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研究语言学探索的几个问题_黄国文

从２０００年起，笔者一直试图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去探讨翻译问题。

第一篇这方面的习作《功能语言学分析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清明＞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黄国文　２００２ａ）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随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的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２００２年第８期全文复印转载（第１２２－１２８页），也引起翻译界的专家和学者的注意。

此后，笔者还先后在《中国翻译》、《外语与翻译》、《外语教学》、《外语学刊》、《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外语艺术教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这方面的习作。

根据这些年的习作编写而成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于２００６年８月作为“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中的一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

下面从研究范围、理论根据、功能语篇分析、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所使用的语料等五个方面谈谈该书的一些情况。

１．　关于研究范围
该书是英汉语语篇对比分析方面的习作。

我国学者对英汉语对比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但形成大规模的研究队伍是在成立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１９９４）以后（见刘重德　１９９４，杨自俭２０００、２００２，杨自俭、李瑞华　１９９０，李瑞华１９９６，罗选民２０００）。

英汉语比较涉及的面很广，有语言本身（如：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的比较，有文化方面的比较，还有涉及到翻译的比较，当然还有语篇的比较。

近年来有关英汉语语篇对比分析的论文和著作越来越引人注目，我们手头这方面的著作就有：彭宣维（２０００），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２００１），胡曙中（１９９３），罗选民等（２００１）。

彭宣维（２０００）和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２００１）的著作的理论基础是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如，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Ｈａｓａｎ　１９７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和上述两书一样，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的理论指导也是主要来自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个理论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在语篇分析中应用得非常广泛。

据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９４：ｘｖ）自己说，他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之一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我在《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黄国文２００１ａ）一书中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些理论用于广告语篇分析。

该书是从另一个方面进行尝试，分析古诗（词）（该书所说的古诗包括唐宋诗、宋词、元曲）的英译本。

因此，该书的研究范围也属于翻译研究。

作为一个学科，翻译涉及面很广，除了本体理论外，还从语言学、哲学、文学、文艺批评、人类文化学、认知科学、符号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逻辑学等学科吸收营养和精华，为我所用。

因此可以说，翻译学这块领地像是一个胸怀宽广的母亲，有海纳百川的气魄。

翻译学是一门经验性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学科，有人把它当作科学，也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门艺术。

无数优秀的翻译家长期积累的丰富翻译经验和翻译方法，为理论探索者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依据。

多少年来，翻译研究者不遗余力地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翻译理论，目的之一是想摆脱传统的评点式、随想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批评方法。

早在
关于翻译研究语言学探索的几个问题
中山大学 黄国文
内容摘要：　本文介绍《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一书，主要谈五个方面的问题：该书的研究范围、理论根据、功能语篇分析、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所使用的语料。

从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所涉及的一些因素和问题。

关键词：翻译研究；功能语篇分析；古诗英译
作者简介：黄国文（１９５６－），男，英国爱丁堡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威尔士大学“功能语言学”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应用语言学、翻译研究。

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山大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立项项目”（２００５）的资助。

外语艺术教育研究总第１５期
１９６５年，Ｃａｔｆｏｒｄ（１９６５）就试图用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语法思想来建立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理论模式，他所说的“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和“语境意义”（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是源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及其老师、伦敦学派的奠基人Ｊ．Ｒ．　Ｆｉｒｔｈ的理论，这两个概念对后来的翻译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语篇分析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

从近十多年来英国出版的关于语篇与翻译的论著（如：Ｈａｔｉｍ　＆　Ｍａｓｏｎ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Ｂｅｌｌ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Ｂａｋｅｒ　１９９２／２０００，Ｈａｔｉｍ　＆　Ｍａｓｏｎ　１９９７，Ｈａｔｉｍ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Ｍｕｎｄａｙ　２００１）可以看出，语篇分析理论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理论是来自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如：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１９９４；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Ｈａｓａｎ　１９７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在这些以语篇分析作为理论基础的翻译论著中，到处都可看到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关于“纯理功能”（Ｍｅｔ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的论述，像“衔接”（Ｃｏｈｅｓｉｏｎ）、“连贯”（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主位”（Ｔｈｅｍｅ）这类概念是每本论著都会花大量篇幅来讨论的。

比起西方一些先进国家（如英国、德国），我国的翻译研究在采用语篇分析理论方面起步较晚，这与我国其他学科的研究情况一样，是有历史原因的。

最近几年，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学术刊物上有越来越多的论文从语篇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问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例操作。

