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新史学 讲义

梁启超与“新史学”
一、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早年就学于广州学海堂,1889年(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中举人第八名。

次年,结识康有为,执业为弟子,研究新学,宣传变法。

戊戌政变后,政治思想日趋保守。

他对于西学有广泛的涉猎,宣传阐释,不遗余力,是本世纪初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

史学是其所长,影响亦最大。

二、梁启超的史学著作也与中国的大事息息相关：
1898年，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主持“戊戌变法”，随后失败。

——随后撰写《戊戌政变记》；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梁启超撰写《李鸿章》传，又撰写《南海康先生传》，并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同年撰写《欧洲战役史论》；
在一战以后，中国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又发表一些史学著作：
1921，《清代学术概论》
1921—1922年《历史研究法》
1923，《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几个问题》
1927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三、时代背景
1、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不言而喻，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遭到外族入侵，国家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2、自1898年严复发表《天演论》以来，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以及其
他史学思想的传入，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一些内容。

四、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
梁启超认为近代以民众的“国家思想”之所以薄弱，是因为中国传统史籍未能发挥其作用，因而首先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传统史籍的四个弊端：
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他认为，二十四史虽然名为史，其实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一部史书是为了国民而作。

2、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中国传统史籍都是以纪传为主的，这是以单个的人物作为主体，这些作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而不知道把这些人物放到整个时代背景之中，使他们“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为时代之代表”。

更不用说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了。

3、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中国古代不重视当代史的研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

”《资治通鉴》也不过是“亦起战国而终五代”；中国古代基本是下一个朝代来撰写上一朝代之史书。

4、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古代史家不知道“史”也有“精神”，“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理焉”，更不知道寻求其因果相生之例。

作者进而认为，这四个弊端又产生“二病”：
1、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这是从书的内容上来说，他认为“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

”
2、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这是从述作体例上来说的，作者认为，除了司马迁等人有所创新之外，其他人都是沿用其体例，以政治史为主，其它类型的史书就很少了。

这六个弊端，最终使传统史学产生了“三恶果”：
1、难读
2、难别择
3、无感触
作者根据传统史学的这些弊端，提出了“新史学”应有的内容：
首先认为史学应该以民统为先；
史文褒贬，应该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评价，“宜以团体之善恶功罪为重”，不应该从私人角度分析，更不应该“专奖励一姓家奴走狗”
从纪年的角度，应该用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历（耶稣纪念）或者孔子纪年。

梁启超对于传统史学的弊病进行了分析，其中虽然有一些不太妥当之处，但是梁启超后来不断进行纠正与补充，逐渐形成“新史学”的雏形。

五、梁启超史学思想的义例
1、书事主存真
梁启超最早并且坚持最长的是“存真”，在其史界革命中已经出现。

在1904年，已经开始重视乾嘉朴学“力求真是真非”，治史者应当“勉求忠实，不诬古人”。

1920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亦要求真实。

对于康有为“不惜抹煞证据或曲解证据”进行贬斥，大赞正统朴学重证据崇尚驳难的学风。

若干学者“为学间而学问”的“粹然学者态度”,以为乾嘉诸大师“重客观”“尊归纳”的门径“饶有科学精神”“治学之正轨存焉”。

紧接着他便树起“客观史学”的大旗,试图在“整理国故”的根基上创建梁启超式的科学的史学。

何为梁启超的“客观史学”？
（1）、“为历史而治历史”“以治史本身为目的而不为手段”，摆脱了史以明道、史以经世的恶习。

（2）、“求真是治史的本旨”、以求得真相、认识客观存在为宗旨。

（3）、“持鉴空平衡的态度”，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个人爱憎、民族偏好等），
治思想史的，要摒弃宗派门户之见。

从治史程序上说，史家应该从“极忠实”史料开始；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考辨，务求精准。

梁启超认为，一方面，近百年欧美史学的进步，与用科学的方法审查史料有关；另一方面，史料不充分或者不确定就没办法来讲历史。

不管是旧史学还是新史学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因此，梁启超极重视史料真伪的考辨，但并不是说伪书就没用。

顾颉刚的“间接史料”就来源于此。

提倡“新考证学”。

但不能只是集中在史料的搜集考证上，在“极忠实”史料之后，尚需“极忠实”于史事的营造与叙述。

这就是史家要“鉴空平衡”的“忠实”叙述“为史家第一道德”。

史家在有史德的基础之上，还需要系统的方法保证其实现：《研究法》是史料层次的方法；《补编》则是重视人类专史造作的法门。

《古书真伪》则专门讲求古籍史料的辨伪方法。

其他的如量化的方法（在第三点有讲到）
2、治史尚整全
史界的终极目标，在写出一综述人类各层面赓续活动的全史。

在空间上力求其遍，在时间上力求其通，在内容上力求其整，在对象上力求其全。

如：世界史、通史、全球史。

从这一点上，梁启超批判旧史学的弊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

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

因此，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应该包括政治。

经济、文学、思想等各个方面。

他认为“历史者，无间断者也”。

所以他尚“全”：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

因此他认为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

3、取材求完备
史料与史书一样，也应该尚全，梁启超扩大史料的范围，看重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各家文集也是史料。

在“寻常百姓的故纸堆里”，“往往可以得极真贵的史料”。

注重对于方志的研究。

注重外国人对于地方志的记载；石刻史料也很重要。

4、述史贵活动
有四层含义：
（1）、史为“有生命”之物，至变而又至动；
（2）、史著应为往事活态之再现
（3）、史家能事在活化僵迹
（4）、史籍宜为活人而作，非为死人而写。

