因而，他的一些描写湘西民俗的作品，往往是在谴责近代“文明”的同时，折射出对古朴自然美的讴歌。比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1929年）描写一个名叫北溪村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风俗：每到迎春节这一天，所有男子都要为家酿的烧酒所醉倒（从民俗学角度而言，这仍属陋俗），突然听说，地方官来了，要文明了，因此迎春节的习俗也要被禁止了，所以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七个人便跑到山上。在山上，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没有官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山下来了“文明”，官吏的村子却遭了大难，后来许多人来到山洞做客，因此而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最后七个人被官军杀死而悬首示众。美好的日子

和憧憬被彻底的毁坏了。作品向我们所展示的是一幅历史的图画(清雍正年间政府对湘西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强行设立官府，取缔苗族的宗法传统，消灭原有的生活习惯，伴随这一切所发生的是，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野人”们与汉族官府的对抗，最终以悲剧告终。作者无非是要告诉人们，近代文明来了、官来了，这些都彻底摧毁了素朴的美，给人们带来的只有灾难和苦楚。当然不可否认，“改土归流”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与进入，对湘西社会原始落后的社会现状不无推动。但是我认为，同样谁也无权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统治者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少数民族和下层人民所犯下的屠杀和掠夺的罪行。因此，这里作者是从道德角度出发，从被同化、屠杀、掠夺的湘西少数民族和下层人民的心理需求出发，去抨击和揭露统治阶级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作者在叙写历史，但我们仍觉得他是在道今世之悲，诉现实之苦。

二

婚姻悲剧，在旧中国的大地上比比皆是。当时，这一社会现象在沈从文的笔下也得到了竭力的表现。他通过对种种婚俗的描写，再现了湘西农村形形色色的婚姻悲剧，这是他湘西小说的特色之一。

正如沈从文所言，湘西原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后，湘西仍停留在原始或半原始状态，当然这里的风俗习惯也就仍然滞留在原始的落后状态，作为民俗现象之一的婚俗就不能不浸染上这历史的痕迹，因而影响到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婚俗中的陋俗导致了许许多多的婚姻悲剧。

沈从文的小说《萧萧》（1929）是写了一个童养媳的故事。童养婚是我国封建剥削制度同家长制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畸形婚姻。它具有极大的剥削性与强制性，未成年的养女多为廉价买来的劳动力。在家长制的控制下，幼女便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同时还受到体罚和摧残，我国民间故事和歌谣中，有大量反映童养媳悲苦生活的作品，都是对这种恶俗的揭露和控诉。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仅有十二岁，可她的“丈夫”才是刚断奶不久，“十岁娘子一岁夫”的婚姻已够残苦了，更何况她又遇上了一位“生来象一把剪子”那样严厉的婆婆。当他十五岁时，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糊里糊涂地引诱失了身，并怀了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按照族规，她将被“沉潭”或“发买”（这也是家法家规中的恶习陋俗）。但仅仅因为婆家与娘家均没有“谈过‘子曰’的族长，”才被议决发卖，但又由于“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

来要萧萧”，事情延搁下来，十月满足，萧萧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全家欢喜，萧萧被留在了婆家，可生活究竟如何对待她呢，小说最后写道：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了全家中生产者一员了……。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他六岁……，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

这一天，萧萧刚坐月子不久，孩子才满三岁，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小毛毛哭了，她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子来了……，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这一大段描写形象而深刻地告诉我们，萧萧的精神世界中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象湘西大山之中的茅草地，原始、粗糙，她的感性生命处于一种被动的自在状态。这就是生活！十七年前，萧萧接受的是这种生活，十七年后的今天，她的大儿子—牛儿仍然是过着这种生活，待到她怀中的婴儿长到该接媳妇的年龄时，同样是这种生活！萧萧的悲剧不过是一出长剧中的一幕，这种畸形的婚俗的网，永远笼罩着他们。不是吗，我们从萧萧一个人的遭遇看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不仅是对萧萧这个弱女子的个人命运发出的悲悯与哀叹，而是对造成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决少变化而黑暗的社会制度提出的深沉控诉，从中我们听到了作者愤懑的呼声。

