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碰撞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之争

摘要：在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迫切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

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过程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关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本文正是围绕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关于现代性之争，并探讨超越争论寻求新的道路的可能。

关键字：哈贝马斯利奥塔现代性元叙事

前言

有社会学家曾经高度概括，社会学理论就是关于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理论与学说。1“现代性”是一个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科学领域所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倍受关注，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广泛批判，因而成为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争论交锋的核心问题。

自韦伯以来，社会学界对于现代性的研究，普遍是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启蒙运动用理性替代上帝，以人的统治替代了上帝的统治，作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理性成为人们判定一切存在合理性的最高标准。然而时过境迁，曾经高高在上，看似不可亵渎与逾越的理性也受到了来自时代浪潮的反思与重新审视。现代性是否真的存在？是否还有价值？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耗尽了它的潜力，走向了末日？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个幽灵，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围绕着“现代性”这一核心问题，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其中，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间的论战较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了当代社会科学界——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学单个学科内——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合理性等问题上的冲突与摇摆。

一、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现代性概念的分歧

从18世纪开始，人们相信，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人类可以摆脱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借助理性、科学、道德和民主实现主体的解放和人类关系的和解，因而现代性理想成为一种觉醒的时代意识，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人的主体的自由为标志。在现代性这一时代意识的推动下，科学和文化日益摆脱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束缚，把目光从超验的上帝移向自然界和现实社

1文军，《社会理论结构的当代转向》，2004年

2 刘象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2007年

会，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使人们获得自我意识的自由；道德和价值日益摆脱地域、种族、语言和宗教团体的束缚而获得理性论证和反思的能力，理性论证的普遍道德和法律日益成为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从而使人获得自我决定的自由；随着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和宗教来世意识的削弱，个人日益把个性化作为人生理想，并根据这一理想筹划自己的生活，自我实现成了人的追求。

哈贝马斯指出，在此时代，“其中原有的模式和规范都已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与规范……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自我实现的自由。”3正是这一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成为支配二百年来整个世界的各种进步与解放事业的精神动力的源泉。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新的时代意识”，一个标志着时代特质的叙事范式，用以描述社会的某一种类型、模式或阶段。它的核心内涵就是“理性化”，即把现代社会的独特品质理解为理性，而这个理性品质上应该是完整而齐全的。

与哈贝马斯不同，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则把“元叙事”看作是现代性的标志，把“后现代”界定为“不相信元叙事”。像哈贝马斯一样，利奥塔也认为，“现代”与“后现代”并不是时间上的概念，因而不应在时间分期意义上来理解“现代”与“后现代”，它们并不表示某个时期，而只是标示着一种“状态”。

利奥塔认为，在元叙事或大叙事体系里存在着一种形而上学的成分，依靠大叙事的合法化功能，即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或形而上学理念赋予某种叙事样式对于其他小叙事的霸权，从而拥有使小叙事摆脱合法化丧失之危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4这类形而上学的理念是一种关涉到未来所要实现的目的，包括自由、启蒙、人类解放等等。利奥塔认为，它们之所以被看作拥有合法化的价值，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普遍适用的、对人类有着指导意义的，它们赋予了现代性特有的形式——“从事于某项由理念所引导的事业”。

由于现代性是由“元叙事”所指导，由它赋予合法性的，因此利奥塔分析认为，在高科技社会条件下，随着元叙事本身发生信任危机并走向衰落，现代性也产生了合法化丧失的问题，甚至导致整个现代性事业的毁灭。利奥塔指出，合法化的丧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方面看，就现实状况而言，它并未给人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或者更多的公平分配的财富。相反，它加重了人们对技术科学的发展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后果、能否使人类社会稳定的忧虑，这种忧虑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因此这实际上是在瓦解着现代性的理念、理想，破坏着现代性。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已经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利奥塔一再强调，后现代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视野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5这种“重写”意味着从科学、文学、艺术到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社会与文化境遇中的“游戏规则的改变”。

应当说，利奥塔的这一提法是意义深远的，它意味着人类应当重新探讨从科学认知、叙事话语到社会规范的一系列相关规则的转换与确认问题，或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就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转变问题。作为对照，利奥塔列举了

3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何园园，《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现代性理论之比较》，理论与现代化，2012

5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