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白先勇和福克纳小说的文化乡愁

试析白先勇和福克纳小说的文化乡愁
作者黄利平 028*********
摘要：白先勇和福克纳的文化乡愁之所以根深蒂固，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并且与作家的个性修养身世境遇息息相关。

文化乡愁通过对已逝文化传统的缅怀和追寻，达到了对现实对人性的审视和探讨。

他们都喜欢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

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畸零人的精神危机，洋溢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对已逝的时空和文化的乡愁。

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乡愁无论在东西方都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导致了人类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困境。

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

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研究这一课题，把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引向广阔的历史空间，并从文化的高度上审视现代困境的尝试，为当代着眼现代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通过比较、探讨他们作品中的乡愁的语境、忧郁的象征和作品给人的启示，揭示出白先勇和福克纳对已逝文化传统的缅怀和追寻，达到对现实对人生的审视和探讨。

关键词：文化乡愁，象征，文化传统，现代性
前言：作为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白先勇被大陆的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几乎与他被“引进”大陆相同步。

从1979年到现在，21年来，白先勇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着力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

郑容、山口守一等对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作过系统的研究。

而我国对福克纳的翻译与研究主要是在7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开展起来的。

如今，福克纳一些代表作品已经被译成汉语，对他的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

由于两者身世境遇相似，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畸零人的精神危机，洋溢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对已逝的时空和文化的乡愁。

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乡愁无论在东西方都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导致了人类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困境。

因此欧阳子、朱立立等人都对两位作家的作品中的文化乡愁作过比较，把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引向广阔的历史空间，并从文化的高度上审视现代困境的尝试，为当代着眼现代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化乡愁与所有文明进程始终相伴，它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文化传统中彰显得更为强烈。

原始神话、伊甸园、乌托邦和桃花源一直是不断沉沦的世俗生活的自我安慰和心灵救赎，而现代人的家园意识，则是通过对现实困境的反抗和对传统文化的感伤而凸现的。

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创作体系中，文化乡愁以其同一性体现在众多作家的作品中，白先勇和福克纳是其中的典型作家。

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畸零人的精神危机，洋溢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对已逝的时空和文化的乡愁。

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乡愁无论在东西方都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导致了人类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困境。

一、白先勇和福克纳小说中的乡愁的语境
故乡永远是人类生命与精神的起源和归宿，“乡愁”也就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

综观浩如烟海的乡愁作品，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大类型：空间乡愁、时间乡愁和文化乡愁。

空间乡愁是指由去国离乡而引发的怀乡思亲之情，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怀念对象。

时间乡愁则是一种对所失去的时间，青春和辉煌的悲哀美学，它是由空间乡愁生发出来的，相比之下更为抽象。

而文化乡愁则与纯粹的思乡之情和简单的“追忆似水年华”有境界高下之别，它融合了家与国、时间与空间，侧重涵盖广远的“文化传统”[1]。

所谓“文化”，是一个涵盖“物质”、“精神”及其结合
物“制度”在内的广义概念，有着特定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人是万物之灵长，对于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它的兴衰更替，总是免不了思绪缤纷，并将之形诸笔墨。

1、乡愁语境的产生
去国离乡，或许还有归还之日，而时间和文化的丧失，则是不可更改无法追回的，因而文化乡愁较之空间乡愁更为凝重深沉。

任何一种原创性的文化承担，在面对一种异文化、一个文化他者的时候，很容易泛起一种自身的文化乡愁，而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在当今世界迅速扩张的现实，更是加剧了文化乡愁的泛起，使文化乡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为对民族文化自我强化和自我塑造的强烈渴望。

这种渴望实际上渗透着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家园意识、回归意识。

而这种批判意识和回归情结，是通过对现实困境的反抗和对传统文化的感伤而凸现的。

由文化乡愁而引发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人类生存境况危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已成为一种世纪性的精神病魔。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将乡土文学定义为不单是文学主题而且是作家心性发露，同样作为乡土文学的纵深，“文化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而且反映出一个群体的心理状态。

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稍有历史感和社会感的作家，面对着传统文化的分崩离析，感受着辉煌岁月的黯淡消隐，普遍都怀着一种不可排遣的文化乡愁。

作为出色的现代主义作家，白先勇和福克纳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由旧制度旧文化的丧失和新价值体系的混乱引发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对现代文明的审视中，达到对民族文化忧患的叩问，对遥远的文化传统的追溯。

2、从对象和主题中体现乡愁的语境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和《纽约客》，分别描写流落至台湾的大陆出身者和寓居美国的中国人，时光的“丧失感”和文化的“无根感”是两个系列的关键词。

