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色

几千年的文明，几千年的传统，酿就生生不息的法律传统。纵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地域特色不言而喻。

首先，统治权至上的人治法律传统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特色痕迹深明。从夏商周开始，至于清代终了，每一项成文法律的颁布都需要最高统治者的授意而或许可。虽然许多法律的渊源是习惯，成文法律规范也是由不成文的习惯法发展而来，但承继下来的习惯法，无一例外有着共同的直接条件：被统治者所许可。不许可的都被废除或更改，如奴隶制五刑在封建统治者德主刑辅，宽刑慎罚的思想下改为封建五刑，又如嫡长子世袭制在封建统治者认知其弊端之后逐渐有所动摇，才有唐太宗，雍正等皇帝。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统治权，是指对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也就是说，如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局面兴盛，实效的法律制定权掌握在各节度使手上，他们就是对各自领域统治权的拥有者。

其次，外儒内法，辅之以道的治国思想深刻影响着法制传统。这种思想使我们的法律制定整体上偏向于以儒学原则为基本原则，在制定法律中遵循儒家精神，如汉代以来长期有其身影的“亲亲得相首匿”；汉代的“春秋决狱”以至唐代“德礼为治国之本，刑罚为治世之用”，遂之把“失礼之禁，著在刑书”，进而影响以后的代代法律，甚至于今日。同时，道家的身影也屡现其中，如汉隋唐等许多朝代在初期“宽徭薄赋，简刑慎法”，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

再次，从德治简法到严刑峻法，随社会存在本身对时代的顺应性而改变。从周朝的“以德配天”开始，到宋以前，都有“德”的印记，如汉代的德主刑辅，唐代的德礼为治国之本。从宋代“立法贵乎中”开始，法律开始向严厉过渡，至明清，严刑峻法盛行，特别是在刑法上，已达到病态的程度，以明为突出。这种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问题，当相互适应的时候，呈现相互融洽的局面，自然不需要严法治国，正如所言“乱世方用重典”，至于封建社会末期，生产关系已经完全不适应生产力的需求，社会矛盾严重，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的统治，自然而然的走上了违民意，重法典的道路。

最后，在民商立法上，突出重农抑商的特色。从成因上看，首先，与中国的地域特色是分不开的，如果中国处于荒漠或其他什么自然条件不佳的地域，是不可能实行的。正因为处于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的中华大地，从形成了中国的农业文明，进而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体系。其次，思想上形成并传承重农抑商的思想，使此地域的中华民族养成习惯，又缺乏否定的需求性条件，进而根深蒂固地承继。最后，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对于重农抑商的承继，在前期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使这种制度的正确性被统治者所确信，进而形成不可置疑的状态。从意义上看，这种承继并不是从始至终的错误，在奴隶、封建生产方式，适应社会生产力需求的情况下，这种制度是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但其发展所带来的固性思维，却也确实使中国在近代社会中落伍。

千年的文明，千年的法制，而今依旧在我们的社会中若影若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以为的常识，然而，真正的实践却还需要我们去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