理论方面，除了论文外，还有一些涉及语篇与翻译研究的论著问世，例如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２００１）和萧立明的《新译学论稿》（２００１）。

这些论著虽然还未能提出一个系统的、基于语篇分析的翻译理论框架（这点与语篇分析本身缺乏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模式有关，见黄国文１９８８：７，Ｈａｔｃｈ　１９９２：１，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１９９４：１，黄国文２００１ａ：２８），但它们对于翻译理论的语篇语言学探讨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近年来，中山大学在语篇与翻译的结合研究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并已经做出了成绩。

例如，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０至１４日我们举行了“系统功能语法学术周”
（主讲人是：Ｊａｍｅｓ　Ｒ．　Ｍａｒｔｉｎ，ＭｏｈｓｅｎＧｈａｄｅｓｓｙ，　张德禄、张美芳、黄国文），参加活动
的有来自全国１０多所高校的１００多名教师和研究生，学术周的主题之一是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见戴凡、王振华２００２）。

我们在语篇与翻译的研究方面也初步做了一些尝试（如：张美芳、黄国文２００２，黄国文、张美芳２００３，张美芳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１ａ，２００１ｂ，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２ｂ，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张美芳、柯飞　２００１，黄国文２００２ａ，２００２ｂ，２００２ｃ，２００２ｄ，２００２ｅ，２００２ｆ，２００２ｇ，２００２ｈ，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２００３ｃ，２００３ｄ，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尚媛媛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我们的研究也已引起同行的注意（《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２．４：６２－６３）。

正是在上面所说的大环境和小环境下，我们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４至２６日主办了“语篇与翻译”国际会议，邀请国内外专家（如Ｂａｓｉｌ　Ｈａｔｉｍ，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Ｓｃｈａｆｆｎｅｒ）到会指导，希望通过这次学术会议与同行切磋，把这方面的研究提高一个层次。

从２０００年起，我已有三位博士研究生（尚媛媛、李发根、司显柱）从功能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并已做出成绩（如，尚媛媛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２００５；李发根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２００４ｃ，２００４ｄ；李发根、张友香、李琪　２００５；司显柱２００４ａ，２００４ｂ，２００４ｃ，２００４　ｄ，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２００５ｃ，２００５ｄ，２００５ｅ，２００５ｈ，２００６ａ）。

正如笔者在“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黄国文２００５）中所说的那样，中山大学的王东风教授近年来发表了几篇借用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要概念探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论文（如：王东风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ａ，　２００５ｂ），是国内翻译界热心或有志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学者之一（其他人包括中山大学的张美芳教授、清华大学的罗选民教授、江西财经大学的司显柱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的李发根教授、深圳大学的尚媛媛副教授等）。

２．　该书的理论根据：功能语言学
如书名所示，该书是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主要讨论汉语古诗词英译分析的语言学途径。

理论基础主要是Ｍ．Ａ．Ｋ．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如：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１９９４；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　Ｈａｓａｎ　１９７６）的系统功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能语言学。

书中的很多概念、观点、说法和分析方法都是来自这个理论。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学理论，它的目的之一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这个理论框架可用来分析语言中任何口头语篇或书面语篇、任何单语或双语（或更多语码混合）的语篇；它当然也可用来分析译本，但它不是为翻译研究而建立的理论。

在翻译研究中，“功能”有两种概念，一指英国翻译研究学派，这个学派以广义的功能语言学理论（笔者称之为“大功能”）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笔者称之为“小功能”）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包括Ｐｅｔｅｒ　Ｎｅｗｍａｒｋ，　ＢａｓｉｌＨａｔｉｍ，　Ｉａｎ　Ｍａｓｏｎ，　Ｍｏｎａ　Ｂａｋ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Ｓｃｈａｆｆｎｅｒ和Ｊｅｒｅｍｙ　Ｍｕｎｄａｙ；一指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派，这个学派特别强调译文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其主要人物包括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Ｒｅｉｓｓ，Ｈａｎｓ　Ｊ．　Ｖｅｒｍｅｅｒ，　Ｊｕｓｔａ　Ｈｏｌｚ－Ｍａｎｔｔａｒｉ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Ｎｏｒｄ。

