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说书和通俗小说相容关系

民俗说书和通俗小说相容关系

古代通俗小说文体兼容现象甚为普遍，它既包括通俗小说对诗词文赋、戏曲曲艺等文体的吸纳、整合，同时又包括不同题材类型的通俗小说

文体的交叉、融混。这种文体兼容现象，因为直接关系到通俗小说文

体的生成、发展和演化，所以治小说史者便不能不对之进行必要的关

注与考察。对此，作者曾从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变以及时代文化思潮、

创作风气、审美趣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入手，尝试寻求合理的解释①。后来，作者开始研究民间说书与通俗小说的双向互动现象，越来越觉

得通俗小说的文体兼容与民间说书大相关系，因为通俗小说不仅源自

民间说书，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通俗小说作品本身就是在民间说书的基

础上进行整理、加工而形成的。说书之于通俗小说“文兼众体”特点

之形成，以及不同类型小说文体的交叉、融混等，均曾起过不可忽视

的重要作用。

一、“说书”善于吸纳、整合其他艺术的长处，以增强其艺术魅力，

这使脱胎于“说书”的通俗小说自然呈现出“文兼众体”的艺术特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主要起源于宋元说话。“说话”是彼时瓦舍众伎之一种，它之所以能在瓦舍众伎中独领风骚，这

与它善于吸纳其他表演伎艺的长处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可以通过

现存的一些宋元话本，略作探讨。

1薄八祷啊泵棵可⒃舷嗉洌有时还融合了弹唱因素。

“说话”当然需要口才，但是艺人为了使所说之“话”引人入胜，并

能产生声调铿锵，节奏多变的艺术效果，还经常穿插、念诵大量的诗

词歌赋或骈词骊语，所谓“曰得词，念得诗”，“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②。这样，就使那些根

据“说话”成果整理而成的话本小说，兼具了诗词文体的长处，既可

以提升“说话”的文化品位，同时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功能：或概括

正话的主要旨意，评论人物、事件；或描摹环境、景物，渲染场景氛围；或调节叙述速度，使情节张弛有致，等等。

有时，说话人为了更为有效地增强听众的兴趣，还在叙事时伴以弹唱。“小说”在初期就是有说有唱的。耐得翁《都城纪胜》即说“小说谓

之银字儿”③。银字在唐代是一种乐器，这种乐器以“银字制笙，以

银作字，饰其音节”。徐养原《管色考》说：“一云镂字于管，钿之

以银，谓之银字管。”宋代则有银字笙和银字醏篥。小说之所以叫

“银字儿”，这是因为艺人一面讲说，一面还以银字笙和银字醏篥伴奏、演唱话本中的歌词。象《刎颈鸳鸯会》这样的话本就是说中带唱的；该话本中“奉劳歌伴，再和前声”的例证，说明其在讲唱时是有

音乐伴唱的。《快嘴李翠莲》则串连了李翠莲的一系列唱词，绝大多

数押仄声韵，节奏轻快灵动，犹如现代的快板书。不难想象，这种有

说有唱的表演，在当时肯定是别有一番艺术情调的。至于“讲史”

（当时亦称“演史”），有时也是说唱兼施的。元人王恽《秋涧先生

大全文集》卷七十六中所收的《鹧鸪引·赠驭说高秀英词》④即说：“短短罗衫淡淡妆，拂开红袖便当场。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谈扉玉

有香。由汉魏，到隋唐，谁教若辈管兴亡。百年总是逢场戏，拍板门

矫未易当。”“词话”自然亦不例外。《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

卷五十三“刑法”（四）、《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等，皆有“演唱词话”、“搬唱词话”的说法；关汉卿《救风尘》第三折［滚

绣球］也说：“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凡此，皆说明词话是

伴之以弹唱的。当然，词话仍以散说为主，它的格范是仍属于“说话”门庭之内的。但是，弹唱成分的介入，在一定水准上丰富了“小说”、“词话”的文体表现功能。

2薄八祷啊奔婢吡讼非表演的一些长处。

在瓦舍众伎中，戏曲表演无疑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为它兼取多种伎

艺之长，融歌舞、表演、说唱为一体，能产生多方面的艺术效果。受

其冲击，“说话”艺术也颇为自觉地汲取了戏曲表演的一些长处。元

胡祉？《紫山大全集》卷八《黄氏诗卷序》，就曾谈到女艺人说唱应

当具备的九个条件：“

一、资质浓粹，光彩动人。

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

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

四、语言辩利，字真句明。

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

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

七、一唱一语，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娴熟，非如老僧之诵经。

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快，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

谛听忘倦，唯恐不得闻。

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胡

氏不仅谈及艺人的口头说唱伎艺，而且提到艺人的素质、风姿与表演

技巧，强调艺人在演说时要“语言辩利，字真句明”，“分付顾盼，

使人解悟”，也即借助于不同的声音口吻和眉眼间的传神表情，来准

确地虚拟故事中不同角色的音容笑貌；同时，还要深入角色，“发明

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快，言行功业”，使不同的角色在其“说法”

中“现身”。这样做，无疑能有效地增强说话的“戏味儿”。另外，“说话”还时常采用独白、对白和简略的外部动作等“戏剧化”的演

述方式，来敷演故事，塑造角色。例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

胜仙对范二郎一见钟情，就“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利用买糖水来

找茬儿，巧妙地向范二郎说出了自己的家世、姓名与年龄，引逗范的

注意。话本中，周胜仙的内心独白、对话与动作细节，既鲜活、真切，又趣味盎然，把一个机灵泼辣、热情大胆，甚至有些儿蛮横无赖的少

女写得活灵活现；如果再加上“小说”艺人现场表演时的声情口吻与

眉目传情，那么定然会收到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至于戏曲表演中常见的插科打诨，“说话”也不时地穿插、运用，以

笑耍逗趣，增强说话的吸引力。罗烨《醉翁谈录》就指出，说话人不

仅“说得话”，而且“使得砌”。所谓“砌”，即指插科打诨开玩笑

之类的滑稽话。按陈汝衡的解释：“也就是今天说书艺人的‘耍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