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讲抗战文艺运动和解放区文艺运动

第十七讲抗战文艺运动和解放区文艺运动

教学重点：抗战文艺运动；解放区文艺运动

教学难点：解放区文艺运动意义

教学时间：6学时

一、抗战文艺运动

（一）抗战文艺运动的背景和发生

1、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极具变化的政治形势，文学随之改变了原有发展的轨道，反映时代感、使命感。

2、1936年前后已经形成全国范围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个口号的论争”与文艺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负责“左联”工作的周扬在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于年底宣布“左联”自动解散，并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所属的阶层，他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推动了抗日救亡文学运动的蓬勃开展。随后又有“国防戏剧”、“国防诗歌”等口号的提出。不过由于这一口号本身的含混及解释者赋予它的缺陷，如除了“国防文学”之外，就是“汉奸文学”，仍沿袭了早期“左联”文学工作者简单的二值逻辑；同时也忽视了统一战线里“谁统一谁”的问题，因而鲁迅和刚被党中央从陕北派到上海的冯雪峰以及胡风、茅盾等商议后，另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加以补救。口号首先由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中提出。但由于胡风没有解释新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且只字未提“国防文学”，再加上原“左联”一些负责人本来就对胡风有成见，因而引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产生了两个基本上由支持不同口号的成员分别签名的《中国文艺家宣言》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鲁迅在逝世前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将论争背后的宗派主义和个人意气予以曝光，使论争者受到极大震动，论争渐渐平息下来。同年10月，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林语堂、包天笑等21名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全民族抗战文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东北作家群在上一时期开创的抗日救亡文学迅速成为全民族文学的主题，文学运动的中心也迅速转移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其标志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组成了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协”包括了更加广泛的作家。在成立大会

上推选出了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老舍、巴金、朱光潜、张道藩、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老舍为主持日常工作的总务部主任。还先后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贵阳、广州、延安、晋东南、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会。“文协”会刊《抗战文艺》是抗战期间坚持最久的刊物之一。“文协”成立后，首先开展“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鼓励和组织作家、文艺家深入到农村、部队、前线，为神圣的民族抗战服务。1938年4月成立的由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也将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组成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和电影放映队，奔赴各地为广大抗战军民巡回演出。抗日战争的全民性空前强化了新文学与群众的联系。

（二）抗战文艺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1、全国文艺界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最大范围团结了全国广大作家。

2、把文学的宣传、战斗功能提高到空前的地位，调动一切文学的手段为抗战服务。“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1）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文艺不再是少数文人和文化人自赏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

（2）文学形式：街头诗、街头剧、大型报告文学，特定形势下出现，尤其诗歌起到巨大作用。

3、出现了众多的文学中心，多种区域文学格局的形成，在地域上扩大了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影响。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政治军事形势上，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为解放区）、上海的外国租界区和日寇占领下的沦陷区等多元区域格局。相应各个区域的文学由于不同的政治环境及其面临的不同的任务要求，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

国统区文学逐渐从抗战初期的狂热、燥动中冷静下来，对现实中阻碍抗战与改革的不良现象的讽刺与批判，对民族性格与文化的剖析与沉思，对知识分子自身道路的反省逐渐高涨起来，并成为抗战文学的主要倾向。

抗日根据地文学运动在共产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始向“工农兵方向”大步前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强化了左翼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文学成为整个革命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在对新文学的改造中促进了民间文艺传统的复兴。

上海的外国租界是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后剩下的一个相对平稳的地区，一些进步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一特殊环境，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文艺活

动，直至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外国租界全部沦陷，才告结束。史称这一文学为“孤岛文学”。孤岛文学的主要活动有：对“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等汉奸文学的批判；出版《杂文丛刊》、《鲁迅风》等杂文报刊；创作与演出了大量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历史剧，如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阿英的《明末遗恨》等。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沦陷区（按地域又有东北、华北、上海沦陷区的分别），既有日伪直接导演的汉奸文学，也有人民的爱国文学。一些未撤离的地下文艺工作者则利用各种形式与日伪斗争，但因环境险恶，除陆蠡的《囚绿记》、师陀和钱钟书的一些小说外，尚无更好的收获。不过由于通俗文学的繁荣，也涌现了像张爱玲、苏青等出入于“雅”/“俗”之间的一批有成就的作家。

（三）抗战文学的论争与抗战文学的深化

“暴露与讽刺”的讨论。讨论是由1938年4月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引起的。由于小说以讽刺的手法揭露了抗战阵营中的弊端，同时被日本《改造》杂志转载时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恶意攻击，因而有人撰文认为抗战文艺应该以歌颂光明为主，以增强国人的抗战决心，不宜暴露和讽刺黑暗，“减自己威风，展他人志气”。另一些人则认为真正进步的民族决不讳言自己的弱点，敢于暴露并戳穿自己的毒疮，恰恰说明我们民族的健康与进步。经过论争，双方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抗战文学既应该表现新时代曙光的典型人物，也应该“写新的黑暗”，而“消灭这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便是…争取‟最后胜利之首要第一的条件”。这样这场论争就促使了抗战文学从初期表面的亢奋中沉静下来，转入了全面、真实、深刻的反思民族历史、反映社会现实的新方向。

抗战文学题材和方法的探讨。在抗战文学的热潮中，一些作家急于歌颂伟大的民族战争，也制作了不少根据道听途说随意点染和空喊口号的“急就章”。虽然一些优秀作家和批评家，如茅盾和周扬曾指出过这种概念化的倾向，但并未引起作家普遍的注意。梁实秋1938年12月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也批评了这种“抗战八股”倾向，并指出除了描写与抗战有关的题材外，也可以写“与抗战无关的”的题材。稍后施蛰存也在《文学之贫困》（1942）中相附和。虽然这些意见对于改变文学题材单一化，创作概念化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毕竟冲淡了抗战文学的主题，以及历史的积怨，因而遭到抗战文艺界主流的严辞反击，甚至连抗战文艺的一些缺点也加以偏激地袒护，如认为“抗战八股，也还有它的用处”。沈从文则在《一般或特殊》（1939）、《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等文中对文艺中仍然存在的“虚伪”、“浮夸”现象加以了剖析，认为这是由于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所导致的，而作家只有加强自身修养，素朴诚恳，