“纽约客”系列开始较早，但却包括了直至八十年代的作品；与此相比，“台北人”系列则限定为65年至71年间的创作，主题的集中性更高。

而“纽约客”系列由于写的是身处美国的中国人，因而不直接受台湾状况的限制，得以广阔地反映包括台湾与大陆在内的中华文明圈的精神认同危机，而“台北人”系列却不得不限定在大陆出身负荷着往时记忆在台湾艰难挣扎的60-70年代。

基于这一原因，不妨认为相对于“台北人”系列引发的对乡愁问题的多层面思考，“纽约客”系列则凸显了中国人在异国文化冲击下产生文化无根感这一同一性问题。

两部作品的卷首语就涵盖了两个系列的主题。

《台北人》卷首所题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准确传达出在战乱中流落台湾的大陆人的今昔之感、故国之思，集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浸透着一种穷途末路的“王谢子弟”的绝望感。

而《纽约客》卷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则与客居纽约的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夹缝中寻求价值重估而终至自我迷失的生存境遇相通。

白先勇曾坦言自己受着一种“文化乡愁”的神秘控制：“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

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而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

”[2]他没有用直白的语言把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寻找写成一首诗，而是把强烈的文化乡愁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潜藏于作品之中。

读者能从他的小说背后读出这个世界失落了一首真正的诗，诗里有着民族的青春，历史的骄傲，人种的尊严，诉说着遥远的梦想，殷切的思念，悲怆的祭奠。

浓浓的乡愁，渗透于每篇作品，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这种乡愁恢弘深厚，气势夺人，凝结成具有独特魅力的美学品格。

威廉·福克纳作为南北战争之后南方文艺复兴的旗手和南方文学的精神领袖，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继承了南方的浪漫主义传统，在艰难的文学探索之后转向故乡那一片“邮票般大小的土地”，创作出围绕南方世家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展开的，展现二百年来南方社会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和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种种弊病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

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福克纳看到美好横糟践踏，南方曾有过的传统和秩序，已被战败的事实摧毁殆尽，他看到追求艺术的世界和现代生活的荒原交错在一起，他也看到在新的颓废时尚下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救赎的风格。

因此，当他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时，南方历史的失败，
西方世界的没落，现代社会的堕落，都构成他为缔造艺术的现代定义与发现一种现代风格时的推动力。

福克纳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种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此外，他还塑造了一系列的理想主义者如昆丁、艾克（《去吧，摩西》）等，通过他们迸发出对历史上旧南方美好传统和秩序的呼唤。

战争使传统南方从物质到精神都彻底垮了，金钱主宰了一切，新生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在福克纳看来，只有远离工业文明金钱世界的穷苦乡下村民和黑人还保持纯洁的道德力量和永恒的精神力量。

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喧哗与骚动》从属于“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以杰弗逊镇没落贵族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史为叙述中心，描写了各家族成员的遭遇和精神状态。

书名取自于《麦克白》中的一段台词：人生是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这一题目密切了与文学传统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了处在解体中的没落家贵族的痛苦无奈。

麦克白在梦想破灭、一败涂地和家破人亡的境况中所显露的绝望和虚无主义，与美国旧南方的飘零子弟们在旧秩序解体后既不能退回到过去的传统之中，又不能跟随生活前进建立新的价值体系的进退维谷的悲哀绝望遥相呼应，十分契合。

现实中毫无意义的喧哗与骚动，奏响的正是对旧制度旧文化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二、文化乡愁中的忧郁的象征
1、用象征来深化主题
现代主义文学普遍运用象征隐喻的方式，使文学对生活的描写从表象走向本质，从表层走向深层，从现实走向超现实，从所指走向能指，形成一种文学艺术的深度模式[3]。

白先勇和福克纳作为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自然而然地以象征为主要手法来表现“文化乡愁”这一宏大的历史性的美学命题。

象征不同于典型，如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我们不能说她是一个典型的红舞女，因为这一形象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

她是一个勾起漂泊者乡愁却又消解着乡愁的对象，但她本身并不存在乡愁，只是扼杀别的乡愁客的死亡制造者；“天若有情天亦老”，而尹雪艳却超脱了时间的界限：“总也不老”[4]，又超脱空间的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5]，她不是一个常态的人，而是幽灵，是仙魔，她的言行举止，超越了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她的意义，也就超越了一切典型。

她实际上是一个恒定、姣好而又从容的制造着死亡的时间象征体。

相同的象征出现在《喧哗与骚动》中：
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滴答滴答地响。

这表是爷爷留下来的，父亲给我的时候，他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

我把表给你，不是要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记时间，不要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

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

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

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

[6]
这是作品开头部分康普生先生一段关于时间的毁灭性的虚无主义议论，“表”在这里象征着时间及其毁灭性，而福克纳特意说明那块表是“祖父的”，又由父亲传给他，这无疑在暗示它同时也象征着传统。