该书的讨论与这两种概念没有直接关系。

３．　该书的重点：功能语篇分析
从文献上看，我国翻译界的学者在汉诗（尤其是古典诗歌）英译方面已做了很多工作，有些主要是从事翻译实践，有些则主要对译文进行研究，还有些人既做翻译又写评论文章。

关于汉诗的英译标准，也是见仁见智。

国内已有很多学者对古诗英译发表了颇有见地的评论，但大多数人主要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角度出发，他们分析中的主观成分较多，而且有些评论是随想式的、个人经验式的。

这种做法的利弊自有公论，该书不作任何评论。

关于古诗英译问题研究，国内翻译学界名家如云，各位大家都有自己的高见（可参见顾正阳２００３，张保红２００３，卓振英２００３，穆诗雄２００４）。

笔者对翻译研究不深，也无意对名家的译作评头品足，而是试图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提出我们不成熟的分析和看法，同时通过分析来检验这个理论在语篇分析中的可行性。

但由于该书是对诗歌的功能语篇分析，所以重点在于语言分析和语篇分析上，而没有从文学欣赏角度去读诗、分析诗，这点要请大家原谅。

从语言
分析和语篇分析的角度入手去解读古诗的英译，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值得探讨；该书的分析是否达到预定的目的，这要让读者去评判。

虽然该书的讨论属于古诗英译问题研究，但与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做法有些不同。

国内很多人在探讨古诗英译时都会提到“意美”、“音美”、“形美”这些标准。

对于这个译诗标准，有人表示赞成，而有人则表示反对。

从目前的情况看，翻译界还没有普遍认可的古诗英译标准。

笔者无意加入这场关于“意美”、“音美”、“形美”的争论，因而该书也尽量避免涉及“三美”问题。

此外，很多研究古诗英译的专家特别注重译文的音节和押韵问题。

较多见的做法是：汉语的７字一行的诗歌译成英语的１２个音节一行，５字一行的诗歌则译成英语的８个音节，正负不得超过１个音节。

在押韵方面，通常采用的是英语的随韵（ａａｂｂ）或交韵（ａｂａｂ），不用抱韵。

虽然译文的音节和押韵在衡量译本时非常重要，但在该书中，我们基本不涉及这方面的问题。

有人认为，古诗翻译的主旨在于意境的传达，也有人认为，对古诗的理解在于读者。

由于读者和译者的素养、背景和心境等的不同，对同一语篇的理解和反应当然也不一样。

此外，从事汉语研究的人，在对一些词语的处理上不一定有从事英汉语对比的人那么敏感。

汪榕培（２００１）曾经谈到，他在翻译《诗经》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关关雎鸠”是一只鸟还是一群鸟，如果是一只鸟的话究竟是雄鸟还是雌鸟，“关关”又究竟是什么声音。

据我们的观察，类似这种问题搞汉语研究的人不一定会想到，也不一定会认真去探讨。

如果可以进一步“类比”的话，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在古诗词翻译方面不一定会与从事语言分析的人想到同样的问题。

因此，在文学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的分析应该是会给研究者带来启示的。

要翻译好一首诗，首先要对它进行解读，揣摸作者的意图，理解诗的含意，体会诗的意境，然后才能选择特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诗所要表达的意义。

译者所选择的形式（包括语篇的宏观结构、小句、词组和单词）必须能最大程度传递原文的语义和意境。

特定的形式表达特定的意义，形
黄国文：关于翻译研究语言学探索的几个问题
式是意义的体现（黄国文１９９９：１０６－１１５）。

富有经验的人在翻译作品时可能没有刻意去考虑形式的选择问题，但作为语篇分析者，我们应该找出翻译者为什么使用某些特定的形式而不用其他可能的形式去表达原文的意义。

无论译者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使用某种形式，他所做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择所带来的效果，因为选择本身就是意义。

在功能语篇分析的实践中，我们认为对语篇进行分析大致有六个步骤：（１）观察（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解读（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３）描述（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４）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５）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６）评估（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这六个步骤构成了一种方法，也可用于研究翻译问题或译作。

该书第１４章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介绍和演示。

应该指出的是，在对语篇进行功能分析时，必须注重语言和语法分析。

早在８０年代中期，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８５）就高瞻远瞩，看到了语篇分析不注重语法分析的问题，所以他明确指出，语篇分析不能代替语法分析，没有语法分析的语篇分析根本算不上是分析。

