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自由主义

胡适与自由主义
中国文化有两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一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二是晚清民国的诸子。

或许社会的动荡更容易激起思想的碰撞，在外在的艰辛中反而更容易寻到内心的寄托与信念。

我的思想穿过还不算遥远的历史，去看可与百家争鸣相媲美的民国，也因此见到了“我的朋友胡适之”。

之前对胡适的印象，只是浅薄地停留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领导人。

近日因文题细读胡适，不禁被胡适风度所折服。

正如他人所说，世间若有君子，那便是胡适。

陈丹青说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
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有如此厚德君子之风。

”
我并不想细细诉说胡适大师“世间真君子”的风雅，而是因为这位大师用一生坚守的自由主义，已然将这种风范展露无遗。

胡适受易卜生的很大影响，他提出的自由主义，核心是健全的个人主义。

他强调个人的独立思想，与个人要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

也因为如此，胡适承担了所有的艰难，用他的一生坚守自由主义。

文化上的自由，自然是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

胡适曾言：“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他是真正的大师，一篇《文学改良刍议》让那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学究目瞪口呆，让整个社会为之沸腾，这是文学自由；他办《新月杂志》、《独立评论》杂志，
说的酣畅淋漓，喊得毫无顾忌，这是思想自由。

政治上的自由，是民主、宪政、理性的实现。

蔡元培、胡适等人提出了“好人政府”，意在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点改变这个社会，结束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局面。

他们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近代中国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

但很显然，这种理想式的举动并未取得成功，“好人政府”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遗迹。

在种种艰难人情事变中慢慢成长，后期胡适的自由主义便更侧重于容忍。

就如一块璞玉，经过岁月与坎坷的打磨，变得温润动人。

胡适说：“宁愿不自由，也有自由了。

”他把容忍当作是人最难得的雅量，戏说那些‘卫道‘的正人君子，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了容忍的度量了。

诚哉斯言！每一次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暴行，多少都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一切对异端、宗教自由、思想言论的压迫残害禁止，都源于此。

”而这些，胡适看的清明。

如果胡适成就了自由主义，那么自由主义也成就了他。

当年鲁迅发表文章，痛骂胡适是日本人的军师，胡适淡然一笑，不做反驳，任你所有力气，全打在棉花上，实在是可爱，可敬。

到鲁迅去世，胡适未曾发出一句恶声。

且不论两人所为何事，只看这份度量，便已是让世人钦佩。

很多人都会把鲁迅拿来与胡适比较，比较来比较去，往往是一方夸到天上，另一方便贬到地底。

鲁迅直接率真，言语犀利，“横眉冷对”以笔为刃的革命斗士；胡适温厚敦和，言辞委婉，风度翩翩的文
人君子。

两人各有千秋，我等学识浅薄，自是不敢妄加评论。

已定的历史中，胡适的自由主义逐渐衰败，人们更加推崇的是鲁迅。

面对现实，我也只能感叹，容忍自由实在是“生不逢时”。

正如“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在那个激荡的时代，军阀混战、政府腐败，人民在动荡中求生，无数知识分子上下求索。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佛系”自由主义就显得中庸而无用。

政党需要的是奋进的精神和团结一致的思想。

就如毛主席邀请胡适参加共产党，胡适拒绝反而劝共产党作为反对党和国民党一起奋斗。

他的自由主义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不左不右，中庸之道，并不符合那个时代。

但不得不说，如果二十世纪是鲁迅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将是胡适的时代。

在社会稳定逐步走向富强的中国，思想的尊重、包容弥足重要。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文化的涌入，经济发展下的价值观的碰撞，快节奏生活下的浮躁，都让人想到，曾有一位学者，百年前就曾提出真知灼见。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他说。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老者的身影，长衫儒雅，气质谦和，负手而立，眼里是一片澄明。

我仰头，说“先生，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