因此，昆丁的“听表”也自然有了更为深刻宽广的意义。

他不仅在倾听那毁灭一切的时间的声音，也在听命于传统。

表是昆丁的叙述中出现最多的意象，达61次之多，可见其重要。

由于这块表既象征时间（变化）又象征传统（过去），通过这个象征意象，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昆丁处于传统与变革的夹击中，毫无逃脱的希望，这实际上也是康普生家庭乃至整个旧南方的不可挽救的命运。

象征使得有限的场景和人物，指向深广的意义范畴，而许多对话和叙述语言也常常包含着弦外之音。

白先勇“台北人”系列中《冬夜》这一短篇，可以作为典型例子。

《冬夜》展现的是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面临的窘境。

这里，开篇就是余教授在冬雨里等待昔日故人的一幅萧瑟图景，“冬夜”、“冷雨”、“破雨伞”等意象无疑是要表达传统文化面临西方文化所呈现的尴尬处境；余教授在雨中“撑伞”等候故人，在这个定格的画面背后则是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御雨的伞已经抵挡不住潇潇的冬雨，使他在现实的冷酷中打了个“寒噤”。

此时此刻，余教授已不仅仅是一个在冬雨中打着寒颤的教授，更是传统文化处于西方物质文明强烈冲击下的影射，这么几行看来别无他意的描写文字，就已经暗中道出了《冬夜》的整个故事的文化背景。

同白先勇一样，福克纳也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象征来深化主题。

《喧哗与骚动》开篇描绘了外祖母丧礼那天，康普生家被打发出去玩的不知情的孩子们想探询究竟。

可是在院子外好奇的一大群孩子中，只有凯蒂一个人敢攀到树上窥视家中动静。

她的三个兄弟站在树下，仰望她那在河边玩时沾满污泥的内裤。

福克纳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意象。

”[7]这个意象，具有双重象征意义：死亡和失贞。

孩子们无意间发现了他们家庭的命运和生活的真谛。

弄脏的内裤，象征着“堕落了的凯蒂”[8]，而凯蒂的失贞，给这个崩溃中的家庭带来最致命的打击。

它使昆丁信仰彻底破灭终至跳河自杀，使她父亲堕入用酗酒来结束自己生命的境地。

凯蒂的沾满污泥的内裤，固然象征着她的觉醒：蔑视传统贞节观，以放纵肉体来表达反抗，追求属于自由真实的自我，同时也象征着传统道德模式的崩溃，象征着康普生家族及其所代表的旧制度和旧传统的彻底死亡。

2、用堕落、死亡来象征文化的解体
白先勇和福克纳都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象征一个上流社会不可挽回的崩溃趋势，隐喻一种曾经辉煌的文化的逐渐解体。

如“台北人”系列中李家少爷（《思旧赋》）和《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作为家族的继承人，他们却都是白痴，这预示着家族的荣耀传统，将不再被承继下去。

《喧哗与骚动》以耶稣受难的星期为时间背景，小说中班吉部分的时间是4月7日圣礼拜六，这一天正好是班吉33岁的生日，而耶稣正是33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里就有了十分明显的影射性。

班吉虽是一个白痴却有着耶稣般超自然的能力，他能从姐姐凯蒂的身上闻到树的清香（“树”暗示着伊甸园园中的生命之树），而当凯蒂失去贞操之后，他再也闻不到那种香味，他知道他永远地失去了凯蒂。

他曾经敏感地觉察出凯蒂身上气味的变化，也曾哭闹不休表示抗议，但最终无法改变她的堕落。

班吉毫无意义的喧哗，象征着耶稣的痛苦无奈，进而揭示了代表着南方传统体制的康普生家庭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无法改变。

死亡现象与痴狂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

昆丁的跳河自杀和“纽约客”系列中李彤（《谪仙记》）、吴汉魂（《芝加哥之死》）的自沉于湖底，都是出于在传统崩溃价值重估之际迷失了自我。

曾经的神圣、追求、理想、踌躇满志等灼烫心灵的字眼已被苦闷、彷徨、荒淫、悲观绝望所亵渎、替代，激情开始冷却，崇高反受嘲弄，昂奋的主体意识一旦陷落低谷，自信自强转而沦为自暴自弃，在他们身上，原有的价值体系、精神传统已在现代性和异文化的包抄中分崩离析，新的价值又没有重新估定，他们信奉的“上帝死了”，幻想的天堂也就沦为地狱。

于是疯狂、堕落、裂变、死亡便成为这类“夹缝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不同的是，福克纳影射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影射一战之后混乱的失去依托的西方世界。