是否可以这样说，沈从文的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写生活之“常”和写生活之“变”两种，如果说《柏子》、《萧萧》、《丈夫》写的是交织着“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的湘西社会缓慢发展的常态，那么与萧萧、老七、“丈夫”的命运相比，《贵生》中的主人公贵生则更加不幸。贵生是一个与世无争，靠自己双手过着自给自足生活的老实本分的“干穷人”。他是如此地挚爱着杂货铺老板的女儿金凤，而金凤同她的父亲也早想把贵生招来家中一起生活。但就在贵生兴高采烈地筹办成亲礼物时，他的东家，一个挥金如土的老赌棍竟在其兄，一个曾在旧军队中混上旅长，在一月中嫖了八个“辫子货”的老淫棍的怂恿下，把金凤“抬”走了。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金钱扭曲了人的灵魂，同贵生耳鬓厮磨的金凤也离开了贵生，尽管她和她的父亲当初对贵生是怀有好感，可一旦在金钱和财物面前，他们就断然舍弃了贵生，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理应如此的事。透过这个故事的表层而用民俗学的眼光来审视，实质上是一

种畸形的封建买卖婚姻的表现形式。买卖婚姻是私有制婚俗的一种代表形式，它是以男方用相当数量的财物为代价换娶女方的一种婚俗，这种婚俗给人类社会的剥削压迫制度帮了大忙，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和灾难，更重要的是使得受害者在情感上倍受折磨。这篇小说的主题正是通过展示买卖婚姻给下层人民感情上造成沉重压抑来表现主题的，正由于这一婚俗的描写，就使人们的眼光不再是注意到这“夺爱”的事件上了，而是由此扩展到对整个社会人心的窥探上。无疑，这是在告诉人们，“现代文明”早已把边民原有的那些朴实正直的人情荡涤殆尽，金钱、权势成了爱情婚姻的左右物，这多么令人痛苦和悲哀。最终贵生觉醒了，尽管他没有真正站起来同地主作斗争，而且他的报复似乎也认错了作为真正敌人的对象，他的抗议方式是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实现的，但他最后毕竟还是放了火，反映出了一个老实农民不肯屈从自己的命运，也要有做人的尊严。显然，这已不同于《丈夫》中那个怨而不怒的逆来顺受的年轻人了，他几乎带着敢于反抗的成分了。

《月下小景》以美丽皎洁的月光为背景，描写了两个青年男女在野蛮习俗的迫害下，演出的一出爱情悲剧。寨主的独生子傩右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热烈地相爱着，春秋轮回，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成熟了，但是他们所居住的黄罗寨有个风俗，“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如果违背了这一族规，常常把石磨捆在女子的背上，要么沉入深潭，要么抛到地窟窿里，这个民族认为处女有一种邪气，得到女子初夜权的男子如娶她为妻便要遭到不幸。这是由酋长执行初夜权的陋俗演变而来的。所以男子能得到女子的贞节，却永远得不到女子的爱情，很显然这是一种不顾人性，极其野蛮的风俗，要追求真正爱情的人是绝对不能屈就这种陋俗的。傩右与他相爱的姑娘，谁也不愿意按照本民族的这一陋俗“先把贞操给一个人蹂躏后”再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没有船舶不能过那条河，没有爱情如何过这一生”，这便是他们坚定的信念，他们诅咒“这世界只许结婚不许恋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他们只能用惟一的反抗方式—死，来抨击这“魔鬼所颁的法律”。“月儿就隐在云里去了”，终于这对热恋着的青年，随着月儿去了，到那地位有限的天堂中去寻找他们在人间不能得到的爱去了。他们的死，标示了野蛮的恶俗同自由、真挚的爱情婚姻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更是带着极大的同情与最深重的道义刻划了一对应该得到爱而不能的男女青年的悲剧性反抗，有谁能否认这是一曲血

与泪交织的既带传奇性又带现实性的爱的壮歌呢？
　以上这些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由于作家思想和生活视野的限制，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反抗道路，存在着思想上的弱点。尽管如此，他到底还是通过他的作品真诚地为被奴役、被损害的人们大声呼喊出了生的权利、爱的权利、做丈夫的权利和享受自由的权利；深沉而又严肃地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了控诉。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作者是一位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作家。