我们（黄国文２００２ｈ）说过，语篇分析不能没有语法分析，在进行语篇分析时，我们必须给语法分析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但是，正如Ｂｌｏｏｒ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ｒ（１９９５：２）所说的，对于Ｈａｌｌｉｄａｙ来说，成功的语法体系应该是把意义和使用者当作中心来考虑，并且从意义和功能角度探讨语法问题。

功能句法分析遵循的是“形式是意义的体现”这一功能思想（黄国文１９９９：１０２），它与传统的句法分析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句法分析是为意义分析服务的，而不是无目的地为分析句法而分析句法”（黄国文１９９９：１１５）。

４．　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１９９４：ｘｖ）认为，语篇分析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目标。

较低的层次是弄明白语篇本身所表达的意义，通过语言分析来说明语篇是怎样表达意义和为什么会表达那样的意义。

这种分析可揭示语篇的多义性、歧义性或隐喻性。

这个层次的分析如果基于一定的语法体系，那应该是不
难达到目标的。

比这个目标更高的层次是对语篇进行评估，通过语言、语篇分析可以说出为什么某一语篇达到（或没有达到）它的目的；也可以说在哪些方面这个语篇是成功的，在哪些方面是失败的或不是很成功的。

这个目标不容易达到，它不但需要对语篇本身的分析，而且还要考虑到语篇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同时还要探讨语篇与语境之间的各种关系。

该书在较低的层次方面做得比较好，而在对语篇（古诗的英译本）进行评估方面做得还不够。

但无论如何，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去探讨翻译和英汉语篇对比，是会给我们带来启示的。

书中各章的分析主要围绕着两个目的：一是试图通过功能语言学分析来揭示一些翻译者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希望该书的分析可以给翻译研究带来一些启示；二是通过对汉语古诗的英译本分析检验功能语言学在翻译研究和语篇分析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

５．　该书的读者和语料
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目的读者。

该书的目的读者可分为三类：（１）语篇分析、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希望他们能从该书的讨论中看到语言学理论在语篇分析中应用的可行性；（２）语篇分析、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方向的教师和研究者，希望他们能从该书的讨论中看到语言学理论在语篇分析中应用的局限性；（３）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研究者，希望他们能从该书的讨论中得到启发，并有兴趣从语言学角度去探索翻译问题。

作为该书语料的古诗词主要是唐诗。

从文献上看，国内外出版了很多古诗词曲英译集，而这些集子的读者主要有三类：（１）国外汉学家；（２）以了解中国古诗词曲为目的的普通读者（尤其是读不懂汉语的人）；（３）我国英语学习者。

前两类读者通过译文，了解中国的文学、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第三类读者通过英译本学习英语和（或）复习（或学习）中国古诗词曲。

这三类人都不是把古诗词曲英译本作为语篇分析的研究对象；像我们这样的读者估计在国内外都不会太多。

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由于我们接触这个问题较晚，限于时间和条件，收集到的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

该书初稿写成后，陆续又收集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来不及在书中进行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被用作语料的汉诗词曲英译本，在讨论中既有赞扬的，也有作商榷性的评价的；这些评价大多数是针对译文的局部问题，而不是对整个译本的全面评价。

我们一贯非常敬佩那些从事翻译实践的专家，尽管书中有些地方对某些译文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但我们丝毫没有贬低甚至否定某些译文的想法。

在我们看来，自己的译文（作品）被学界同仁（尤其是语言学者）引用、评论，这就是受到学术界重视的表现。

试想，如果一本书出版后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去阅读或研究，那出版该书又有何意义？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对该书所提到的译者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译本，该书的研究就不可能了。

６．　结　语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一书从功能语言学的路向研究翻译问题或译文，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国内还不多见；我们努力的目的是试图通过语言学分析揭示，对翻译作品进行语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对一些翻译问题重新审视，同时也希望通过对汉诗英译的语言分析来检验功能语言学在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方面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翻译是一门科学，它同时也是一门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它存在着难以阐释的灵感问题）。

用语言（学）分析和语篇分析方法来评价和衡量翻译作品，这肯定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我们是清楚的，希望读者也明白这一点。

我关于古诗英译研究的一些习作能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使我有了在这方面继续探索的冲动和动力。

我的努力也引起翻译界的专家和学者的注意；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我的语言学尝试。

从功能语言学和语篇分析的角度去解读和分析汉诗的英译，这种做法是否可取，值得探讨；我们所做的分析是否达到预定的目的，这要让读者去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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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关于翻译研究语言学探索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