首先，第四点最容易去理解，梁启超在批判旧史家中已经提出“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史学著作应为“今世之人”而作，以为“经世之用”，为生人、为今人、为后人而作，这是“史界革命”的首要之义。

从而强调命中的作用，他指出史籍应“为社会一般人而作”，“以为现代人一般活动之资鉴”。

解析兼因缘
梁启超认为，重视因果关系的寻求，这是新史学的首要特征。

“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
——《中国史序论》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

”至于“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究竟有什么“原理”与“消息”,更是茫然无知,亦不予理会。

——《新史学》而关于因果对于史学的重要性，梁启超也进行了解释。

（1）、首先，历史的延续性要从事情的因果关系中去寻找。

“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化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

”
（2）、其次，史学著作不去探究因果，则不能做到“资鉴”的作用。

史学对后世要有资鉴作用，使人们能够知道事情成功失败的原因，从而做出正确的
选择，即所谓“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而“知耻知惧”,或“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
史书应该有沟通现在、过去、将来的作用。

其次，在因果关系上，梁启超认为，历史界的因果关系应该是
“至复赜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或“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

故“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
果”迥异,其推求因果所用的方法,亦远比后者繁复曲折。

再则,史家的因果分析,
还得“立于‘当时’、‘当地’的观点上。

”
这是梁启超所一直坚持的史学的几点原则。

对后世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梁启超新史学的三个特点：
1、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科际整合门径”的先路。

在《新史学》中已经提出来。

他认为在旧史学中之所以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他认为每一门学科都与历史学有着一定的关系。

都能作为治史者的凭借。

2、用各种学理作历史解析的纲领，引用各种公理公例做推论和解说的凭借，无意中为各种决定论渗入史学领地开了方便之门。

梁启超运用“群学公例”，从地缘学说和经济学原理以及社会学者的眼光来观察和解说历史，但并不去分析历史。

进化论的观点来进行历史论说，引用康有为的“三世进
化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及斯宾塞群学原理①，他认为，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

对待考古方面，则大力支持考古学的发展，
“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以前之史，绝不为过”
“把孔子及孔子子孙的坟统统打开”
他甚至希望“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开设考古专科”
对于地缘论，“通其一万事毕之乐”。

注重地缘与文明生长与历史演化的关系。

他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心。

”他认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一如肉体之于精神。

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

”他认为从气候上看，温带要好于热带和寒带
从地形上看，沿海和河谷地带最好，其次才是平原、高原
他认为，天然景物“过于伟大”而“使人生恐怖之念”，就有利于宗教迷信的发展；
天然景物比较“中和”，则“使人与神之距离近”，有利于科学和艺术；“寒带之民，长于战争”。

“历史地理之公例”
在这些因素中，河流对于文明影响最大
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他认为“地理只是重要之主因”，“尽人力则足以制自然”，“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

其次，梁启超从经济学的眼光来解释历史。

①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他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都是从这种类比出发和展开的。

他在C.R.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前7年就提出了社会进化思想，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但仍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并将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原则移植到社会理论中。

认为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进而认为进化是一种自然过程，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应人为地干涉，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也反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灭国新论》认为资本与枪炮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如果输入外资不得其法，对于社会各阶层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最后“虽国权亦不能保”。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阐述了生计兴衰与“国种存灭之关系”，某人国家者，不可不知生计学。

列强之所以向亚洲和非洲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是因为这些地区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市场。

《外资输入问题》中指出，外资进入中国将导致三大恶果：
（1）、贫富悬殊、中外对立。

最少数富裕阶层是外国人，而中国人将是大多数贫困阶层
（2）、外国资本的大量入侵，对于中国少且分散的资本造成很大的冲击，不久之后就会被淘汰。

（3）、外资将控制中国大城市里面最有价值的土地。

最终导致形两大阶级：资本家和劳动者，资本家是外国人，劳动者则为中国人。

梁启超虽然将各种理论带入史学，但并不意味着教条，他喜欢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

教导治史者应该“同中观异、异中观同”。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各国宪政异同论》其目的除通过比较来寻找是如何变迁的，来了解今天的现状，其后目的则为“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
在学术方面就更为重要了，能够客观的认识中外学术。

所以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认为中国思想史方面的长处：国家思想发达、生计问题昌明、世界主义光大、流派繁多、影响广远。

缺点：论理思想缺乏、物理实学罕见、无抗论别择之风、门户主奴之见太深、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师法家数之太严。

3、肯定方法学的重要性，讲求方法学和倡导历史统计法的广泛使用。

（计量史学）
针对上述梁启超关注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因此，在史学领域梁启超力倡“统计的研究法”，“拿数目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记迹”，一共包括三步：
第一步，博搜可以量化的“抽象史料”，制成统计表。

第二步，据各种统计结果作比较考察，以求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事务的平均状况”，这是研究历史的一种好方法。

“欲知历史真相，绝不能单看台面上的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

最重要的是看出整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而“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须“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

就得使用“博搜比较”的统计方法。

他认为，“许多事实，并不必从个人有意的动作看出来”。

预知“无意识的动作”所反映的普遍事实，也非得用统计方法不可。

中国文献保留了大量的可量化史料。

清代朴学家，使用西方的“默证法”。

他认为，以统计方法治史，不但远承数千年的史学传统，近接西方的科学新潮，而且是史家寻求人类社会“共相”和“共业”的“绝门妙法”。

七、参考书目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