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魏晋商北朝时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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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魏晋商北朝时期的教育

一、魏晋的学校教育

魏晋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时期,士族地主把持朝政大权,控制仕进之路。当时实行有利于著姓大族的“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门阀制度的膨胀对学校教育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士族享有受教育的特权和优先选官的特权,挫伤了人们求学的积极性。

在这一时期,儒学日渐衰微,而东汉时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新崛起的汇合儒、道(后又加入佛的成分)的玄学,以及史学、书学、文学等,都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经学在这时虽处于中衰时代,但它仍为士族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依据,传授经学的学校在学制系统中始终处于主要地位。这个时期的经学,突破了两汉严守师法、家法与今古文经学的藩篱,摒弃了注重章句训诂的学风,汇释众家经说,注重义理之学,吸收佛、玄思想,注经力求简洁明了,标举大义,一反汉朝繁琐支离以及阴阳五行化的经学,形成“魏晋经学”,对学校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社会现实的影响下,魏晋时期的学制体系也发生了变革。

1.三国时期的学校教育

(1)魏的学校教育

魏政权建立初年,对文教事业开始加以重视。其官学设置,基本上承袭汉制。

①太学

曹魏统治者重视儒术,使其为维护统治服务,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崇儒措施,使太学得到初步恢复。

魏文帝制定“五经课试法”,使考试与选拔统一起来。其规定的主要内容为:初入学者称为门人(即预备生);学满两年并考试能通一经者称作弟子(即正式生),不通者罢遣;弟子学满两年考试通二经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未能通过考试者,可随下班补考,补考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文学掌故满两年并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不得第者,也听随下次复试,复试通过者亦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满两年并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未及格者,亦随下次复试,复试通过者亦为郎中;郎中满两年并能通五经者,擢其高第而随才叙用,不通者亦听再试,试通亦叙用。

魏的“五经课试法”是在东汉的以通经多少来决定官员升迁的考课制度基础上形成的,但把学校教育与文官选拔考试统一起来是魏与东汉的不同之处。

魏太学虽兴办数十年,但其始终未能较大地发挥育才的功能。其原因一是学官遴选不精,生员择取不严,二是学官升迁及官员考选制度有弊,挫伤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②地方学校

曹魏政权建立后,州设文学从事,郡设文学掾,县设校官掾,以主持地方学校。一些地方官员中的热心者仍然兴学。行政官不热心者,学官及学校均为虚设,有名无实。

③律学

曹魏在教育制度上的新发展是律学的创办。227年,依尚书卫觊所请,于廷尉属下设律博士。这是我国律学设置的开端,打破了经学一统的局面。

(2)蜀与吴的学校教育

蜀、吴两国也有兴学之举,并分别有其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

魏、蜀、吴三国,为了巩固其政权,各就其国情,采取一些发展教育事业的措施,所取得的成就都非常有限,这是继两汉教育发展高峰期之后转入低谷期的实际状况。

2.两晋时期的学校教育

(1)西晋的中央官学

①太学

西晋太学是曹魏太学的继续与发展,其规模不逊色于两汉太学。此外,太学生中还有着

门人、弟子、散生、寄学、寄学倍位等不同称谓,这可能是一种程度差异的标志。

②国子学

西晋除继续兴办传统的太学外,还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这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另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也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子学的设置,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

(2)东晋的中央官学

在东晋统治的100多年间,时有兴学之举。但东晋统治者兴学并不是想通过学校来培育人才,而是想用以粉饰太平。

两晋官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占据主导地位。与两汉比较,两晋教育领域几乎为古文经学所覆盖,而今文经学的师法遂归于消亡。

造成两晋国学不振的原因除了与曹魏相同的因素外,还突出表现在:①学校管理松弛;

②学官中缺乏名师。此外,两晋学官是“官师合一”,国子博士、祭酒等大多以侍中、散骑常侍等兼领之,可见两晋学校并不重视学官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

(3)两晋的地方学校

两晋地方学校的开办主要得力于某些热心的地方长官。由于两晋地方学校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员自动设立,因而没有统一规划,经费也无固定来源,这都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此外,由于没有得到国家制度的保障,一旦热心者调离或去世,这些盛极一时的学校就难逃衰废的厄运。

(4)十六国的学校

东晋时期,北方的十六国虽处于兵戎交接之时,但仍从各自目的出发重视崇儒兴学,学校教育获得了局部的、暂时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十六国时期的学校教育事业由于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倡导,仍然处于恢复和发展中。虽然它们大多沿袭魏晋的教育模式,并无多大独特性,而且由于战争和佛教的兴盛影响了学校教育,但它们为后来北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进了各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加速了各少数民族提高文化水平的步伐,在促进各民族的大融合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南朝的学校教育

1.宋与齐的官学教育

(1)宋朝学校教育

宋的学校教育有两点值得关注:

①设“四馆”。宋文帝时,社会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官学教育也出现了暂时的繁荣。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召名儒雷次宗至京师,开儒学馆于京郊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朱膺之、庾尉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文帝也数临学馆,奖励生徒。翌年,又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馆,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馆,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馆。四馆并列,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研究。自汉以来经学教育独霸官学,而此时兴办的研究老庄学说的玄学、研究古今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却与研究经术的儒学并列,这是学制上的一大改革,也反映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实际变化。

②设“总明观”。泰始六年(470年),宋明帝以国学既废,诏立总明观(亦称东观),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10人,其他还置有正令史、书令史、幹、门吏、典观吏等吏员数人。总明观设置后,至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国学兴建方废。总明观的四科虽与元嘉时期的四馆分科相同,但它在四科之上以机构较完备的总明观作为总的领导机构,则较四馆仅以两位儒学士总之,在管理上要更加完善,也使原来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在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2)齐朝学校教育

南齐的兴学,也与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政治、经济情况直接相关。其中,永明年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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