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研究

法国汉学发展史概述

法国汉学发展史概述

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此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法国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

□张桂琴

法国是一个重视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国家。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很早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把汉学视作一门“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感召下，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对科学的热爱以及其学术的追求，法国的汉学研究逐步从个人自发的兴趣发展为专业、规范的学科，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典范。

法国汉学的肇始：
感受中国文化魅力

早在17世纪，得益于法国海上贸易的发展，一些憧憬、向往东方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编写了许多学习汉语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科学基础。如第一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的《西儒耳目资》，是一部分析汉语语音的韵书。该书成为后来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们所拟定拼音方案的典范。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关注，于1687年7月23日派遣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使得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团人数最多。他们几乎都博学多才, 对汉语认知程度相当高，在推进汉语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这个阶段对西方汉学影响最大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有许多重要的著述或译著，其中《诗经》选译和《赵氏孤儿》节译文字在法国产生了较大反响。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堪称传世力作，其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语法、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
来华耶稣会士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中国的文献，在经过法国本土耶稣会士和学者的再整理和再传播后才在欧洲真正发挥影响。法国汉学史上的先驱人物傅尔蒙是欧洲学者中最早对汉字214 部体例进行完整介绍的法国汉学家。他先后在1738 年和1742 年出版了两部拉丁文版汉语研究的力作《中文沉思》和《中国文典》。这位法国学者拥有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所能拥有的几乎全部有关中国的知识。
由法国耶稣会士们传到法国的中国文化在法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正处于“旧文化废新文化兴”时期的法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热”浪潮。18世纪的法国汉学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法国作为欧

洲汉学中心的地位。

开讲座、设教席

1814 年12 月11 日，法国学术界地位崇高的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汉学讲座——“汉语与鞑靼——满语和文学讲座”。雷缪萨是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教授，发表了阐述汉语字典编撰纲要的论文，称得上是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缪萨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以1822年出版的《汉文启蒙》为代表。该著作体现了19世纪早期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准。随着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汉学研究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之后，英、俄、美等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
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立了近代汉语讲席，主持该讲席的第一位教授是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大巴赞。他将中国的戏剧文学作品《窦娥冤》、《汉宫秋》、《琵琶行》等翻译成法语，向法国人传递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信息。该院除开设汉语课程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哲学、美学等课程。
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此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法国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

大师辈出、领域宽广

到20世纪初，法国涌现出一些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大师，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汉学著作呈现多样化。沙畹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学大师，他翻译的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深受学术界的肯定和推崇。他以人文科学的新方法来开辟西方汉学新途径。此外，他还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是他的门下。在沙畹去世（1918）后，他的三个弟子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成为汉学研究的杰出学者。葛兰言是研究中国上古时代原始宗教思想的专家，其最为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学研究著作是《中国古代歌谣与节日》（1911）、《中国人的宗教》（1922）和《中国文明》（1929）。马伯乐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1927年出版了他唯一的著作《古代中国》。伯希和曾于1908年找到一大批敦煌文献运回河内，其后转运至法国。此批文献促使了法国敦煌学的蓬勃发展，也使法国在该领域中一直走在世界前沿。1921年他被选为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院士，是作为汉学家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了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

齐驱的地位。有人说：“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
这一时期，法国汉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除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外，法国学者对有关中国的考古学、社会学、敦煌学、天文学、民俗学，以及宗教、思想、经济等领域都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研究，有些学科如考古学和敦煌学还属首创。

由衰微而复苏：
全方位挖掘透视汉学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位有影响的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先后谢世，给处于鼎盛状态的法国汉学造成了巨大损失，加之二战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法国的汉学研究日见衰微。保罗·戴密微打破了法国汉学界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戴密微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和文学等地道的中国史料。1962年，他领导翻译、编辑并出版了《中国古典诗选》。他以丰富的汉学知识和坚强的意志，力排万难，为法国汉学在战后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独特的外交政策以及戴高乐时期的对华政策为法国汉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法国一批由老一辈汉学家培养起来的传统汉学工作者正处于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保持了法国传统汉学研究的优势。其中以谢和耐的成就最大。谢和耐师承戴密微，任亚洲学院院长，1975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的讲座。他写过许多专著和论文，其中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与基督教》两部著作获得国际汉学界的好评。与此同时，二战后有一批研究人员指出不仅要研究古代中国，还应注意研究近现代和当代中国。法国新一代的汉学家充满了当代意识，这种意识使汉学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实用性，他们更关心中国近现代的研究。这一时期汉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从古到今，从单一到多元，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拓展。
法国汉学研究发展史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和魅力，也体现了法国汉学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汉学的浓郁情结。他们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全方位透视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集中于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许多精品成果，创出了不俗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科技与文化的日益发展，加上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当代学术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法国的汉学研究队伍将越来越壮大，人员的专业水准越来越高，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化和科学化，汉学研究将呈现新的气象和态势。法国的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这两种研究模式将齐头并进，共同打造一个更加辉煌的汉学

研究殿堂。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