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清谈之风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专门记载魏晋时期士人生活风貌的重要史料，其对魏晋清谈有着详细丰富的记录。通过对《世说新语》中关于清谈活动开展情况的梳理与分析，将有助于还原清谈的发展及演变，认清“魏晋风度”的内涵。

关键词：《世说新语》；清谈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魏晋风度大致包括清谈之风、服药之风和嗜酒之风等三方面的内容。本文试以《世说新语》一书所提供的相关记载，对魏晋时期的“清谈”情况展开论述，以期对此有一初步之了解。

1 魏晋士人的清谈活动

魏晋时期的清谈活动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无论是身居高位的丞相、吏部尚书，还是刚刚步入仕途官场的无名之辈；无论是道家代表的何晏、王弼，还是佛教人士支道林等，无不十分热衷于清谈。为了清谈，卫?d可以不顾身体羸弱，以致“病笃”“不起”，清谈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清谈与魏晋玄学有着紧密关系。清谈名士们以《周易》、《老子》、《庄子》“三玄”为理论基础，热衷于对宇宙本体等超越性问题的玄远之谈，可以说，魏晋玄学主要是以清谈这种形式展开的。如关于声无哀乐、养生、言意之辨等问题的讨论不仅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清谈的主要话题。

另外，清谈与当时名士对“名”的态度也是紧密相关的。尽管清谈在原有品评人物方面的意义已经逐渐淡化，但在无形之中，清谈本身却正在逐渐演变成为士人获取名望、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如《世说新语》文学篇第五十三则就讲到，东晋官至司空长史的张凭当初虽为孝廉，但依旧不能为当时名士所接纳，唯有通过清谈集会上“言约旨远”、“畅彼我之怀”的表现，才最终被举荐为“太常博士”。另外，尚未弱冠的王弼也是在与吏部尚书何晏等人的清谈之中方崭露头角而为世人所知，才步入名士之列的。可见，在“尚玄谈”的世风影响之下，“善清言”不仅是跻身于名士行列的一条终南捷径，同时更是士人必备的一项基本才能。

2 清谈与玄学的偏离

裴徽曾以“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问王弼，王弼则以“圣人体无”，“老庄未免有”作答。但随着清谈与“名”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清谈也开始与玄学发生了偏离，西晋之后的清谈中已经很难找到上述这种标准的玄学式回答，多数都演变为口舌之争，缺少了辨名析理的说服力。如：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可见，此时的清谈往往沦为“穿卿鼻”、“穿卿颊”，成为士人“相苦”争名的工具，至于其中“理之所在”已经不再受到关注，这种缺乏了深刻理论思考的清谈，自然是不能与当初何晏、王弼等人的辨名析理相提并论的，更无法再从这样的论辩之中发掘出如“有无之辩”、“言意之辨”等玄学问题的理论解释。

随着对“名”的过度追求，清谈开始丧失原有在理论上的建树，特别是到了东晋，清谈名士为满足好胜之心往往彼此相互攻讦。同时，名士也大多不务实际，只会“善于清谈而不长于手笔”，“纯粹以挥麈谈玄标榜风流，宅心事外，不营物务。”而东晋士人之所以较前代更为热衷清谈，想必是与当时士人强烈的思旧、自卑心理有关的。如王导作为东晋政权的奠基者，同时也是此时清谈的领军人物，面对无奈的偏安局面，其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正始之音。偏安江左的政治局面以及由此形成的偏安心态，使得南渡士人在对前代的生活方式进行沿袭

的过程带有了强烈的心理需求，东晋士人对自身的文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自信，因此在文化取向总是试图通过效仿前代以营造自身文化的优越感，从而弥补因政治、军事上的衰弱所带来的自卑心理。

3 清谈之评价

关于魏晋清谈的评价问题，历来莫衷一是，《晋书》载：

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不可至今日。”

另《世说新语》亦有当时士人对于清谈的反思：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诚。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可见，魏晋之际，清谈“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弊端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时士人的关注，至于后代则更是逐渐形成了“清谈误国”的历史定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指出：“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特别是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明确以“亡天下”归罪于清谈，面对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政治局面，对清谈做出如此评价虽在情理之中，但显然是不够客观，也不全面的。

清谈作为魏晋玄学的一种重要探讨形式，不仅是魏晋士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也是魏晋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尽管清谈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地逐渐走向没落，失去了原有的生机与活力，但是对清谈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后期消极层面上，而是关涉到清谈的起源、发展、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对于清谈的历史评价，固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总是不能忽视了魏晋特殊的时代背景，脱离了玄学泛泛而谈想必是不够理性明智的。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19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4]《世说新语笺疏》，198页

[5]《世说新语研究》，120页

[6]房玄龄：《晋书》第四册，1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7]《世说新语笺疏》，115页

作者简介

邹庆超（1986-），男，吉林磐石人，汉，助教，硕士研究生。哲学硕士，武警警官学院人文社科系哲学教研室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