白先勇背负了五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重负，他所表现的不仅是一个阶层的衰落，而且反映了一代中国人因去国离乡而产生的家园丧失感和文化无根感，表达了怀旧回归意识，和重塑民族文化品格的强烈渴望。

由于白先勇和福克纳都有着某种宗教信仰，都崇尚灵魂，因而对宿命都怀有原始的敬畏。

读他们的作品，doom（命、劫数）、curse（孽、天谴）等字眼，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欧阳子认为二人都有心将自己的冤孽观，引申而影射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种文化。

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无法控制与生俱来的冤孽，那么，一切为之的努力，皆无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
衰，国家之兴亡，社会之宁乱，[9]这是很有见地的。

作为文化载体的个体的人，处于社会变革之中，既无法逆转旧文化旧制度的丧失趋势，又无法完全超脱自身的矛盾性和脆弱性，因而文化乡愁便如影随形，无法排遣。

昆丁和吴汉魂，都是由于内心的矛盾脆弱使得他们无法超越危机，而只能以死表达无力的反抗。

昆丁病态般地执迷于康普生家族的声誉和南方传统价值观，而实际上这一切已行将就木，他只能偏执地将两者寄托在凯蒂的贞操之上，其信仰的脆弱可想而知。

高度敏感的神经使昆丁想得很多，而软弱无能的性格却使他做得很少，他幻想着能有逆转历史车轮的能力，而他并未丧失的理智又在时刻嘲弄着他的不自量力，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滋生出无尽的、致命的悲哀与绝望。

同样脆弱无能的还有吴汉魂。

他蜗居芝加哥的一间地下室里苦学六年,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最终却在这座美梦与噩梦交织的城市中投水自杀。

吴汉魂其实并非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一如他的名字的那样，他并没有一颗结结实实的中国魂。

忧心忡忡、怯弱无能是他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

只有躲在封闭的地下室中才觉得安全；在拥挤人流中迷失方向；被妓女误认为是日本人，却张口结舌无以争辩……无数的事例表明吴汉魂在被冷漠无情的美国文化击倒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信仰不堪一击的空壳。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国人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当20世纪的中国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残骸中走出，期望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时，却发现西方文化正处在自我否定的混乱危机之中。

刘俊在《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中敏锐地指出了吴汉魂实际上是处在两难的境地：“具有母体文化象征意义的母亲，在吴汉魂的灵魂深处竟是个冰冷僵硬的尸身”，代表西方文化的芝加哥则是一片“荒原”，而吴汉魂“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挣扎使他备感艰辛，……他既不愿抱守着‘母亲’冰冷的尸体来寻找精神的价值，似乎在西方文化的‘荒原’中也看不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他最初的选择是放弃传统文化而追寻西方文化，可现实却是传统文化既不能彻底忘怀，西方文化也并不易于进入”。

[10]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痛苦，与他们本身存在的弱点密切相关。

旧文化旧制度的丧失既无可改变，人类自身的矛盾性和脆弱性又不可能彻底避免，文化乡愁在这种情境下就成为无法驱除的精神病魔，成为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成为作家无法避免要面对的文学主题。

三、白先勇和福克纳小说中的创作启示
德里克·沃尔克认为艺术是历史的乡愁，人类精神有重返故乡的逆溯性。

白先勇和福克纳通过文学这种“表面的复古”形式，达到对人类精神上失去的东西的寻找，以此表示对现实的审视和探讨。

1、如何确立作品价值坐标
福克纳描绘了一幅全方位的美国南方社会的图景，他的笔下出现最多的是丑恶、扭曲的灵魂和荒诞不经的生活现实。

人们在那里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忠诚和信任，有的只是仇恨、变态和紊乱。

在这些表象的深层意义上，作家探讨的是祖先的罪恶给后代留下的历史重负，物质文明和金钱意识对人性的摧残，西方现代社会人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难以沟通等社会问题。

白先勇的作品同样也表现了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而他们思考现代性问题的方式与其他现代作家有很大不同。

后者的思考大多具有当下性，现代世界往往被孤悬于时间和历史之外。

而白先勇和福克纳则将思考引向广阔的历史空间，从时间之轴文化经纬的高度上审视现代困境。

文学对现实问题的表现常遇到一个难题，便是关照距离与角度的缺乏，容易导致思想的短视和暧昧不明。

在现、当代还遇到如何确立作品的价值坐标的问题。

白先勇与福克纳的实践极富启发性。

在他们对现实的表现中，传统文化始终作为现实的参照物，传统精神成为作品的价值尺度。

正如荣格所指出的：“艺术家以不倦的努力回溯于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这恰恰为现代的畸形化和片面化提供了最好的补偿。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