三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不仅给我们披露了湘西的落后的陋俗恶风，而且同时他又用那深情、婉转的笔调给我们摹绘了湘西的民俗美。美不是空灵的抽象物，它是具体而生动的，民俗当然亦如此。民俗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但这浓烈的民俗意识往往都是凝聚在一定的物质形式上，无论是在吃、住、行的物质生活中，还是在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以及人生礼仪等事象中，民俗美的本质都存在于具体感人的审美对象之中，当人们把这些民俗事象作为审美观照时，人们便会感到这些民俗事象的民俗美。

沈从文是一位来自民间的作家，他的小说带有湘西边地人民特有的淳厚质朴的品格，带有那个地方特有的色彩、气息和声响，他的根是深深扎在民间的，也是扎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文化传统中的，他常以一种眷恋和颂扬的心态来讴歌湘西人民的民俗美。因为任何一个热爱人民，来自民间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都不会不接触的民俗，所以当他进行艺术创作时，很自然的在笔端就溶进了对湘西口承语言民俗、民间游艺民俗、岁时节令民俗、婚姻民俗等的描写。

沈从文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在他的作品中真切地表现了这一民俗事象。《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长河》、《三三》、《萧萧》、《秋》、《雨后》等作品中都较多地反映了当地唱民歌的风俗，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歌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雨后》中，四狗唱道：“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这首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是发自那个被压抑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生命力的搏动。虽是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牧歌的彩晕。《边城》中，翠翠在祖父进城，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

，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轻歌曼叹，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唱出了她的忧郁和愤懑。

表达男女之间真挚、炽烈爱情的情歌，在民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优美、动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沈从文在他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这些民歌，如《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其中都有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在共同的燃烧着。这些作品中溶入民歌成分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

岁时节令民俗，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日，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也没有放过对这一民俗事象的描写，而是极力描摹，使其成为自己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小说《边城》中，作者就较为细腻地描绘了湘西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俗，从赛龙舟中人们的装束、打扮到龙舟的形状，及其龙舟竞发的场面都刻划得细致入微。那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色的龙舟，头上和腰间缠着红布的青年浆手，那起劲的鼓声，离弦而发的长龙，还有两岸无数“观战”的人的呐喊助威，那红火得近似疯狂的抢鸭子的场面，甚至还没有尽兴的赛手们在月光下玩上个半夜，这一切痴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湘西沅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不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吗？

沈从文对湘西人民淳朴的民俗表现了一种依依不舍的心态，这些同样在他的湘西题材的作品中有较多的表现。这可用婚时民俗来加以说明，婚时民俗是指人们在举行婚礼时的民俗，这种民俗各地不尽相同，自然湘西也就有它与其它地方不同的婚时民俗。在小说《雪晴》中，作者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外出打猎的青年，偶然闯入了一个正在办喜事的人家，因此，他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款待，照理说，主人晚上完全可以拒绝他的留宿，可是主人不仅安排他住下，而且还在他的枕头下放了一包寸金糖。原来这是主人怕客人醒来时，有所见闻，而不知忌讳信口胡说，所以用这甜甜的寸金糖来封住了嘴。哦，这是多

么诙谐、多么轻松，就是这样一种习俗也那样令人倾心，“一切离不了象征，唯其象征，简单仪式中即充满了牧歌的情趣”。这是一幅多么动人、何其浓郁的湘西婚俗画，这善真、这极美，又是多么令人心往。

四

以上笔者用艰涩的笔，对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民俗特色进行了表面、肤浅的分析，尽管她是如此的稚嫩、纤弱，唯其如此，这表明了笔者对沈从文作品的热爱和倾注。他小说中的民俗特色，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湘西下层人民的悲苦与期望，这些民俗的描写与渲染，并非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学而作的“文字游戏”，而是作家的情思所致，是与作品的整体有机结合的，它是一种气氛、一种氛围浸润中的环境，人物便在这种已经情绪化了的环境中活动、生息、创造、哀怨、抗争。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飞跃国界，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正是由于它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正是因为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小说的风采和艺术魅力。这使我更坚信了：艺术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