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三次陈情 及政治抱负

杜甫的三次陈情及政治抱负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杜甫向唐玄宗进献的三次陈情表，“自己虽然相当得意”，以为可与司马相如及扬雄媲美，“其实并不那么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恶札”。这里，我们先说说所谓三次陈情表的进献时间。郭沫若先生认为杜甫所献分别是天宝九载（750年）的《雕赋》、天宝十载（751年）的《三大礼赋》和天宝十三载（754年）的《封西岳赋》。[1]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杜甫年谱》持论与此相同，但均与《杜工部集》（清钱谦益笺注）所载不符。笔者赞同肖涤非先生、郑庆笃先生在《杜甫》一文（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中的观点，即杜甫在困守长安时期（746年―755年）对玄宗皇帝的三次陈情表，分别是在天宝十载（751年）正月所写的三篇《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杜工部集?进三大礼赋表》记此三赋进献时间为“天宝十三年”），在天宝十三载（754年）连续进献的《封西岳赋》、《雕赋》（《杜工部集》记为“天宝三载”）。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批评杜甫说，他“在《登慈恩寺塔》中能够讽刺唐玄宗的荒宴，在《丽人行》中能够揭露了杨家姊妹兄弟的豪奢”，却在《封西岳赋》中“低

首下心、卑躬屈节、奉承权贵，实在出人意外”[2]！郭沫若先生此论，似乎过于偏激。

我们翻检杜甫存世的诗文，其实都应感觉到：杜甫确实是“以道自任”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诚如郭沫若先生自己曾经认识到的：“他对于人民的灾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尽管自己多么困苦，他是踏踏实实地在忧国忧民”[3]。

杜甫自幼好学，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至十四五岁时已崭露头角，为文坛所推重：“斯文崔魏徒（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以我似班扬。”（《壮游》）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时年24岁的杜甫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落榜。天宝六载（747年），杜甫在长安第二次应试，为“制举”。可是在“忌刻文士”的奸相李林甫操纵下，此次由唐玄宗诏令举行的全国举人赴京统考，竟“无一中程者”，而李林甫却上表称“野无留才”（《新唐书?李林甫列传》）。杜甫在四五年后写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诗里追忆此事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其愤懑抑郁之情溢于言表，但报效国家之志却一如既往。天宝七载（748年），杜甫在屡遭碰壁，历尽酸辛后所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这样说：

纨?F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

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唐玄宗举行郊庙之礼。杜甫趁机毛遂自荐，写了三篇《大礼赋》投延恩匦。其《进三大礼赋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糜鹿同鲜而处，浪迹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对此，有学者认为，杜甫献赋本意其实是进谏“劝玄宗去淫祀，却贡献，以归于淳朴之治”

[4]。当时玄宗大概比较欣赏杜甫的胆识，“使其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5]。不过，这一待就是三年，玄宗并未给他

一官半职。天宝十三载（754年），杜甫又接连进《封西岳赋》与《雕赋》，向天子再表心迹。纵览两赋表文，杜甫虽做出一副折腰乞怜状，但却以英雄自居，暗示天子不要使明珠暗投，良驹役犁，天子憾遗股肱之臣，国家徒失栋梁之才。而他的折腰乞怜，也完全可以理解（谈不上什么“出人意外”）；因为他当时实在已届不惑之年，眼看为国效力的青春韶华白白流逝而心急如焚，甚至已至椎心泣血的程度。只是玄宗并不着急，直至一年后即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才封他一个河西县（治今陕西合阳县夏阳村）县尉的芝麻官儿，后又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仍是一个正八品以下的小官（管兵甲器仗及门禁锁钥）。而此时杜甫已在长安困守达七年之久。这真令他哭笑不得。他在《官定后戏赠》一诗里自嘲说：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里说：“杜甫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总想一鸣惊人，一举而鹏程九万里。但这种希望，他一辈子也没有达到。”[6]这当然是杜甫个人的悲剧，但是否也就是时代的悲剧，则不好妄断。因为当时朝中虽有奸人为相（如李林甫、杨国忠），妒忌、抑制人才，但从总体上

看，唐太宗以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及人才政策还是没有大的违背，否则便不会有开元盛世的出现了。再说杜甫虽胸怀大志，但是否便果真就有张说、张九龄那般出将入相的经略之才，却不得而知。或许还是像郭沫若先生所认识的那样吧：“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7]不过有一点则是十分明确的：即有唐一代，尤其是初唐、盛唐时期，文人―诗人几乎都将入仕为官当作报效国家的惟一途径。因为儒家的传统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如《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潮流使然，也就难怪包括杜甫在内的千千万读书人（无论是否具有政治家气质）都要削尖脑袋朝仕途上奔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对此也有过解释：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C落，白首甘契阔。

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年廊庙具，构厦岂云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