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白先勇和福克纳小说的文化乡愁

试析白先勇和福克纳小说的文化乡愁

作者黄利平 028*********

摘要：白先勇和福克纳的文化乡愁之所以根深蒂固，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并且与作家的个性修养身世境遇息息相关。文化乡愁通过对已逝文化传统的缅怀和追寻，达到了对现实对人性的审视和探讨。他们都喜欢采用痴狂、堕落、死亡等现象，影射一个上流社会大家庭之崩溃，更进而影射一个文化之逐渐解体。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畸零人的精神危机，洋溢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对已逝的时空和文化的乡愁。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乡愁无论在东西方都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导致了人类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困境。所不同的美国南方文化，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而白先勇所背负的，却是个五千年的重荷！研究这一课题，把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引向广阔的历史空间，并从文化的高度上审视现代困境的尝试，为当代着眼现代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比较、探讨他们作品中的乡愁的语境、忧郁的象征和作品给人的启示，揭示出白先勇和福克纳对已逝文化传统的缅怀和追寻，达到对现实对人生的审视和探讨。

关键词：文化乡愁，象征，文化传统，现代性

前言：作为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白先勇被大陆的文学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几乎与他被“引进”大陆相同步。从1979年到现在，21年来，白先勇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着力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郑容、山口守一等对白先勇的文化乡愁作过系统的研究。而我国对福克纳的翻译与研究主要是在7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开展起来的。如今，福克纳一些代表作品已经被译成汉语，对他的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由于两者身世境遇相似，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畸零人的精神危机，洋溢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对已逝的时空和文化的乡愁。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乡愁无论在东西方都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导致了人类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困境。因此欧阳子、朱立立等人都对两位作家的作品中的文化乡愁作过比较，把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引向广阔的历史空间，并从文化的高度上审视现代困境的尝试，为当代着眼现代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化乡愁与所有文明进程始终相伴，它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文化传统中彰显得更为强烈。原始神话、伊甸园、乌托邦和桃花源一直是不断沉沦的世俗生活的自我安慰和心灵救赎，而现代人的家园意识，则是通过对现实困境的反抗和对传统文化的感伤而凸现的。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创作体系中，文化乡愁以其同一性体现在众多作家的作品中，白先勇和福克纳是其中的典型作家。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畸零人的精神危机，洋溢着一种不可排遣的对已逝的时空和文化的乡愁。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乡愁无论在东西方都导致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导致了人类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困境。

一、白先勇和福克纳小说中的乡愁的语境

故乡永远是人类生命与精神的起源和归宿，“乡愁”也就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综观浩如烟海的乡愁作品，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大类型：空间乡愁、时间乡愁和文化乡愁。空间乡愁是指由去国离乡而引发的怀乡思亲之情，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怀念对象。时间乡愁则是一种对所失去的时间，青春和辉煌的悲哀美学，它是由空间乡愁生发出来的，相比之下更为抽象。而文化乡愁则与纯粹的思乡之情和简单的“追忆似水年华”有境界高下之别，它融合了家与国、时间与空间，侧重涵盖广远的“文化传统”[1]。所谓“文化”，是一个涵盖“物质”、“精神”及其结合

物“制度”在内的广义概念，有着特定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人是万物之灵长，对于文化的变迁尤其是它的兴衰更替，总是免不了思绪缤纷，并将之形诸笔墨。

1、乡愁语境的产生

去国离乡，或许还有归还之日，而时间和文化的丧失，则是不可更改无法追回的，因而文化乡愁较之空间乡愁更为凝重深沉。任何一种原创性的文化承担，在面对一种异文化、一个文化他者的时候，很容易泛起一种自身的文化乡愁，而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在当今世界迅速扩张的现实，更是加剧了文化乡愁的泛起，使文化乡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为对民族文化自我强化和自我塑造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实际上渗透着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强烈的家园意识、回归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和回归情结，是通过对现实困境的反抗和对传统文化的感伤而凸现的。

由文化乡愁而引发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人类生存境况危机，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已成为一种世纪性的精神病魔。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将乡土文学定义为不单是文学主题而且是作家心性发露，同样作为乡土文学的纵深，“文化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而且反映出一个群体的心理状态。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稍有历史感和社会感的作家，面对着传统文化的分崩离析，感受着辉煌岁月的黯淡消隐，普遍都怀着一种不可排遣的文化乡愁。作为出色的现代主义作家，白先勇和福克纳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由旧制度旧文化的丧失和新价值体系的混乱引发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对现代文明的审视中，达到对民族文化忧患的叩问，对遥远的文化传统的追溯。

2、从对象和主题中体现乡愁的语境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和《纽约客》，分别描写流落至台湾的大陆出身者和寓居美国的中国人，时光的“丧失感”和文化的“无根感”是两个系列的关键词。“纽约客”系列开始较早，但却包括了直至八十年代的作品；与此相比，“台北人”系列则限定为65年至71年间的创作，主题的集中性更高。而“纽约客”系列由于写的是身处美国的中国人，因而不直接受台湾状况的限制，得以广阔地反映包括台湾与大陆在内的中华文明圈的精神认同危机，而“台北人”系列却不得不限定在大陆出身负荷着往时记忆在台湾艰难挣扎的60-70年代。基于这一原因，不妨认为相对于“台北人”系列引发的对乡愁问题的多层面思考，“纽约客”系列则凸显了中国人在异国文化冲击下产生文化无根感这一同一性问题。两部作品的卷首语就涵盖了两个系列的主题。《台北人》卷首所题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准确传达出在战乱中流落台湾的大陆人的今昔之感、故国之思，集中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浸透着一种穷途末路的“王谢子弟”的绝望感。而《纽约客》卷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则与客居纽约的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与异国文化的夹缝中寻求价值重估而终至自我迷失的生存境遇相通。白先勇曾坦言自己受着一种“文化乡愁”的神秘控制：“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而是……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2]他没有用直白的语言把自己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寻找写成一首诗，而是把强烈的文化乡愁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潜藏于作品之中。读者能从他的小说背后读出这个世界失落了一首真正的诗，诗里有着民族的青春，历史的骄傲，人种的尊严，诉说着遥远的梦想，殷切的思念，悲怆的祭奠。浓浓的乡愁，渗透于每篇作品，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这种乡愁恢弘深厚，气势夺人，凝结成具有独特魅力的美学品格。

威廉·福克纳作为南北战争之后南方文艺复兴的旗手和南方文学的精神领袖，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继承了南方的浪漫主义传统，在艰难的文学探索之后转向故乡那一片“邮票般大小的土地”，创作出围绕南方世家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展开的，展现二百年来南方社会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和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种种弊病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福克纳看到美好横糟践踏，南方曾有过的传统和秩序，已被战败的事实摧毁殆尽，他看到追求艺术的世界和现代生活的荒原交错在一起，他也看到在新的颓废时尚下有必要创造出一种救赎的风格。因此，当他由诗歌转向小说创作时，南方历史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